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商界枭雄沉浮录
那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中国周刊记者 张友红 综合报道
老兵们一个个回来了！
1978年之后，中国社会的活力不断被激发，如滚滚巨浪，推动中国社会前行。“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的场景，不断在商业社会上演，刚刚还是引领风骚者，很快就被人们遗忘了……
他们是谁？他们是那些曾被称作“教父”、“大王”、“巨头”、“枭雄”的商界精英。
在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激情的经济因子开始发酵，那些商界精英游走于经济转轨的各种缝隙，粉墨登场。
剧情永远不会停留在一个节拍上，与经济的炙热、商业巨头的狂欢伴随而来的是经济政策的探索和含着感性因子的个人膨胀。
“倒下”，然后“再起来”，成为循环于这部商业史的主旋律。
大幕拉开
1995年，中国的财经报道中第一次非常集中的出现“巨星陨落”。
那时，经济的狂欢才刚刚开始。一个重磅溅起硕大的水花：中国“烟草之父”，云南红塔集团董事长褚时健被调查！
褚时健，1979年开始任云南省红塔集团董事长。1987年，云南省意外获得了“可以适当突破当时烟草的专卖制度发展烟草”的机会。上过战场的褚时健，向来以“敢干”闻名。他迅速地做出了一个决策：跳过烟草公司直接和烟农联系，然后绕过供销局、地方烟草专卖局自己铺设专卖店。
1987年到1995年，红塔集团的香烟产量以每年43.93％的速度递增。
当时，有国家领导来视察说，“老褚，你开的不是卷烟厂而是印钞厂。”时有记者描述褚时健出行的盛况：开在前头是褚时健的车，后面接着的是二十多辆以“O”开头的政府车，甚是壮观。
然而，事业蒸蒸日上的褚时健却也面临90年初国企老总的禁锢：国家对国企老总缺乏相应的市场激励机制，导致企业发展、国家增税、个人手紧的状况。当时，褚时健的月薪是3000元。
1995年，褚时健得知一个消息：新的总裁要来上任。这意味着他就得把签字权交出去了。后来在法庭上，褚时健坦白自己当时的想法：“我也辛苦了一辈子，不能就这样交签字权，我得为自己的将来想想，不能白苦。所以决定私分了300 多万美元，还对身边的人说，够了！这辈子都吃不完了。”
1999年1月9日，褚时健被判处无期徒刑。据当时的媒体报道，宣读判决书的时候，褚时健只是摇摇头，没有说话。
极具戏剧性的一幕是：来年，褚时健的继任者字国瑞，年薪加上奖金超过100 万元，褚时健一辈子的工资也没有这些。
据公开数据估算，褚时健效力红塔的18年中，为国家创造利税991亿。
就在褚时健被检察院带走的时候，刚被评为“中国商界十大风云人物”的南德集团董事长牟其中也坐不住了。
这位中国最受争议的民营经济企业家有着传奇的经历：300元钱起家，办了三件大事——飞机易货、卫星发射、开发满洲里。
也正是因为几个大项目的投资，加上1995年国家实行货币紧缩政策，让南德集团资金链崩溃，截至1996年事发，牟其中为弥补资金空缺“空手套白狼”，获得资金7507万美元。一夜间，这位曾经的“大陆首富”被群殴为“大陆首骗”。2000年5月30日，59岁的他被判无期徒刑。
两位当时的商业巨人，有着共同的特点：敢干、意识超前。市场经济刚开始的几年，他们站在改革的前沿，却也走在了失败的前列。
现在再来看，无论是从失足的原因，还是失事的时间，对于一个正处于经济体制转型时期的国家而言，中国企业家的命运从他们开始似乎可以划为一个阶段。
证券地震
企业家群体事件中，最先崩盘的是在新兴不久的中国证券业。
1995年2月，检举褚时健的匿名信刚刚被打开，位于上海的中国年轻的证券家们已经深陷泥潭。
他们是中国证券三大“猛人”：管金生，时任上海万国证券总裁，41岁成立上海第一家证券公司，也是新中国第一家证券公司；尉文渊，35岁即任上海证券交易所(简称上交所)总经理，被称为“全球股市最年轻的总经理”；阚治东，时任上海申银证券总裁。
英国《金融时报》记载了这次证券地震：“1995年2月23日，是中国大陆证券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这天下午，距离上交所休市还有十几分钟。尉文渊正陪证监会期货部主任耿亮在场内转，两人讨论着国债期货管理办法的事情，尉文渊为“证券管理办法即将出台”而喜笑颜开。因为中国证券市场建立以来，一直没有正规的制度监督，这成为当时证券市场的硬伤。
突然，“327”价格大幅下跌，交易量突然放大了许多。出事了！
327，是国债期货合约的代号，对应1992年发行1995年6月到期兑付的3年期国库券，该券发行总量是240亿元人民币。
327发行时存在两大阵营，一是以万国证券为首的做空阵营，另外是以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公司(简称中经开，有财政部背景)为首的做多阵营。1995年2月23日，财政部正式发布了提高327国债利率的公告，在这期间，空方主力万国证券一直在拼死抵抗，试图动摇多方的信心。
但是，23日这天下午，万国证券的同盟军辽国发突然倒戈，改做多头。327国债在1分钟内上涨了2元。
327国债每上涨1元，万国证券就要赔进十几亿。于是，在休市前8分钟，管金生做出了最疯狂的举动：大举抛售。16时22分13秒，管金生砸出1056万口卖单，把价位从151.30打到147.50元，期货秩序大乱。
夜里11点，尉文渊正式下令，强制宣布23日16时22分13秒之后的所有327品种的交易无效，该部分不计入当日结算价、成交量和持仓量的范围。
由此，管金生万国证券损失60亿元人民币。两个月后，管金生辞职。
三个月后，中国证监会发出《关于暂停中国范围内国债期货交易试点的紧急通知》，开市仅两年零六个月的国债期货结束。中国第一个金融期货品种宣告夭折。5月19日，管金生被捕，罪名为贪污、挪用公款40余万元，但没有违反期货交易规则的说辞。
1996年4月，万国不得不与它当年最强劲的竞争对手申银证券公司合并。1997年1月，管金生被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7年。
引咎辞职的还有尉文渊，三年前由他大胆提出来的金融工具——国债期货，三年后把自己落下马来。
不过，管金生下马，万国和申银合并，时任申银总裁的阚治东捡了一个红包，随之成为“上海证券界的第一号人物”。
然而，327事件平息的第二年，三大猛人中的最后一位也倒下了。
事因，上海与深圳争夺中国证券市场“龙头”地位。身为“上海证券界的第一号人物”的阚治东没有袖手旁观，但终因参与炒作而被免去申银万国总裁的职务。2002年，阚治东临危受命南方证券，最终因为挪用客户资金而“被看守所羁押21天”。1年后，南方证券关门，阚治东暂时淡出江湖。2006年3月1日，在清算南方证券遗留过程中，阚治东被深圳公安机关逮捕直到2007年4月30日取保候审。
“证券市场三大猛人”的落幕，为中国证券市场第一代人的传奇故事彻底画上了句号。327国债事发后第二天，上交所发出《关于加强国债期货交易监管工作的紧急通知》，中国证监会、财政部颁布了《国债期货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中国终于有了第一部具有全国性效力的国债期货交易法规。
但对管金生们来说，却太晚了。
保健行业集体颓败当第一代证券家们仓皇应对市场时，中国的保健品市场涌现出一批耀眼的明星。相同的是，当时的保健品市场和证券市场一样无序而膨胀。
长江商学院副院长滕斌圣，在接受《中国周刊》记者采访时说，中国的保健品市场从一开始成立就滋生了温床，在社会制度监管不完善时期，他们的广告依赖症注定它一出生就是残缺的，这也决定了他们发展不可能健康。
吴晓波在《大败局》中总结太阳神和哇哈哈的故事时说：如果你是一个身无分文的创业者，你不妨到那些充满了暴力和游戏规则不健全的产业中捞取你的第一桶金。
不安分的企业在不规范的市场中表现出了耀武扬威的一面，企业家们首当其冲。
声势尤为浩大的是山东三株集团的吴炳新。三株集团成立当年销售额突破1.25亿元，到1996年达80亿元，1997年上缴利税8亿多元。吴炳新声称：“可口可乐也无法和三株口服液相比，将来三株要和它比个高低，去占领国际市场！”
沈阳飞龙集团的姜伟，依靠飞燕减肥茶和延生护保液一夜走红，1993和1994连续两年纯利润两亿元。
珠江三角洲太阳神集团的怀汉新，把营业额推到了13亿。
就连专心于科技行业的史玉柱，1993也年跃跃欲试，尝试性地推出了脑黄金，他还跑到山东向吴炳新求经。后来，他搁置了巨人大厦，找来一帮年轻的“文字家”，一股气用语言造出了一种誓言“让人民作证”的12种保健品。
此时，企业家们助推自己产品的诀窍出奇的一致：唯广告不能。
吴炳新本人非常崇拜毛主席的革命理论，力推“农村包围城市”的广告战略，他将全国划分为东北、华北、西北和华南四大“战区”，四区设立“战区经理”由总部协调指挥。他亲组市场前线委员会，在各省建立了市场指挥部，实行“军事化管理”。
沈阳飞龙的姜伟是“文革”后第一代大学生，一样对毛主席理论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曾经以“在局部战争中，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敌”的战争战术来解释他的广告轰炸战术。广告密集程度“不讲成本，不讲究任何艺术效果，只要多”。提出：“不盖厂房、不置资产、不改造办公楼、只要广告。”
保健品市场，犹如一场疯狂的资本抢夺战：一群高呼着胜利口号的人从山坡上冲下来，四面八方掠夺财富，不计规章。然后又呼啸着一呼而散，各奔前程。
这样的结果是，三株的广告甚至张贴在茅厕和牲口栏上，出现了夸大功效、诋毁同行的词语。1996年，三株缠上人命官司；1997年，史玉柱“巨不肥”还没有完全铺开市场的时候，受困于巨人大厦的资金短缺，陡然夭折；1996年，姜伟推出《我的错误》万言书，承认犯下了20个错误；太阳神也逐渐销声匿迹。
保健品市场的集体黯淡，一方面凸显经济监管的薄弱，另一方面也看出，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确滋生了民营经济发展的温床。单就从行业来看，这时候的彩电、VCD、白酒等行业也凸显了集体短暂繁盛的现象，诞生了创维黄宏生、爱多VCD胡志标、秦池姬长孔等名赫一时的行业符号。
然而，无序和膨胀继续颠覆者这些商场士兵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