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来中国投资的新加坡华侨李克英博士常回想起十几年前第一次去尹卫东公司的情景。从北京到唐山，是一条坎坷不平的道路，部分路段尚未完工，汽车一路颠簸，似乎没有尽头，只能眼看着鲜红的太阳渐渐沉入身后的夜幕。
现在，这里早已变成平坦的高速路，但李克英博士已经很久没去过了。因为尹卫东的公司从唐山搬到了北京，李克英博士也不再是控股者。从当年唐山市卫生防疫站的一个流行病医生，到今天全球首支SARS灭活疫苗、人用禽流感疫苗的缔造者，在李克英眼中，尹卫东的路就像从北京到唐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中国第一支甲肝灭活疫苗、中国第一支甲乙肝联合疫苗，全球第一支SARS灭活疫苗到走在世界前列的人用禽流感疫苗，尹卫东和他的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因为这些自主创新的成果而声名赫然。
而20年前，年轻的尹卫东还背着装有消毒药和听诊器的药箱，在甲肝疫情蔓延的村庄里东奔西跑做调查。也就是在那个中国没有自己的甲肝疫苗的年代，1988年上海发生了一场瘟疫般的甲肝大流行，30多万人受感染而发病。那时，尹卫东已经隐约意识到，如果做别人没做过的甲肝疫苗研究，贡献也许不可估量。
那个年代，医生尹卫东想到的首先是贡献，是成绩，他还不会用“市场需求”这个词。
但他已经先于别人把握住了市场需求，这成为多年以后他给自己总结的创新经验。
而把握市场需求，还只是一个开始。
转型：从医生到企业家
尹卫东第一个自主创新的工作是从收集大便样本开始的甲肝研究。
上世纪80年代初，国内连甲肝病毒都没分离出来。尹卫东就自己在村里收集感染者的大便样本，带回实验室进行分析。这样臭气熏天的日子持续了很久，他成为了国内第一个分离出甲肝病毒的人。1988年，他又和防疫站的同事们做出了国内第一个甲肝诊断试剂。当时，北京的医院从美国进口的诊断试剂是5美元一支，而这个国内首创的试剂售价仅有1.5元人民币，悬殊的价格，使尹卫东的诊断试剂很快在市场上有了一席之地。
在那个年代，科研成果对于事业单位的职工，更多意味着职称、晋升，尹卫东也因为科研成果，工资连续晋升5级，他兴奋的是“可以发论文，参加学术研讨会了”。
但很快，这个一心发论文的医生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了。1992年小平视察南方的谈话发表后，高科技这样的新鲜词走进了人们的生活。喜欢尝试新事物的尹卫东又坐不住了，一直以来，他都是向防疫站申报科研项目、申请预算资金，进行科学研究，发表学术论文，他意识到这样的模式做下去创造的价值是有限的。
1992年初，尹卫东在参加一个科教兴国座谈会时，当面向市长提出了自己想办一家生物技术公司的想法。市长说：“行。”于是第二天尹卫东就到工商局注册了“唐山市医学生物技术开发公司”。
如果不是那次当面向市长要求“办公司”，今天的尹卫东可能仍然只是一个著作等身的医生。他觉得自己赶上了市场经济转型的“好时代”。
找钱：是创新的一种能力
现在，尹卫东每年都会去美国，到纽约参加全球生物技术大会，与600多家生物技术公司的CEO、投资公司老板、科学家聚在一起，讲自己的项目、构想，“会上没有一个政府官员。有人觉得你的项目好，自然就会给你投钱。”
尹卫东已经很久没为钱犯过愁了。但在“下海”初期，尹卫东面临的第一大困难就是“找钱”。
做生物技术研发成本昂贵，而一旦注册了公司就要开始计算盈亏，尹卫东开始犯愁：“整天盘算的就是发不出工资该怎么办？”他说。
尹卫东是个喜欢想点子的人。当初他研制的甲肝诊断试剂因为诞生得“太早”，国内市场上连试剂瓶都买不到。尹卫东就在医院找了一些废弃的青霉素小瓶，没有密封装置，他就把小瓶放在锅里煮，把盖子上的蜡煮掉，经过严格的消毒后再装试剂。这一次，他想出的办法是：从北京一家机构买进500支白蛋白，出手赚了一笔。从那以后，他的公司就一边做研发，一边做药品批发贸易了。
为了养活公司，尹卫东尝试过不少“生意”。有一阵子，他让大家种豆苗，采取一种无土栽培技术，栽培出的豆苗属于“绿色食品”，销路不错。“可惜很快被到处仿制，也没支持多久。”尹卫东至今念念不忘那一度很畅销的豆苗。
有时，他也往省、市科委及相关部门跑，将自己的项目拿去申报各种扶持性的资金。因为他在疫苗研究领域小有名气，也因为他的“勤跑”，获得了很多资金支持，也建立了一定的人脉关系。1993年，在卫生部一位处长的介绍下，他认识了后来给他投资20万美元的李克英博士。
“中国有很好的科研人才，但缺乏资金投入，因为融资渠道太窄了。”多年以后，李克英博士这样分析尹卫东“找钱”的原因。
不过，生性乐观的尹卫东并不觉得这是不可逾越的障碍：“找钱也是企业自主创新的一种能力。你看英特尔、微软，哪个大企业是靠政府给钱来创新的？企业的本事就是整合各种资源来创造新的价值，这些资源包括资金。这是企业创新。市场经济的创新就应该是以企业为主体。叫国务院总理投资的创新，那是政府创新。”
抚今追昔，尹卫东觉得今天的自主创新环境已经是“五星级”：“国家出台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在政策、法规、融资、人才、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政府都有了相关的规章制度。这是我经历过的最好的科技创新的时代。”他认为企业没有理由埋怨政府支持不够，“我就是一穷二白起家的，不能一味指望政府支持。只要你的研究开发有价值，就一定能够找到资金。”
创新要承担风险
2006年9月，在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上，尹卫东和诺贝尔奖获得者站在同一个讲台上畅谈SARS灭活疫苗的研发过程，他坦言，从经济效益角度看，SARS项目是失败的，没赚到钱。
其实，当尹卫东主动向国家相关部门请缨要求研制SARS灭活疫苗时，是公司最困难的时期，所有的资金都已投入厂房建设和设备更新了，从银行也贷不到款。公司的管理层只能从自己口袋里掏钱，员工也自愿“凑份子”，就这样凑了几百万才勉强渡过难关，进行SARS疫苗研究。
虽然SARS疫苗项目亏本，但在尹卫东看来，这一切很值。
SARS灭活疫苗是完完全全的“中国创造”、没有任何先例可循，它带来的社会效益也远非金钱所能衡量。“如果没有那些年做疫苗的技术积累，如果我们不愿意冒着巨大的经济风险去投入这项事业，也就没有全球第一支SARS灭活疫苗，北京科兴就不会拥有如此高的国际知名度，之后我们做的流感疫苗等产品也不会赚钱，这是一个连锁效应。”尹卫东说。
SARS前脚刚走，禽流感后脚就跟了进来。那时，国内还没有出现一例人感染禽流感的病例，但尹卫东再次主动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申请，准备开始人用禽流感疫苗的研制。
这和SARS疫苗一样是一个风险很大的项目，但尹卫东的目光又一次“超前”于市场：“没有疫苗，一旦流感大规模暴发，就会像SARS时期一样，所有国家都会对我们封闭大门，我们不可能期待别国的疫苗支持。”此刻的尹卫东看到的不仅是巨大的市场，更重要的还有公共利益。
创新需要冒风险，换言之，风险越大，可能产生的价值也越大，这是尹卫东敢于孤注一掷主动请缨的原因之一。他的勇气来源于对这些年来研发经验的信心。“Focus（专注）”，李克英用一个单词来评价他一直看好的尹卫东，“这一行，花个五年十年研发一个项目是很正常的，尹卫东在这一点上做得好，他不浮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