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还先后投资兴建了140多个企业,其中40个是中外合资企业。此外,在经营外汇银行、国内外租赁、房地产业、咨询服务等方面,也都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1992年12月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荣毅仁在中信迎新招待会上说:“中信‘八五’期间总资产要达600亿元,‘九五’期间达1200亿元。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窗口,今年以来,中信公司的业务有了新的发展,不久前,中信与浙江、宁波签订协议,共同开发宁波大榭岛,准备将这个30平方公里的岛屿建成一个现代化的深水港和出口加工区。中信香港集团大举投资上海的电力、运输、市政建设和房地产开发。中信的外贸、金融、咨询服务等也取得稳步发展。”
中信公司冲破当时计划体制的束缚,率先向国外发行债券,开展国际经济咨询、国际租赁、房地产商品化,在与人合资购买外国卫星并争取到中国发射,收购香港银行和公用事业的股权等方面也都敢为人先,在当时的确是很不容易的。
1993年,第八届全国人大召开,在这次会议上荣毅仁被选为国家副主席。荣毅仁说:“无论是国家制度上,还是国家惯例上,我都不适宜在中信的工作了。”他把“中信”的指挥棒交给了他的助手魏鸣一和王军。
荣智健成功秘诀 得益于家族传承和世交帮衬 荣毅仁领导的“中信”既给我国改革开放开了一个窗口,也给其儿子荣智健继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荣智健的未来之路是在他儿时铺就的,但他相信在后来的逆境中才真正磨练了自己的意志。
1978年夏,荣智健36岁,留下妻儿,持通行证,自己南下香港,努力学讲粤语,1985年即成香港居民。同年,中国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在港成立。
“对于个人来说,我是没有想靠父亲来做些什么,靠别人的名望来做事,长不了,也许一时一事可以,但并不能解决自己的根本问题。”荣智健曾多次这样说。
然而他承认,如果不受父亲身世的影响,假如没有中国的背景,或缺乏他人的援助,他在香港不会取得辉煌的成果。
对荣家,对荣智健,1949年是分水岭,是他们走向新生活的开始。
那时候,荣家上海大宅环境幽静如画,大厅典雅古朴,室内有红木家具和瓷器、古玩、盆景,当中高悬李可染的《江南渔村图》。
后来荣智健追忆青少年往事时说:“我们在上海的大房子是私产,家里有许多个佣人和中、西菜厨师。家人出入常有专车送。”
他十多岁时第一次开汽车,那是辆红色皮座的开篷英国跑车。
在国外的荣家亲戚都说,荣智健一家当时在上海的生活不比他们差,也许还好一点。荣有境况的突变,是在荣智健上大学之后。
1959年,荣智健在南洋模范中学毕业,适值父亲从上海副市长任上奉调进北京,任中央人民政府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顾问。
荣智健考入天津大学电机工程系。但大学第一年他几乎没有上过课。
“当时我是职业棒球手,先后代表上海队和天津队参加了两次全国比赛,棒球生涯使我受到了磨练。”他说。
虽然荣氏的私人企业已全部公私合营,但即使是动荡的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荣家也非同一般,荣智健念大学初期,生活也显然优越于其他同学。
天津大学的时候,生活比在家里时候要艰苦、严格得多,可是我却有条件请大伙儿吃饭,上学校小食堂吃顿排骨,虽然贵一点,只要有钱,还是可以吃得到。因此,我在同学们的眼中显然是一个明珠。”荣智健回忆大学生活时说。
学校生涯结束后,他孤身到吉林省长白山区一个水电站实习。不久,文革爆发。“我觉得我一生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文化大革命。文革前我可以说是没有吃过什么苦。”
1966到1973年间,荣智健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区一个水电站,接受“劳动教育”。
那段日子,几乎什么粗活都干,抬路轨、搬大石、背烧焊用的氧气瓶上山下山、高空安装高压电缆等。
他回想那些往事时说:“八年下放,吃了不少苦,也得益不浅。人变得坚强了,对社会对人也有更多了解,对社会的认识也不是那么的单纯了。这些,使我懂得了许许多多深奥的道理,使我学到了顺境中学不到的知识。”
然后他调到北京参加电力系统研究工作。
文革期间,荣氏家族受到残酷的迫害,红卫兵搜查了他们的住所,砸毁古董家具瓷器等收藏器,没收家产,鞭打荣毅仁夫妇。荣毅仁“被逼成为‘无产者’,充当一年看门人。”
荣智健大学毕业后不久与任顺弥结婚,长子荣明结在他“下放”四川时出世。调返北京的第二年女儿荣明方出生,老三荣明棣1983年生于香港。
荣智健表示,他的子女应该是“信”字辈的,但文革期间,他觉得明白事理、明辨是非,比“信”更重要,文革对他的影响,可谓至深,所以都以“明”字起名。
1976年“四人帮”垮台,邓小平恢复了工作,政治气候不久稍趋宽松,在大陆的荣家,才得到一些关怀。
即使是生于荣华世家,没有宏大志向也难成气候。荣智健决不坐享其成,他要做出震惊世人的伟业,让荣氏家族焕发青春,更上一层楼。
1978年,荣智健的两个堂弟荣智鑫、荣智谦在香港经营电子生意,他就拿着“单程探亲”的签证,南下香港去闯世界。
荣智健的父亲在香港还剩下一些资产,大都是纺织股份,如南洋纱厂、九龙纱厂等,股息近三十年没有动用过,如此日积月累的资本也相当雄厚。
荣智健首先凭那笔本钱,和两堂弟开办电子厂,初时产品是电容器、电子表等,后来转而生产集成电器和电脑随机存储器。荣智健所占股本也由初时的三分之一,后渐增为60%。
对搞过电力工程的人来说,电子厂的生产程度并不复杂,他发觉困难在于市场的开拓和财务的安排,除此之外,还有人际关系。但他知难而进,任电子厂总经理,由于他洞悉国内本行业的市场行情,产品都卖得出去,利润都投资在研究发展上,公司的资本不断增加,前景是十分可喜。
这个工厂后来让一家美国电子公司高价收购。荣智健于是用电子厂赚得的钱,在美国搞了一项创业投资。
1982年,荣智健出卖爱卡赚得5600多万港元。在他看来,5600多万港元在财阀成群、富豪遍地的香港,简直算不了什么。在他心目中,像李嘉诚、霍英东这样的世界级富豪,才是真正的富豪,才是他崇拜的偶像和英雄。他要像他们那样,做出让世人震惊的伟业出来,让荣氏家族重新焕发青春,并发扬光大,更上一层楼。荣智健又与几位原来在IBM公司工作的高级工程师合作,在美国加州的圣荷西(Ssanjose)合资创办了加州自动设计公司,简称CADI。这是全美第一家专门从事电脑辅助设计软件的公司。荣智健的搭档Michael feuer、林铭博士等都是全美著名的软件专家,负责公司的软件开发和产品生产,荣智健本人则个体负责开拓香港和内地的市场。最初投资大约是200万美元,荣智健个人占有60%的股份。
由于CADI公司产品新颖,质量优良,加上管理有方,市场前景看好,盈利丰厚。创建不到一年,即被美国一家生产电脑设计硬件的Mentor Gaphics公司收购的28%的股份。1984年公司上市,是美国第一家上市的电脑辅助设计设备厂商。股民踊跃认购,价格一路狂涨,翻了40多番。
荣智健还对过渡期的香港政局发表过独到的见解:“香港在过渡期中,很多人在讨论政治问题,却很少人强调具体动作的这套班底。我们应该看到,香港今天能取得这样的成就,一部分应该归功于大陆,一部分归功于港方的阶层管理。”
“管理靠什么?就是靠一套运作班底。如何把这套管理班底平稳地过渡到97,使其97后保存下来,我认为是决定97年后成功与否的关键。”
“我对97后外籍公务员问题有些看法。我认为可以适当地考虑用些外国人,我这里就有许多外国人,包括我们的经理。他们只不过是一个工作者,我们可以利用他们的才能为政府服务,这并没有什么不妥的方面。”
大企业首脑的身份分析,认为香港过渡要尽量保持这一套班子,这个问题是关键,这一套班子对香港的情况了解得比较透彻,并容易得到香港人民的拥护。
荣智健视李嘉诚为“非常知心要好的朋友”,尤佩服其身份这么高,生活却非常朴素。
他不喜欢开快车,住舒适的房子,拥有加拿大和英国房产物业,在香港有游艇、多部跑车和房车、高级音响,也收集古董和字画,兴趣广泛;此外他也喜欢打高尔夫球、钓鱼、赛马。
1992年2月,荣智健在一次驾驭Acura NSX路车时被指控超速驾驶,判罚6500元。
赛马是他的新兴趣。1993年他用100多万元买了一匹马,取名“天河”,这使他晋身为香港赛马会马主,又当选为马会董事。有一次他落注赢了3700万元彩金,他用这笔钱在美国史丹福大学成立一个中国留学生奖学基金“天风”,与“天河”同属“天”字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