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1月下旬，北京已是寒冬，建国门外大街一幢建于上个世纪末的高层商品楼的一层，推开破旧的一扇小门，经过狭窄幽暗的通道，进入到何阳家的客厅，因为主人入狱十年，这里还处处遗留着十年前的陈旧气息。
当年花费好几万元的高档电视机与音箱套装，如今成了留着无用、弃之不舍的摆设；铁制小茶几是何阳当年自己的发明，今天他仍然会给来客演示抽屉的多种功能。
这幢在北京黄金地段的房子，周边却是一片残破景象，被垃圾与断壁残垣包围着。
十年前，这是北京首批商品房之一。当年，张国立等好几个明星都住这里，何阳也住在这里，只不过这里只是何阳在北京的多处房产之一，而且，“那时侯我开宝马，张国立连车都没有。”何阳说。
点子大王的光辉岁月
五个月前，何阳从监狱刑满回来，新华社用“点子归来，大王不再”的标题，报道了何阳的出狱。
现在何阳与从监狱带出来的助手住在这里，一日三餐靠叫外卖解决，出门的交通工具以地铁为主。大街上车水马龙，人来人往，这位蜗居在此的53岁中年男子的往昔荣耀早已湮没其中。
但是，何阳仍以自己的方式在这间老房子里延续着自己的骄傲。他在家中墙上的地图用照片拼出当年去全国各地演讲的盛况，现在他常常在此接受媒体采访拍照，他常常与来访者聊上三五个小时，回顾他的往昔光荣岁月。
彼时，何阳从大学化学高分子专业毕业，被分配到北京一家化工厂从事技术研究工作，收入稳定。父亲是工程师，26岁时月薪已经拿到102元，母亲是医生，收入也颇丰，外公外婆还常从台湾寄美金过来，生于这样一个富裕的知识分子家庭，何阳的日子过得悠闲富足。
然而，1988年，在32岁的某天早晨醒来，何阳突发感慨，已是而立之年，如果再不做出成绩，这辈子也就如此过了，想想以后虽然生活无忧却乏味可见的人生，何阳辞职了。
何阳把创业的方向定在咨询策划上。他觉得自己天生就是做策划的料，在他的一本书里，何阳曾提到，自己的智商测试分数距离满分只有两分。
今天，回忆起当初，何阳依然陶醉其中：“有人喜欢听我说话，还给我钱，哪里有这么好的职业。” 他一点不掩饰自己的表达欲，他说自己喜欢被媒体围着的感觉，喜欢站在演讲台上给企业主或者大学生们讲课，那是一种被奉上神坛的美妙感觉。
何阳常常说，现在有很多知名企业家当时都是他的学生。事实上，这些“学生”并没有经过拜师学艺的仪式，可能只是在他许多次演讲中的一名听众而已。何阳家中保留着大量当年巡讲的照片及新闻报道资料。其中有一张牛根生与何阳的合影，牛抱着一张“优秀学员”的奖状。
当年何阳究竟有多红？那时刘晓庆的出场费是四万元，何阳的出场费两万元起算，企业主要想与他吃顿饭，都得拿号排队并双手奉上三万元。听何阳报告的门票一般都是数百元，压过当时香港“四大天王”到大陆演出的票价。
他是中国第一个走遍全国29个以上省市地区的巡讲人，所到之处，当地重要领导亲自接机，省级报纸头版头条提前预告，类似于“欢迎智多星何阳到我省讲课，为我省经济腾飞添砖加瓦”的标题也不鲜见。
开宝马，住别墅，两万块的皮鞋眼睛都不眨就买下来了，所到之处皆是鲜花掌声。那是一个任由何阳呼风唤雨的美好时期。当年一个记者问他：“你被哪些报纸登过？”
他不太高兴地回答：“你应该问，哪些报纸还没登过我？”
何阳要翻案
十年的狱中生活，并未洗去何阳旺盛的表达欲。在他那个陈旧的客厅里，何阳一坐下来就语速飞快地侃侃而谈。跟何阳聊天其实是件费劲的事情，他语速快，话题跳跃，依然保持了演讲时常用的举例说法。
聊起自己的牢狱之灾，何阳说，“如果真说我有什么错，那就是我太正统了，太浮躁了。” 何阳坚持认为，他的入狱，是企业主与地方司法机关腐败造成的冤案错案。
“我现在主要是做翻案，因为这样一个冤案翻案后，会改变中国的法制进程，会让很多人反思。我当法制专家一点问题都没有，我可以当法制的发言人，以后会担起这样一个角色，我会成为策划行业真正的形象代言人。”何阳说。
1999年底，何阳因涉嫌偷税、诈骗被银川警方拘捕。告何阳诈骗的是夏虹钢，当年的媒体报道，夏虹钢曾花10万元请何阳出点子，并转账100万元给何阳，由何阳负责联系在中央电视台做广告。但事过半年，未见广告播出，他向何阳索要剩余71万元广告费时遭拒，遂报案。
而何阳自己的说法是，当时夏虹钢的公司与政府关系很好，有机会跟政府贷款1500万元用于企业发展，但需要有人能出面担保。“当地的经济非常落后，几乎没人有能力做此担保，他们就找到了我。”于是何阳出面为夏虹钢的“酸妞”公司担保向政府贷款1500万元，并从中获取10％也就是150万元担保佣金。后来因为夏虹钢与政府主要官员的关系发生变化，“酸妞”公司的贷款只拿到了700万元，而且还面临着被政府追回这笔款项的风险。“他们为了申请企业破产，就编谎言说被我诈骗了。”
在他的旧客厅里，何阳为记者一一列出他已经找到的、自认为足以翻案的证据。当年是“知识英雄”，现在他要做维权英雄——他深信一旦翻案成功，“何阳事件”将成为中国的第二个“孙志刚事件”，对中国司法系统的腐败形成重击，推动中国法治的进步。
他强调自己在案子宣判时及入狱后，都是笑着的，是乐观的，因为自信是冤案，真相一定会大白。据说湖北宜昌有个女子，在2005年跟何阳交流后，坚信他是被冤的，每月给他寄东西，直到他出狱。
何阳向记者描述在狱中的生活：看书，研究法制，撰写监狱故事。甚至由于有钱，他在狱中的起居生活都有人帮忙打理，洗脚水都有人接好给他。狱友们都叫他“何老师”，何老师也常给他们上课，教他们文化课和法律。犯人们有心理问题，狱警也经常让何阳解决。“他能把犯人说哭，服服帖帖。”何阳的狱友说。
在狱中，如果有新进来的混混想欺负何阳，就会被更凶狠的犯人教训。“黑老大都以结识我为荣，很照顾我。”何阳说，大部分低素质的罪犯，内心深处还是很尊重知识分子。“他们都知道我是学者，在做研究。”他有笔记本电脑，有无线网络，偶尔偷偷地上上网也是没有问题的。不过，他了解外界的主要手段还是看朋友寄给他的杂志、报纸。在谈到狱中生活的遗憾时，何阳也承认，最大的损失是不能跟社会接触。
重出江湖
“先翻案，完了我肯定会干回我的老本行，我还是要做策划。现在很多企业来找我，但我暂时还不愿意接。我最擅长的就是做产品创新，出点子。”何阳对自己的复出之路踌躇满志。
“我们国家是一个生产大国，但不是一个创新大国，技术含量太低了，”他举了一个例子，“比方说，我们的灶具蒸的时间长就会把锅烧坏了。其实你想想，如果我做个定时开关，问题不就解决了。我们有那么多灶具厂，却没有人琢磨。”
记者忍不住告诉他：“你都十年没有接触产品了啊，能定时的灶具也早有了。”
何阳说：“但是产品创意是永远需要的。就跟医生一样，永远都有用的。”
在服刑的十年时间里，中国的社会经济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是不是感觉到与时代脱节了呢？
何阳否认。“有些人觉得我对社会不了解，实际上，我了解更多。比如说许霆案，普通人寥寥看一眼就过去了，我会一整天都在琢磨。在里边会有一个新的思维方法，我会更注意听各方的意见，然后再下判断。而且我看问题的角度也变化了，以前我是富人，买双皮鞋都要花一两万，但进去（坐牢）后我会考虑穷人的角度。”
何阳坚信，“我这个能力（策划）没人取代，历史位置也没有人取代。很多人都在猜测我可能不行了，但我对自己有信心，我这个点子大王的名气主要是作用到企业老板身上，他们现在恰恰都是我这个年纪的人，而且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当初是听过我讲课的大学学生，我是有群众基础的。”
有一名网友在何阳的博客上留言：“何阳我终于找到你了。”这句话让何阳记住了，他告诉记者：“他们都没忘记我啊。”
他的博客直截了当地以“点子大王何阳”为名。这个带着浓厚历史尘土味的博客名下，是一串同样带着沧桑感的自述——“一位普通知识分子传奇的人生际遇；一段点石成金的近代传说；一个风靡全国的点子时代”。
只是，这个博客的点击率微小，跟帖者寥寥。甚至有策划人刻薄地说，现在还用“点子大王”这个提法，是会被笑话的。
在互联网最高速发展的十年里，何阳在高墙内度过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十年。江湖，还会是何阳的那个江湖吗？
有数据显示，现在从事商业策划行业的有150万人，当初何阳一枝独秀的时期早已灰飞烟灭。当年曾报道过何阳事件的前中国青年报记者王安认为，何阳再难笑对江湖了。王安甚至认为，“如果何阳还是认为别人在陷害他，那他这十年在监狱是白呆了。”
80后策划人代表肖承胜在刚入行时曾系统地学习过何阳的书，他对何阳的重出江湖也抱着并不乐观的态度，“何阳重振江湖的可能性很小，因为现在科技发展非常迅速，信息流动非常快，模仿抄袭很容易，现在的山寨文化很发达，要想再靠一个点子来重振江湖，没有优势。”
当年何阳的工作室在顶峰时期包括何阳在内有四个人。十年过后，其余三人中，王文京是 用友软件的创始人，张大中是大中电器的董事长，另一位现在在造飞机。
何阳还在狱中时，媒体评出“影响新中国青年的十大英雄”，何阳以“知识英雄”的身份，与雷锋、陈景润、邓丽君等名列其中。 何母还受邀参加一个策划业的峰会，替儿子领回一个奖章。何母问主办方为何颁奖给一个囚犯，对方说，“这是历史。”
十年弹指一挥间，世间已是另一种繁华。曾经沧海难为水，从人生巅峰跌入谷底，时间将历史埋在了这个曾经骄傲的人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