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解说万科成功秘诀:跳上一班驰骋的列车(二)



  老实人不吃亏

  2008年对我和万科都是非常难的

  南都:上市对您的影响是什么?

  王石:上市是为了解决产权问题。当时万科是国营的牌照,但国家没有给他担保,经营到1300万的规模,这些资产是属于谁的?说是国家的,国家没投钱;说是自己的,又是国营的牌照。当时我的方案是五五;深圳市政府的意见是国家大头,国家六,万科四。我说你不要四六,三七、二八我都同意。因为这样产权鉴定就清楚了,产权清楚后就可以扩股、引进民间资本等,通过上市做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

  第二点,更重要的,通过分离确定下一步走什么样的路。当时参照香港上市公司条例和规范制定公司章程,万科当时决定一定要规范化去做,比如聘用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感到很奇怪,他们只做合资公司,国营公司一般是财政局来验收,你们一个国营公司要求我们审核是什么意思?但我们一直按着规范去做。可能在某些方面处于劣势,但万科认为未来一定会规范,我说如果未来不规范,我宁可做出口去,但我不可以不规范地做事情,这是我作为一个创始人的经历。这几年我常感慨,就是老实人不吃亏。

  再往下就是小平南巡后改革开放热潮形成。1994年“君万之争”后万科一直做减法,非常明确地走专业化之路,没什么犹豫,也没有大的波折。没想到2008年,一个“拐点论”一个“捐款门”,无论行业上还是社会上,我和万科都被推到风口浪尖。2008年对我和万科都是非常难的一年。

  万科悖论:市场不好的时候万科非常好

  南都:1998年朱镕基总理提出“房改”,对万科有什么影响?您对未来房地产市场的变化如何预测?

  王石:1998年之后2004年之前,城市中低收入住房供需矛盾不是很突出,有大量拆迁房来缓解,大量拆迁后进行补偿。但2005年后大规模拆迁已经过去了,但这不意味着中低收入的住房需求已经没有了。

  中国这么大的地域,这么多的人口,各个城市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可以采取各种形式。当然这得有政府财力保障。原来地方税是没有考虑这方面的,而且不但没考虑,原来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很大一部分是靠卖土地获得的。将来应采取多元化的供给制度,对于万科来讲,就是如何把中低收入的廉租屋做好。

  如果不是去年金融海啸,政府政策的放松,今年的房地产市场也不可能上涨这么快。对万科来讲,一直处于主动,去年提前调价。万科现在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市场不好的时候万科非常好,当然市场好的时候万科好,其他地产企业也好,市场越不好越显得万科好。

  万科归零:钻政策空子终究被淘汰

  南都:广东很多中小型制造业,尤其三来一补企业,很多生存已经很艰难,现在是一个新的纪元,像深圳这种创新型城市就是一个不断归零、不断出发的过程,您对社会转型比如深圳的创新怎么看?

  王石:第一个就是你的目标在哪里,发展是10年还是20年、30年?很多目标都定得很短期的。就万科来讲,我们之前也走了很多弯路,我们为什么从多元化转为专业的房地产公司,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形成行业的竞争力,才能长远发展。现在全球一体化,注重分工和资源整合,只有做得非常专,才能规模经营,才能在行业中占有地位,这也是万科的考虑。

 王石解说万科成功秘诀:跳上一班驰骋的列车(二)

  第二点,市场一定是波动的,你不能说市场好的时候就好,市场不好的时候就不好,一定要看得更长远。比如万科确定做减法是1993年确定的,但就是那年房地产市场开始宏观调控,随后1994年到1997年这四年对房地产市场非常不好,但万科还是坚定不移地一直做。一直到1997年房地产市场复苏的时候,在70多家上市房地产公司中,万科排在第一位,在最低谷的时候排在了第一位。一定要从战略布局上往前看,做企业一定要从长远发展,一定是像下围棋一样,下这一步一定要算40步、50步。

  中国改革发展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渡,现在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中国有和世界同步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不同的一面很鲜明的特征是和国际上成熟的市场经济很不一样,政策市是典型的中国特色。包括房地产,很多人都在研究政策,钻政策的空子,但我认为做企业的更多的是技术层面上的考虑,更多的是质量、核心竞争力;如果从政策层面出发,你终究会被市场淘汰。

  中国的王石时间:捐款门、基督教、徘徊的灵魂、财富观

  60岁依旧青涩

  从张扬个性到社会公益

  南都:您对“捐款门”现在还有没有什么想法?当时您说您虽然快60岁了,但依然很“青涩”,当时是不是觉得受了委屈?

  王石:现在也很青涩。我没有新的要说了,该说的都说了。

  南都:现在汶川的项目修建工作进展怎么样?大概什么时候建成?

  王石:进展很顺利。2008年我们已经把学校和医院交付使用了,今年6月份幼儿园已交付使用,学校二期应该9月份开学就可以完成了,预计今年年底之前除地震公园项目外可全部完工。

  南都:您会不会像比尔。盖茨、巴菲特一样,往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转型?您如何看待这样一种转型?

  王石:这个不好比,一个世界第一富,一个世界第二富,财富个人拥有没法跟他们比。另外所处的社会环境也不一样,美国发展已相当成熟,美国慈善、捐款、资助等已经成为社会重要的经济活动,是社会平衡的有力构成。而中国一切都才开始,过去企业也好,社会也好,都是政府牢牢控制住的,现在改革开放让更多民营外资企业发展起来,在这方面万科走得还比较靠前。但民间N G O,做公益,这些在中国还处于成长初期,和美国完全不一样。如果社会是非常平衡健康发展,基本是三种力量的平衡:政府、企业、民间N G O,中国现在还没达到这个程度。如果说20年前我们向西方学习如何做企业,现在就应该是学习如何做N G O,但才刚开始。

  2005年对我来说是转折点,因为在此之前,我个人的精力除了做企业外,更多的是个性张扬,和个人爱好结合起来;2005年后是和探险、生态环保、公益活动结合起来,就目前来讲,用的时间最多的就是在公益方面,这是毫无疑问的。

  改革开放

  还应该从更深层面去探讨

  南都:在《徘徊的灵魂》一书中,你提到假如有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你可能会选择基督教,为什么?

  王石:为什么谈宗教,我个人从少年到现在一直都是无神论者,但这几年的变化,尤其是改革开放不仅是经济上的开放,意识形态也在开放。过去对宗教信仰严格限制,现在却可以信仰自由。你相不相信是一回事,了不了解是另外一回事。《徘徊的灵魂》更多地涉及基督教和犹太教,应该是一个从不了解到了解的过程,并不是说不信佛教而信基督教。

  为什么对耶路撒冷那么感兴趣?我首先是个企业家,企业家探索的就是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企业制度的源头就是基督教文化,是基督教文明的产物,我们现在学现代企业制度,作为其宗教之源,理所当然要予以研究,要知其一也要知其二。中国过去是西方炮舰、西方文化硬打开,而我们进行抵抗,从而形成了中国从近代到现代的殖民反殖民的悲壮斗争。而我们改革开放是主动开放,通过建立通商口岸、建立特区主动开放,我们还加入了W TO,但以后会怎样?我们能不能长远地像西方很多公司一样有一百年的长远发展?改革开放30年不能仅仅停留在技术层面上,还应从观念的层面、从意识形态的层面上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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