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350亿神话是如何缔造的？
在手机电池领域积聚的能力能否拷贝到汽车业？如何处理越来越复杂的管理难题？比亚迪神话能持续多久？无论答案如何，未来的王传福必将还是备受关注的人物。
文|本刊记者 马纪朝
文|本刊摄影记者 周立春
如果只能通过办公室里的布局来判断这个人的职业的话，你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我眼前这位留着毛泽东式的大背头，长着娃娃脸，穿着深色纯棉夹克的员工会是风头正劲的全国首富。他笑眯眯地从办公桌后面站起来，伸出手热情地招呼我们坐下。
记者端起茶杯，趁着寒暄的时间四处环顾他的办公室。办公桌上堆满了各种各样的专业技术杂志，从机械、电子、电工到汽车。旁边的沙发旁摆放着一架法拉利F1赛车。如果不是事先说明，我几乎误认为自己闯进了某位企业总工程师或者首席技术官的办公室。
但我们很快便谨慎地注意到他脖子上挂着的工号牌，附着在他浅白色的休闲衬衫上面，上书：工号001、姓名王传福、职务董事长。
“我是学自然科学的”，这句话是王的口头禅。只要是他想明白的逻辑，就绝对不再犹豫。10余年如一日做电池就是王传福想通了的一个逻辑。如今，大多数人不看好比亚迪进入汽车业，但王传福似乎认为这符合自己的逻辑。
2008年10月，王传福专程来到中南大学，接受校长黄伯云向其颁发的中南大学兼职教授聘书——21年前，他毕业于该校冶金物理化学系时，还是个来自偏远乡村的苦孩子。
曾在去年以60亿元的账面资产排名“胡润百富榜”第103位的王传福，成为今年的“新科状元”。在过去的一年里，王传福的账面财产增加了290亿元，并以350亿元晋身为2009年中国首富。
寒暄过后，王传福开口说话了。我们问起他“新状元上任”的感受，他的脸上掠过一丝不快。他不愿就财富这个话题喋喋不休，相反，他更愿意别人称他为“电池大王”、“汽车大王”——这是可以理解的，在中国，财富是个敏感的字眼，去年，同样被胡润“扒拉”出来的前首富黄光裕就因为涉嫌“操纵市场”被警方拘查。
当然，还有他的新能源汽车。他正是因此被巴菲特乃至整个资本市场追捧。当时，王传福正陷于郭台铭和富士康的官司，并因宣称要在要在“2025年成为世界第一大轿车产销企业”而广受质疑，他的比亚迪公司的股票已经从最高峰时期的77.7港元滑落到8港元，资本市场的基金经理们甚至扬言要抛空比亚迪的股票。但“股神”巴菲特的副手查理?芒格却敏锐地发现了王传福身上的优点，以及他正在选择进入行业的市场空间——正是新能源汽车。
作为巴菲特的老搭档，查理?芒格曾向《财富》杂志如此描述他眼中的王传福：“这家伙简直就是爱迪生和韦尔奇的混合体，可以像爱迪生那样解决技术问题，同时又可以像韦尔奇那样解决企业管理上的问题。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人。”
2008年9月26日，巴菲特终于被查理?芒格说动，他通过旗下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Berkshire Hathaway)所控制的中美能源公司(MidAmerican Energy)，以2.3亿美元(合18亿港元)购得比亚迪10%股份。如今，这些股票价值121.5亿港元，而王传福也借此成为全国首富。
相对于通过与部分腐败的官员们勾结谋取财富的“红顶商人”， 王传福的经历更接近于我们通常理解的“白手起家”。
与许多同龄企业家一样，王传福出生的那个年代正是共和国最困难的1966年。他于当年2月生于安徽省无为县赫店镇，无为属巢湖市管辖，是一个人口较多的传统农业县。
在坚信“人多力量大”的毛泽东时代，王传福的父母生育了8个儿女，其中包括6个女儿和两个儿子——哥哥王传方与弟弟王传福，王传福排名第七。一家10口人在经济来源缺乏的那个时代苦命地挣扎，生活几度陷入困顿——但充满喜剧性的是，30年后，王传福正是靠此打败了来自日本的竞争对手，包括三洋、索尼等。
1979年，距离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提出不久，王传福的父亲便因长期病痛折磨去世。两年后，他的母亲也突然去世。
他说，“随着姐姐的出嫁和妹妹的被寄养，我不得不与哥哥相依为命。而且，还受到了命运的捉弄。”那是1980年，王传福本想报考中专，因为中专毕业可以包管分配，但最后，因为缺考两门课程，他只能进入当地一所刚建立的普通高中。这种命运的偶然改变了王传福此后的一生。
最终，他在1983年考入中南矿冶学院冶金物理化学系，王传福大三时，学校改名为中南工业大学。2000年4月，这所大学因为与湖南医科大学、长沙铁道学院合并，再次改名为中南大学。而后，他又考上了中科院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的研究生，并在1990年研究生毕业后，开始在该院301室工作。
26岁那年，他被提拔为301室副主任，此后不久，该院与内蒙古合资成立深圳比格电池有限公司，王传福被任命为该公司总经理。
他很快便不再满足于这一职位。1995年，在得到表哥吕向阳的250万元资金后，他决定辞职创业。“那段时间，我在一份叫《国际电池行业动态》的刊物上看到一则消息，说日本方面鉴于镍镉电池对环境的污染，以后将不在本土生产镍镉电池，我觉得这是个机会，肯定会引发全球镍镉电池生产基地向低成本地区转移。”王传福说，“我已经搞电池这么多年了，我意识到这是个创业的好机会。”随后，他在深圳莲塘创办比亚迪公司，专攻镍镉电池的生产，并把比亚迪起家的产品定为可用于无线电钻、电锯、应急灯等产品的镍镉工具电池。
与比亚迪的竞争对手所采取的全自动化的操作方式不同，王传福没有钱购买这些动辄要上亿美金的生产线，但对技术高度痴迷的王传福找到了一种冒似落后但成本更低的策略?——他没有出钱购买那些现成的设备，而是把那些已经在日本完全自动化的电池生产流程进行了一点一滴的分解，并把每一道工序分解成若干个工位，由全世界最廉价的熟练工人和他们手上价值只有几块钱的夹具来完成。
显然，这是种颠覆性的竞争策略。凭借中国在人力成本方面的绝对优势，比亚迪生产出了比它的竞争对手——包括索尼、三洋要便宜15%而且品质更高的手机电池。此后几年，比亚迪继续通过对产品配方的设计进一步降低成本，巅峰时期，它的对手每块锂离子电池的价格是10美元，但在比亚迪只需要3美元。
在王传福的引领下，我们看到了这些让索尼、三洋和富士康感到恐惧的电池生产车间：一条条六七十米长的流水线上，密密麻麻地坐着四五十名工人。他们身穿普通的棉布工作服，坐在常温的车间里，每个人手边都有一种夹具，帮助他们准确地完成点焊、检测、贴标签等工作，手中的动作可以以秒计算。十几条生产线组成的车间因为拥挤而显得有些杂乱。
但正是靠着这些简陋乃至有些凌乱的车间，仅仅过了1年，比亚迪就取代三洋成为中国台湾无绳电话制造商大霸的电池供应商。2000年，它又成为摩托罗拉的第一个中国锂电池供应商。
到2008年，比亚迪不仅在镍镉电池领域和镍氢电池领域全球排名第一，在锂电池领域也是全球排名第一。成为中国最大的手机电池生产企业。
“一夜醒来，突然发现比亚迪从一只猫变成了老虎！”富士康国际的一位负责人如此形容这个他们眼中咄咄逼人的对手。
富士康是全球最大代工企业，它在内地的职工人数高达60万人，而掌门人则是被《华尔街日报》称为“代工皇帝”的郭台铭。
昔日的学生突然成为最大的对手，比亚迪的崛起让这位以“霸气”著称的台湾首富感到前所未有的愤怒。
“几年前，王传福来找我，希望鸿海帮他做电池壳，我还带他参观富士康的工厂，结果他看到我们赚钱，就挖走我400多个干部，偷走上万份文件。”郭台铭为当时的热情深感后悔，认为正是这次机会才让王传福起了“歹意”。
那是2002年12月的事。当时，王传福带人到台湾鸿海拜访富士康的掌门人郭台铭，此后不久，郭台铭便得到属下汇报说，富士康方面很多从事手机设计、制造等业务的多个部门的员工开始陆续跳槽到比亚迪，前后多大400多名，其中包括富士康花费几十万元派往欧洲培养的高级技术人才和高级管理人员，还有一名是富士康在日本的研发高级核心主管，他还从富士康带走了一项冶金提炼合成技术——从另外的角度看，郭台铭人性中的弱点为王传福提供了机会，和他共事过的一些台湾业界人士评价他“专断、高傲、摒弃民主……
到2006年，富士康觉察出的情况更加蹊跷——自己赚钱的产品，比亚迪总在短时间内跟进。而同时，比亚迪在订单报价上总是如影随形，每次报价都比对方低一点，这使得富士康吃尽苦头，大订单不断流失。
郭台铭终于忍无可忍， 2007年6月11日，富士康在香港法院提出诉讼。但截至发稿，此案依然没有最后的定论。
富士康方面低估了王传福应付诉讼的能力。实际上，这种对专利和诉讼的熟练应付，已经构成王传福推动比亚迪成功的另一个关键因素。
2002年9月，日本三洋电机在美国起诉比亚迪侵犯该公司专利，2003年7月，索尼同样以侵犯专利为由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比亚迪——但结果出人意料，比亚迪均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技术出身的王传福似乎找到了破解专利技术的“武器”。谈及此事，他有些嗤之以鼻地说，“专利是死的，都可以绕过去。实际上一种新产品的开发，有60%来自文献，还有30%来自样品，5%来自原材料等因素，自身的研究实际上也就5%左右。”在业内人士看来，王传福对专利的公开藐视，在国内无人能出其右。而在比亚迪内部，王传福专门成立了多达上百人的知识产权部，该部门的重要职责就是对比亚迪的各个产品事业部进行监督，随时提出哪些技术是别人的专利，必须规避。
多年后，当王传福收购秦川汽车，开始推出比亚迪汽车时，他几乎如法炮制，极力模仿本田与丰田——他先是拆解了丰田花冠，反复测量、分解、检测，并研究其结构，试验其性能，认真分析其零部件，然后，对没有专利的，就照着做，如果有专利，就稍微把它改一改。他甚至通过大量采用非专利技术的方式，迅速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2005年，比亚迪汽车模仿丰田花冠，推出了比亚迪F3；随后推出的F3R与上海通用的凯越HRV高度形似；而此后不久推出中级车比亚迪F6，则被人指责是广本雅阁和丰田凯美瑞的混合体；而其推出的比亚迪F8，更是被曝出极力仿照了奔驰轿车C级和雷诺梅甘娜C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