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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中翰 中星微电子公司董事长
采访手记：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IT业迅猛起步，无数年轻人在比尔。盖茨《未来之路》的感召下，积极投身计算机领域。那时我们国内的电脑行业绝大多数都是运用进口配件进行组装，对于涉及电脑核心的技术，特别是芯片，有一种遥不可及的神往，对美国硅谷更是有一种高山仰止的崇拜。此时，改革开放初期到美国留学的一批高科技尖端人才已经开始在硅谷创业。本文的主人公邓中翰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上世纪80年代末，邓中翰从中国科技大学毕业后考入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先后获得了物理学硕士、电子工程学博士、经济管理学硕士学位，成为伯克利建校130年历史上第一位横跨理、工、商三科的学生。
他学习期间便开始创业，在IBM研发中心参与过世界最先进计算机的设计，在硅谷获得风险投资创办了自己的公司，并在短短几年，让公司的市值达到1.5亿美元。
30岁时，邓中翰回国重新创业，带领团队仅用一年多的时间便创造出了中国第一枚全部自主知识产权的芯片，终结了中国无芯的历史。
经历10年努力，“中国芯”已植入了苹果、索尼、三星、戴尔等全球顶尖品牌计算机和手机中，“星光”数字多媒体芯片和“星光移动”手机多媒体芯片全球销量均突破亿枚，使我国集成电路芯片在全球PC图像输入和移动数字多媒体两大重要应用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今年，邓中翰带着最先进的视频芯片处理技术来到天津，在天津滨海新区绘制起了他的又一个宏伟蓝图。
在别人看来，做一切事情对邓中翰来说似乎都那么顺利，但论起他的成功之道，有两个词邓中翰提得最多，那就是勤奋和诚信。他说：“无论是求学还是工作，都要有足够的勤奋。而一个人在社会上成功的保障是责任，经历得越多就越能感到责任的重要。”
童年：充满梦想
“就这么好奇，就这么幻想，期盼长大的童年……”《童年》
“我小时候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科学家。小时候总听少儿广播节目中讲科学知识，天为什么会是蓝的，太阳为什么会是红的，彩虹是怎么产生的等等，听完了脑子里还总想着这些事儿，追着大人问这问那。后来，我有了一套《十万个为什么》，天天抱在手里看，这就是我最初的科学启蒙。”
邓中翰小时候还有一个梦想是当解放军，当空军飞行员。“因为我特别喜欢星空，望着星空会令人充满遐想。”因此，他自幼对航模特别有兴趣，还曾自己做了一个航模参加全国比赛，“我做的航模还飞得挺远的！”
他还很喜欢和小伙伴们比算数，比谁算得快，他总是赢。“后来我在想，我的人生道路与童年的这些事有很大关系，听广播使我对科学产生兴趣，《十万个为什么》使我萌生了浓厚的求知欲，做航模启蒙了我思考和动手能力。那时，天天都在琢磨怎么让自己的飞机飞得更远些，想出个主意就动手去尝试；跟小朋友们比算数，锻炼了计算能力，还树立了我的自信。”
从上学开始，邓中翰的成绩一直都非常优秀。高中毕业，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中国科技大学，真正跨入了探索科学的殿堂。
大学：插上翅膀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我的未来不是梦》
邓中翰在科大学地球和空间科学专业，这是很纯粹的科学探索学科。那时，科大学生的刻苦是出了名的，全国的所谓天才、神童、超长生大都云集科大。天才们凑在一起，就看谁更加勤奋了。当年邓中翰在科大算不上是天才，但是，他足够刻苦，足够勤奋，因此成绩足够优秀。
“我的印象里，在大学期间，娱乐的时间很少，每天都是埋头读书学习。有一天，一位老师在我面前点燃了一盏明灯，那是我们系的胡教授，他在国外做过访问学者，回国之后，他非常支持学生具有活跃和独立思考能力，鼓励我们创新思维。有一次，他教我们电磁学的课程时，我觉得他没有讲透彻，有可探讨的地方，我把想法整理成文稿寄给他。他没有生气，还把我叫到他家里，鼓励我说，这样独立的思考和判断非常好，他鼓励我多搞搞科研，自己主动钻研些课题。”
后来，邓中翰加入黄培华教授的小组做科研。他一边在攻读量子力学课程，一边用量子力学原理研究地质学中的问题。正是因为这种交叉创新，使得邓中翰在20岁的时候，就在中国的科技杂志《科学通报》发表了论文。“这是我当时印象最深的，其实创新产生于交叉的前沿，越年轻的人越敢于突破思维框架，打破框架思维更能够创出结果。”
当年，中国科大是出国留学人数最多的高校之一。当时，科大的学业是五年制，即将结束五年的学业时，邓中翰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赴美国顶尖大学深造的机会，这如同为邓中翰插上了飞翔的翅膀。
伯克利：挑战与创新
“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为了更好的未来拼命努力，争取一种意义非凡的胜利……成功的意义就在超越自己”《和自己赛跑的人》
邓中翰考入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这个迄今为止全球产生诺贝尔奖大师最多的学校。美国人称伯克利是“比黄金更能给人带来光荣和喜悦的大学”。
邓中翰说：“1992年，我怀着无比向往的心情来到了伯克利，一下子就被那里的景色迷住了，真的像在风景画中看到的那样，绿色的山，蓝色的海，清新的空气，以及错落点缀在山谷和山间的建筑。比景色更加迷人的是那些伯克利的精英和大师，以及他们伟大的发现创造。”
“我刚去伯克利时学物理，当时伯克利在物理学获诺贝尔奖的泰斗都还健在，甚至和我们就在一幢房子里，就在一间实验室里工作。我当时一去就在著名的美国国家实验室劳伦斯—伯克利实验室，做基础粒子物理研究。新就任奥巴马政府的能源部长朱棣文就是从劳伦斯—伯克利实验室走出去的。”
“当时作为一个中国学生，刚入学就能进入美国核物理实验室，感到很意外！劳伦斯—伯克利实验室在山上，正好可以看到金门大桥。那段日子不知不觉地提高了自己的追求和要求。”
那时，常常有创业成功的校友回到伯克利作报告，在接触这些杰出人士之后，邓中翰慢慢感到：硅谷的创新总是在挑战人类知识的最前沿，永远处在科学创造的尖端。“我发现不能惧怕任何事情，要敢于触碰尖端，敢于挑战未知，这样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如果在劳伦斯—伯克利实验室这样的地方工作、学习过，就会认为自己也成为了探索世界科技尖端的一分子。在那种环境下，我也要征服巅峰，有所作为。”
于是，邓中翰在伯克利创造了一个传奇：伯克利建校130年来获得横跨理、工、商三科学位的第一人。
攻读物理学硕士学位时，他有了跨学科学习的想法。上世纪90年代，IT技术发展迅猛，并应用到各个领域，IT巨头正在用他们的才智改变着人类的生活和工作方式，构建起世界加速器。这些大公司的缔造者和创业者很多来自伯克利，他们创造奇迹的地方就在比邻伯克利的硅谷。受此感召，邓中翰决定同时攻读伯克利电子工程学专业的博士。然而，即将获得电子学博士学位时，一次日本之行又让邓中翰做出了不可思议的决定，他要同时攻读经济管理学！
伯克利也是世界顶尖的经济学府，拥有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大师。接任朱镕基总理担任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的钱颖一教授就是从伯克利走出来的著名经济学家。
“过去，我的经历都是在科学的摇篮中，那次和我的导师到日本出差作报告，因为回美国签证的缘故，在日本滞留了几天。当时我像突然从校园中进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感受到日本林林总总的商业形式，我突然对整个社会怎么运作，经济怎么运行有了兴趣。感觉自己好像此前一直处在一个封闭的隧道中，前面有一道光，一直在往前走，痴迷于探索某些奥秘，但是你所探索的一切与周边都没有太大的关系，距离现实社会很远，而社会就在身边，你看见它却不懂它，于是我萌生了攻读经济管理学的念头。”
邓中翰开始自学经济学本科的课程。“在那个时候，我一下子觉得原来世界上有很多东西都可以被解释，明白了很多事，感觉特别好。随后就开始攻读经济管理学硕士学位。我在学习经济的过程中，接触了很多优秀的经济学大师，这是人生的一大笔财富。”
硅谷：实现梦想
“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天还是一样地开……” 《青春舞曲》
硅谷（SiliconValley）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旧金山近50公里的一条狭长地带，是美国乃至全世界最重要的高科技工业集中地，是美国高新技术的摇篮，世界各国半导体工业聚集区的代名词。
邓中翰曾在美国Sun公司工作，参与公司的UltraSPARC中央处理器工程。后来又进入了令所有IT人士神往的IBM公司华生研究中心。
邓中翰每到一个地方，便会成为这个地方的焦点，因为不管在伯克利，还是在Sun、IBM，他都做到极致。邓中翰申请了多项发明专利，获得过“IBM发明创造奖”。如今，在北京的北四环边上，他的办公室里，仍保存着他在Sun参与设计的芯片，邓中翰说这种芯片现在还被广泛地应用着。
十几年前，当人们还在对比尔。盖茨所描述的把世界上所有的电脑连接起来形成互联网“未来之路”的构想而将信将疑时，身在IBM研发中心的邓中翰已经开始瞄准更前端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设计。
心怀创业的梦想，邓中翰离开IBM回到了硅谷，结合硅谷著名的风险投资基金，建立集成电路公司Pixim，领导研制高端数码成像半导体传感器，用于监控、卫星、外太空探测等高尖端应用。凭借着超前高端的技术创新以及勤奋工作，邓中翰的公司业绩蒸蒸日上，那时他不过20多岁。
归来：赤子情深
“归来吧，归来吧，浪迹天涯的游子；归来吧，归来吧，别再四处漂泊……” 《故乡的云》
伯克利大学有一位传奇的华人校长、著名物理学家田长霖先生，他是邓中翰的恩师。在田校长的引荐下，邓中翰认识了中国科协时任主席周光召院士。在周老的介绍下，邓中翰与他的团队又与赴美考察的时任信息产业部副部长曲维枝进行了一席长谈，她说：“中国不能没有自己的芯，祖国需要你们！”
1999年国庆前夕，邓中翰接到一封旧金山领事馆转来国务院的一封信，邀请他回国参加新中国成立50周年庆典。回到北京，他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在天安门参加了阅兵仪式，并参加了新中国成立50周年的系列庆典活动。
邓中翰回忆说：“站在天安门观看庆典的时候，看到展示成就的彩车从广场上穿过，看到威武的解放军迈着正步走过，看到飞机从空中划出一道道彩带，与万人齐唱国歌，那种振奋催人泪下！”
参加完新中国成立50周年庆典后，邓中翰带着核心创业团队去爬长城，就在长城上他向团队表达了他要回国创业的意愿，并做出了决定。“那时候，回来的念头很强烈，现在想起来心里还是会激动”。
1999年10月14日，邓中翰就在北京注册了公司，中星微电子公司正式成立了。
中国芯：创造激情
“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重千金……” 《我的中国心》
放弃自己在硅谷的创业公司，这对谁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美国对知识产权、特别是高新技术的保护是非常严格的，人离开了，而核心技术不能带走，邓中翰回国创业就意味着一切都要从头再来。
回国后，原信息产业部和财政部联合启动电子发展基金，以投资的形式向邓中翰注册的中星微电子公司注资1000万元人民币作为创业基金，邓中翰的创业团队以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入股，并负责产品研发和公司运营管理。这种尝试是典型的“硅谷模式”（即风险投资发展企业模式），在国有资本投资领域是创新。
与此同时，“星光中国芯工程”正式启动，中星微电子同时承担该项工程的实施。邓中翰与来自惠普的杨晓东等美国硅谷博士放弃了在美国的事业与成就，归国组成中星微的核心创业团队。
邓中翰的创业团队针对前瞻性的市场需求，确定研发方向，瞄准尖端技术，废寝忘食，埋头苦干，攻克一道道技术难关。2001年3月，终于研发出第一枚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星光一号”芯片，终结了“中国无芯”的历史。
“我们团队研发的芯片，功耗是其他竞争对手的1/3，而运算速度却是他们的8倍。此外，单芯片方案灵活性更强，体积更小。”
在为“中国芯”的诞生而激动的同时，新的挑战摆在了邓中翰的面前，如何让市场认可“中国芯”！邓中翰怀揣着他的“中国芯”到处奔走，向人推荐，但是，频频遭到冷遇。因为，在当时，没有人相信中国会创造出最先进的芯片。
一次在索尼总部的经历触动了邓中翰。“我们联系到索尼，介绍我们的芯片。为了约定这一个小时的会面，我们团队作了精心的准备。飞到日本，来到索尼总部，一位主管听说我们是做图像芯片的，立刻打断我们说："索尼有几百项这样的专利，索尼的视频处理技术是世界上最好的，欢迎你去参观一下我们的展厅。"没等我们说话，他就离开了。一看手表，见面不到5分钟。”望着索尼那位主管高傲的背影，邓中翰只说了一句：“Iwill be back.（我会回来的）。”后来，“中国芯”大规模打入国际市场，客户覆盖了中、欧、美、日、韩以及台湾等16个国家和地区，被国内外知名企业的计算机、笔记本电脑和手机大批量采用，成为国际知名的IC品牌。
“星光”数字多媒体芯片全球累计产销规模在2006年已突破1亿枚，占全球计算机图像输入芯片60％以上的市场份额；到2008年，“星光移动”手机多媒体芯片国内外累计产销规模突破1亿枚，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特别让人自豪的是， 2005年，索尼的笔记本电脑开始采用中星微的“中国芯” ！
2005年11月15日，中星微在纳斯达克成功上市，成为我国第一家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星微模式”。
如今，“星光系列”、“星光移动系列”多媒体芯片全球销售量均突破1亿枚，原信产部的1000万元风险投资实现了超过20倍的增值，开创了“政府风投”的先河，率先在国内走出了一条投入少、带动强、见效快、符合信息产业发展规律的新路子，为政府主导下的创业投资积累了实践经验。
滨海：未来愿景
“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就像穿行在璀璨的星河，拥有超越平凡的力量……”《怒放的生命》
“我想要平凡的生活，不平凡的作为”，40岁的邓中翰已经为自己的事业和中星微的未来设计了下一个奋斗愿景。
他认为，计算机革命驱动了信息的数字化，而网络革命则使得数字信息被广泛联系起来，移动通讯革命可以随时随地实现数字信息交互。3G融合时代的到来是下一个技术革命，这将会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再次产生深刻影响。他说：“中星微将致力于数字多媒体芯片、软件、系统方案的开发利用，把高精尖技术创造与市场需求紧密结合起来，推动3G时代的革命浪潮。”
不久前，中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在天津成立，这是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和中星微共同出资组建的合资企业，双方各注资人民币2.5亿元，在滨海新区建立研发生产基地，开发安全监控市场。
邓中翰说，滨海新区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地方，那里蕴藏着机遇，充满了希望。滨海新区的地理位置与硅谷很相似，都是紧邻海滨，而且机制体制灵活，创业氛围浓郁。滨海新区应发挥优势，更多地吸引全国乃至全球的创新型人才，汇聚形成独特的人才优势，让人才带技术、带团队、带市场，进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可借鉴硅谷等全球发达的高新技术产业区的成功经验，建设自主创新人才库，健全完善引进人才综合评价系统，鼓励自主创新，人才以多种形式实现“柔性流动”，为建立高科技新区打下坚实的人才保障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