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一个煤炭企业的传奇发展史：黑金红流》
对于现状，刘谊当然清楚。自从上任后，他一直在思考什么时候才是新集第二次创业的机遇。但已经开采了十年的新集一、二、三矿寿命有限。新集地貌复杂，这些矿井越往后开采，安全压力越大，成本可能越高。如果不建立新井的话，再过个八年十年，这些老井很可能导致集团整体亏损。 到那时，临渴掘井，悔之晚矣。 5年5个月：重返大赵村 德国法学家卡尔施密特说过：“政治，是决定紧急状态的能力。”跳出话本身的含义理解，企业日常决策比如批准例行公文等，并不是决策重点。特殊时刻，超出过往经验的时刻的决策，才是决断。市场的变化瞬息万变，每一秒钟都有崭新的动态趋势出现，同时意味着无数过往经验宣告作废。决策，是衡量一个企业的领导者最重要的能力。 刘谊是不是这样的领导者？ 董事会拒绝批准刘庄上马时，刘谊没有放弃努力。他明白，董事会不是不想而是不敢，怕金融危机持续太久。但是，危机过去，岂不是错过了最好的时机？ 刘谊根据朱镕基总理2000年在国内外的讲话，以及看到的美国股市的报表，分析金融危机已经过去，只是煤矿产业的复苏仍需等待一段时间，但时间不会持续太久。于是他决定，不管董事会批准不批准，自己找人把上马的方案先做出来，做得越细越好，等董事会哪天一旦批准，第二天就能入驻施工。 刘谊的决策事后看来，是正确的。2001年，煤炭市场终于触底反弹。 刘谊立刻要求召开董事会，提出了开采刘庄的详细方案：要建600万吨煤矿。董事会讨论后觉得，市场刚反弹，上300万吨比较保险。他据理力争：“随着形势好转，我觉得600万吨也太保守，应该要上800万吨。不仅要上，就连刘庄当年搁浅的股票也要上市！” 话语落地，董事会一片惊讶。而不久后，新任董事长张长友上任，听了刘谊汇报，当下表态：800万吨，拍板。 此时，留守刘庄的三个小伙子还不知道刘庄即将开采的消息。屈指一算，他们留守了整整三个年头。这三年里，其中一个小伙子朱林在留守之余学会了熟练操作电脑，总算没有虚度光阴。只是他们时不时和当地村民碰面，村民都会有意无意地问：这矿，到底哪天开啊？小伙子们很尴尬，只能说快了快了。再到后来，几乎没有村民来问了。 2001年5月，另一位小伙子汤传红接到电话。朱林正在另一个房间玩电脑，忽然听见汤传红大声地喊叫起来：“特大好消息，我们的队伍要回来啦，我们终于熬到头啦。电话里问我，留守有什么困难吗？我说，你们一来，我们什么困难都没有啦。” 第二天一早，四位留守人员打扫了一番，烧水煮饭，哼着小曲，迎接着大部队的到来。领头的是梁袁。 刘庄，是一个奇迹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英雄们只会老去，不会随风飘落。他们创造过神话。无论怎样丰富多彩的历史，倘若没有了神话的渲染，也会变得苍白平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