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徽商年广九，一部由“傻子瓜子”书写的沉浮启示录
□ 实习记者 王 峥
“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杜甫的《曲江》这样写道。对于大部分的老人来说，七十多岁是个颐养天年的年纪。而1937年出生的年广九却还像当年那样，在芜湖自家的瓜子专卖店里忙碌着每天的生意。
他白手起家，在国人还在谈论万元户的时代就已赚取百万利润。他经历坎坷，三进牢房，又三度离婚，更因邓公三次提及这个安徽“傻子”而化险为夷，接着名声大振。他是中国经济体制转化过程中一个具有象征性“符号”的人物。他的经历反映出了我国个体和民营经济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傻子瓜子”也被看成非国有经济发展的消息树和风向标。
虽然如今的年广九失去了往昔的那种辉煌。但不管怎样，他和他的“傻子瓜子”都已经在新中国60年的发展史上留下了属于自己的一页。而“傻子瓜子”发展的历程，无疑给人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和反思当代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的样本。
从水果小贩到瓜子大王
1937年1月，年广九出生在安徽省怀远县年家村的一户满族人家。5岁的时候，年广九随父亲逃荒到了黄山脚下，靠讨饭为生。后来父子俩辗转到了芜湖，为了生计，开始了沿街叫卖的生活，从那时起，年广九第一次做起了生意，贩鱼、卖水果，也让他积累了最初的经商经验。那时经济困难，囤积居奇、买空卖空的活动逐渐增多。1963年和1966年，国家严厉打击“投机倒把”行为。年广九也因此两次入狱。
从监狱走出来的年广九并没有放弃做生意的念头。1972年以后他就开始专门卖起了瓜子。为了做好瓜子生意，他请教过好几个师父，仔细研究了瓜子的炒法。靠着这份勤奋，他炒出来瓜子风味独特，很受大家欢迎，生意也就越来越好。
他在卖瓜子的时候，人家买它一包，他就再给人家抓一把，人家不要，他就硬往人家身上塞。好多人看到后，就说这不是傻子才干的事吗。于是就有了“小傻子”的名头，后来，他就索性拿“傻子瓜子”当了招牌。到1976年，年广九已经赚取了一百多万元。因为那时候最大的钞票就是5块、10块，所以他家的钱都是用麻袋装着的。
而最能体现年广九精明生意头脑的就是1978年，他在瓜子供不应求的时候却大幅度降价。这个只会写自己名字外加同意俩字的商贩，却懂得在实践中学习总结市场的规律。他的儿子很不理解，年广九讲，这叫薄利多销，自己已经算过账了，多卖出去的瓜子肯定能补上降价损失的利润。果然，年广九将自己的瓜子从两块四毛钱一斤降到了一块七毛六。硬是从国营企业口中得到了更多的市场份额。引发了傻子瓜子的销售狂潮。不但多赚取了利润，更是打响了自己名头。
中国最初的民营企业家们。也都是靠着这种自身机制的灵活和敏锐的市场嗅觉，在当时获得了相当的成功。
被时代选择的“傻子”
年广九的长子年金宝曾这样评价父亲：他之所以出名，是靠媒体炒作出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都典型，碰巧让他撞上了。
当时，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面临一个很大的理论问题，就是私营经济的雇工数量到底要不要限制。如果不限制，显然是违反相关规定的。但是限制了，刚刚发展起来的私营经济很可能就会被一棒子打死。而且上面也需要一个典型，以传达政府对私营经济的态度。
70年代末，脑子灵光，敢想敢干的年广九，生意越来越兴旺，一天的瓜子可以卖出两三千斤，他便请来一些无业青年当帮手，这些人一个个多起来，等到别人帮他一数，居然有了12个。放到现在，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在那个年代，可以说“傻子”给政府出了个大难题。
当时，国家规定，个体户雇工数量最多不能超过8个。8个以下，还是“姓社”的个体经济，8个以上，就是“姓资”的资本主义了。于是年广九是剥削资本家的流言顿时传遍安徽。“傻子”出的这个难题，让全中国的理论家们争辩得面红耳赤。
这场大辩论一直持续了几年。这时，年广九的瓜子场已经雇工105人，日产瓜子9000公斤，而关于雇工人数的争论还在继续。1984年，邓小平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明确表态：“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啊，大家担心的不得了，我的意思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够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了吗?“
邓公短短的几十个字，改变了年广九一生的命运。同时，通过年广九这个“个例”，还将民营经济发展中的雇工问题顺利解决。而年广九的名字也成为了个体经营者的符号。在随后的十多年里，每逢改革风云变幻，他的际遇便会随着跌宕起伏。
改革的符号
也许是受了小平同志讲话精神的鼓舞，也许是年广九的心里还不够踏实，这时的年广九为自己找了一顶“红帽子” 。他决定申请搞联营， 1985年4月，年广九个人与芜湖市新芜区劳动服务公司、芜湖县清水镇工业公司3家开始挂牌联营。
为了尽快让刚成立的“傻子瓜子”公司上马并尽早见到效益，在全国20多个大中城市大张旗鼓地展开有奖销售，有奖销售红红火火地开了头，第一天芜湖就销售了31万公斤，在此后的两周内，全国各地共销售230万公斤。于是，不少人开始议论说:“傻子”真行，不论干什么都能碰上好运气。
令人遗憾的是，这只是昙花一现的短命辉煌。鉴于当时不少人借着“有奖销售热”的机会，以次充好，以伪乱真，搞乱了市场，上面突然来了一道禁令，禁止一切单位搞有奖销售。这道禁令造成年广九的公司瓜子大量积压，资金无法回笼，损失63万元，对注册资金不足30万元的公司来讲，等于两次倾家荡产。
虽然年广九的这次举动因为政策的原因而失败，但他在经营策略上的大胆，还是体现了第一代民营企业家不拘一格的经营方式。
但是，尤其是像年广九这样，缺少先进文化知识的第一代企业家一样，一旦自己的事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产品的质量就很难保证。
由于年广九一直习惯于家庭作坊式的瓜子生产，所以当市场一大，他就忙不过来了，瓜子不够卖时，他就到其他作坊收购，装入自己的包装袋，结果因为质量参差不齐而品牌大损。这也是很多第一代民营企业家们最终走向没落的一个原因。
经历了有奖销售的教训后，他决定将个体小船驶进无风的港湾，再次重新与芜湖市新芜区联营，又建成一家集体性质瓜子厂，仍由他出任总经理。新芜区原只是想用“傻子”的招牌，而生产由区里管，年广九仍像办个体瓜子厂时的小业主一样，一切由自己说了算。区里派来的几位副经理看不惯他在工作上的独断专行，便向检察院举报他有经济问题。终于在1989年9月的一天，年广九被关进看守所受审，罪名是贪污和挪用公款，很快全国许多报纸又纷纷披露。后经调查，他在经济上并无问题，只是查到他再婚超生和婚外恋的私人生活问题。结果，中级法院以流氓罪判处年广九有期徒刑3年，缓期3年执行。 1992年，改革开放再次站在十字路口上。90岁高龄的邓小平南巡讲话，再次提到了傻子瓜子：“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邓小平再次动用年广九这一“符号”，又一次救了年广九。
家族企业的困局
1997年，一直和二个儿子分开经营的年广九认识到，如果全家不能齐心协力，傻子瓜子将很难取得一步的发展。于是，在这一年，傻子集团正式宣告成立。一家人终于“拧成了一股绳”。但好景不长，“傻子瓜子”之父年广九因自己仅任“空有荣誉、没有实权”的董事局主席而心中不悦，联合集团公司仅成立一月余，年广九就借机发难，砸了牌子关了门，并扬言要向两个儿子索赔“商标侵权”造成的损失数千万元。
造成这一切的原因一方面是年广九自身性格的因素，还有就是他家庭的极端不稳定。四次结婚的经历，让他和儿子之间的关系已不再那么紧密，而“傻子”品牌的所有权更是让这个大家庭一次次陷入迷局。
在经历与第二任妻子的商标争夺战之后，或许是因为年纪，或许是因为亲情，年广九终于决定将“傻子瓜子”的一切权利通过公正的方式卖给了自己的两个儿子。
卖出商标后，年广久前往郑州开厂。但是年广久希望借卖出商标，让这个家庭再次走到一起的想法并未实现。两个儿子依然各自经营着自己的傻子瓜子，偶尔还会搞搞价格战。
直到2005年11月，43岁的年金宝意外身亡，再次导致了家产之战。虽然最后年广九与发妻、儿媳取得了大儿子的财产继承权，但连年升级的家庭纷争和作坊式的经营方式让那个曾经在80年代初，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平民百姓都家喻户晓的傻子瓜子再也难现辉煌。
中国榕树式的家族继承模式决定了其今后必然的命运。受自己知识局限的年广九不但没有解决好继承的问题，反而让这个问题更加的混乱。
2007年，年广九决定再次出山，并豪言20亿的销售目标，但对于没有现代公司意识。缺乏企业管理经验的他来说，经过了岁月的变迁和市场的洗礼后，傻子瓜子能否再次走向辉煌，将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芜湖市市委书记金庭柏对年广九的评价是，精明的个体户，蹩脚的企业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