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聚焦金融海啸后的企业竞争力
王伟光：中国经济须向内外需并重转型
中国企业竞争力年会今年已经是第七届了。七年来，中国企业竞争力年会从诞生到发展，一直持续关注中国经济领域的热点话题，探讨年度经济形势、行业趋势和未来经济走势，成为一个为中国企业和企业家提供价值参考的高端平台。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和中国经营报社研究院共同研究的中国企业竞争力项目也在不断完善，除了对中国内地上市公司进行监测之外，相继推出了海外中资上市公司和港股中资上市公司的竞争力评测，其权威结果为各个企业提供更为可靠的参考。
本届年会主题是“复兴时代的竞争与战略”，它在目前中国和世界经济复苏回暖的时候探讨，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经历了金融危机的磨炼。这次危机对中国经济、产业结构的影响是巨大的。外需下降和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是我们面对的不利外部形势，中国经济运行还要维持很困难的一段时间，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尽管金融危机的余波还在，但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中国aihuau.com经济在全球低潮中持续回暖并保持了可持续性。我们从过分依赖外向型发展开始向外向内需并重转型。中国经济在严峻的考验面前，通过战略调整保持了平稳较快增长。
最新的中国经济数据显示，第三季度GDP同比增长达到8.9%。作为世界经济体重要成员，中国用自己的行动承担起一个大国的责任。历次经济危机的经验表明，每次危机都会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围内催生新的技术突破、新产业变革、新商业模式。这些新技术、新产业的孕育和发展，直接关系到企业未来的可持续竞争力。竞争力来源于竞争，后危机时代竞争力和竞争优势的重新塑造和定位将比树立信心更为重要，一方面这将涉及到国与国之间的产业竞争，意味着通过正确调整，形成本国新的产业增长引力，也使本国产业能在不可逆转的全球化形势下保持相对竞争优势。另一方面经济危机会促使各类企业在平等竞争中依靠自身的努力来提升内在的和长期的核心竞争力，进而转变为更有效的综合企业能力。特别是通过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来获取较高水平的投入产出比等一系列市场竞争优势。
同时，伴随金融危机而来的是不确定性。在国内外竞争和发展环境发生改变的情况下，中国诸多优秀企业冷静思考，把这次危机视为修炼内功的时机，及时进行战略性的结构调整，在金融危机面前不同的企业面临的问题可能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些企业内部在调整核心业务、核心技术、品牌树立等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通过加强企业内部重组并购，进一步突出自己的主业，而且还积极地获取跨界的资源，包括对海外资源的竞购。这些优秀企业家通过不同的方式，构筑新的竞争优势，制定了独具特色的战略，为将来的收获做了充分准备，确实令人钦佩。
我们希望看到，危机中的中国企业不仅关注自身的基本生存问题，更要以高瞻远瞩的视角努力增强自身在国际经济环境中的竞争力和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国际地位。我坚信在我们共同努力下，中国经济一定会带着蓬勃的朝气和坚定的信心迈向下一个辉煌，以60年经济发展的成就为基础，创造出新的奇迹，迎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时代。
李扬：未来应该强调宏观审慎监管
金融危机阴霾未散，中国经济却已悄然走上复苏之路。12月初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保增长、调结构、促内需”的基调已经预示着2010年将成为转型之年。未来外部经济的风云如何变幻？中国经济将遵循何种发展路径？盘根错节的诸多国内经济难题解困之道何在？12月12日，在中国经营报社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联合主办的2009中国企业竞争力年会上，记者就这些问题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
导致危机的根源
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
《中国经营报》：在刚刚结束的论坛发言中，你谈到了最近的宏观经济形势还不是很稳定，这些不稳定表现在哪些方面？
李扬：这次的全球经济危机的后果很严重，各国应对危机的力度也很大，迅速控制了危机的蔓延，避免了更大的破坏，但现在这些应急的措施也带来了几类问题。我们看到，导致这场危机的根源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其中就包括全球经济失衡的问题。这次危机之所以称为全球经济危机，起因就是因为全球经济的失衡——意味着各国经济都处于失衡状态。比如，美国表现出的储蓄不足、赤字扩大对应的就是中国储蓄过度，外贸盈余、外汇储备过多的问题。这个问题到现在为止基本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但是，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矛盾未来就还会暴露。
再比如，金融部门的过度发展问题也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所谓过度发展是指，它已经脱离为实体经济服务这个基点，进入了自我膨胀的境界。金融衍生品和实体经济的关系在当今条件下已经难以准确看清，特别是一些金融产品经过多级衍生后已经具备了自我膨胀的动力，导致了泡沫的出现，这个问题到现在也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现在还是在用饮鸩止渴的办法来暂时的掩盖问题。再比如，金融监管的缺失问题也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
再就是负债率过高即杠杆率过高的问题也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最近发生的迪拜事件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如果资产负债表没有得到有效的修复，危机依然可能会在某处发生。这次金融危机迅速得到制约当然有好处，但是坏处就在于危机本身的消毒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因为危机在某种程度上是创造性的破坏。
另外一类问题就是，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各国都采用了大量的极端性的措施，比如各国都对金融市场注入大量的流动性，各国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都膨胀了很多倍。中国是膨胀最少的，也达到了40%以上，美国则膨胀了2倍以上，这就造成了大量的资金涌入资产市场，诱发未来形成泡沫的可能。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宗商品的类金融化。本来大宗商品的价格应该是供求决定，现在变成了金融决定，定价已经完全脱离了供求关系。此外，应对危机中各国急剧膨胀的财政赤字也会在未来变得很棘手。这个问题显得更加复杂，因为如果财政赤字不货币化的话，就意味着未来各国政府会通过加税来平衡，而经济的持续恢复恰恰需要的是减税，这就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
总体来说，如果导致危机的老问题和解决危机中出现的新问题得不到解决，未来世界宏观经济的运行依然存在很多的风险。
不能轻言经济复苏
《中国经营报》：在应对经济危机的过程中，中国的思路似乎也在逐渐调整，在最近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调整经济结构就被重点提了出来。
李扬：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核心的三句话里，“保增长，调结构，促内需”就把“调结构”放在了更突出的位置。“调结构”不仅仅是解决中国经济对外依赖度过高的问题，还包括要解决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投资和消费的不平衡，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的不平衡，技术结构的不平衡，对环境资源过度依赖的不平衡等，这些都是中国长期以来的经济结构失衡问题。
《中国经营报》：未来中国如何打破多年以来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构建新路径？
李扬：本来危机是打破路径依赖的最好时机，但现在看没有充分发挥这个作用。
《中国经营报》：现在很多人已经开始议论明年全球货币政策的调整问题，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明年货币政策调整的空间有没有？
李扬：具体的措施我不是很清楚，我的判断是，中国利率政策的调整会慎重。原来我们有一个判断，全球化下，各国利率政策应该是相对同步的，但现在看来远远没有，背后深层次问题是国际货币制度问题，因此，现在还不能轻言经济复苏。
应该强调宏观审慎监管
《中国经营报》：刚才你列举了很多中国经济中存在的问题，你认为哪一个应该是要被首要关注的？
李扬：如果一定要找出一个最值得关注的问题，我觉得应该关注资产市场。因为资产市场的调控现在看起来还没有找到比较有效的办法。比如，中国经济需要房地产市场的拉动，但房地产价格现在已经远远脱离了人们的购买能力，调控又不能单纯的依靠行政手段，市场手段也不太有效，这就成了问题。现在我们考虑是不是加强监管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背后的逻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阐述：一方面现在暴露的问题是传统的货币政策或传统的监管政策出现了某种失灵。另一方面是加强监管可以约束过度负债，未来可以通过加强监管和货币政策的配合找到一条约束过度负债的办法。
我注意到，这两年有一个新的概念正在发展，叫做宏观审慎监管。过去我们都认为监管是微观的事情，现在看来，应该要上升到宏观层面，从宏观平衡、宏观稳定的角度再加上审慎原则的有机组合。审慎意味着杜绝了比较过激的政策。审慎的概念是当面对很多可能的时候要考虑最坏的可能，按最坏的结果去设计方案。比如，如果我们要约束信贷，监管有很多现成的手段，手段之一就是可以提高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对金融机构，现在我们要求资本充足率要10%以上，这就是非常强的一种约束。由于有大量的存款沉淀在金融机构中，以前对银行存贷比的约束就不够有效，现在强调资本充足率就从资本的角度来约束金融机构，显然比存贷比的约束更严格。
另一个就是提高金融机构的拨备覆盖度，这是更加审慎的监管制度。通过监管，通过审慎原则的实施，是导致宏观经济稳定的很好的一个路径。传统的货币经济学是不涉及到上述问题的，从理论上来探讨的话，就是监管已经开始考虑到了结构问题，传统的货币政策是不顾及结构的，但是结构问题显然非常重要。
对金融机构我们可以用这种办法，对传统的企业也可以用这种办法，现在我们企业的负债率太高，在解决危机的过程中，全社会的负债率都在提高，央企的负债率已经提高到了80%以上，这是很危险的现象。
但是这些问题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不容易，难点是现在很难搞清楚中国企业的具体负债情况，要全面了解中国企业的表外业务是一项很艰苦的工作，搞清楚这些问题并确定有效的监管措施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我认为这种路径是对的，简单的提高和降低利率已经不能解决问题，更扎实的工作应该是对现在的微观市场运行做大量深入的研究，这也对现在的监管体制提出了挑战，这些工作应该是央行和监管当局配合来做，但显然现在配合的还不太理想。
巴曙松：明年须警惕信贷投放大起大落
虽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定调，明年将延续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也明确表示，货币政策要动态微调。此外，今年超常规的货币供应量与GDP差值创新高亦警示着未来的流动性风险。
2010年的货币供应量与信贷增速将如何演绎，如何配合经济结构的转型，本报记者在12月12日北京召开的中国企业竞争力年会上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经济学家巴曙松。
宽货币稳信贷
《中国经营报》：明年市场有较强的通胀预期。12月初公布的美国非农就业数据表明：美国经济复苏进程超出预期，市场对于美联储提前加息的预期再度升温。就中国央行货币政策而言，你认为，如何管理通胀预期？在加息与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之间，哪个更有可能先行？
巴曙松：现在通货膨胀还只是预期，这一点，政策要有点超前性。现在，对信贷投放的微调已经开始了，这对抑制通胀有积极作用。从实际投放进度上看，与上半年相比，下半年也有动态的调整。信贷依然是明年重要的一个观察指标。
管理通胀预期，首先还是体现在对信贷投放与对流动性的控制上。明年的信贷投放不可能像今年这么宽松，所谓的“适度宽松”，这个度的把握，是明年管理通胀预期的关键。其次，流动性的提供，明年会是一个什么情况呢，我总结了六个字——“宽货币、稳信贷”，也就是说，信贷会比较平稳，但货币环境将非常宽松。除了信贷投放会创造流动性之外，外部流动性，包括贸易顺差和资本流入也会贡献流动性。今年10月份，出口开始上升，明年贸易顺差会增大，再加上资本流入，可能是正常的资本流入以及热钱，都会贡献流动性。如果明年是“两条腿走路”，那么同样宽松的货币政策，也会使得明年的流动性比今年要多。
作为管理流动性的指标，存款准备金率是用得比较多的，从使用的优先次序来说，除了信贷投放的节奏要把握好之外，最有可能优先动用的还是存款准备金率，准备金率的调整可以直接冻结流动性。
《中国经营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2010年信贷规模即成为市场猜测的焦点。最新的版本是，明年信贷规模大致框定为7.5万亿元。这一规模明显低于2009年全年10万亿元的水平。这能实现你说的“宽货币、稳信贷”中的“稳信贷”吗？什么样的规模才会是平稳的？
巴曙松：怎么理解“适度宽松”，要看这个“度”。通常说，经济增长率加物价指数，再预留一定的空间，称为“适度的宽松”。明年预计9%左右的增长，3%左右的通货膨胀率，再留一点空间，信贷规模大概会有17％~18％左右的增长，这是以前我们在正常年份理解的“适度宽松”。实际上，按照这个速度，两年算下来，今明两年依然还是比较宽松的。今年很多的信贷投放都投给了地方投融资平台，还有很多资金并没有进入实体运行，很多城投公司账上还有100亿~200亿元的资金没有用。如果笼统地推测，明年信贷规模大概是在7万~8万亿元之间。今年的经济有很大的特殊性，实际上两年算下来，依然是属于比较宽松的。
防止信贷的大起大落
《中国经营报》：从货币政策上说，如何去引导信贷投放？可能会利用哪些政策工具来实现？难点何在？
巴曙松：引导信贷投放，可以通过对资本金的约束来实现，因为现在很多银行资本金不够充足，补充完资本金之后，明年再扩张难度很大，又要面临融资。资本约束是很现实的约束，也是很重要的约束。
但是，特别要引起注意的是，引导信贷投放的难度很大，难点在什么地方呢？第一，我们的储蓄率很高，信贷投放增长很快，存款增长也很快，因此，存贷比并没有大幅上升，是可以支持信贷投放高速增长的。第二，今年新开工项目，往往是跨年度的，比如一些城市化基础设施项目，所以，这些新开工项目，明年要配套完成的话，大概需要6万~7万亿元左右，再加上中央财政新投资项目，以及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来的要“加强城镇化建设，扩大内需”的目标，许多地方政府城镇化热情起来之后，信贷增长需求会非常大。
因此，怎么处理好资本约束与货币政策调整之间的关系，再加上储蓄高、流动性充足，而且信贷投放的需求很大，这几项之间的矛盾会非常大，如何平衡？这是很关键的。
而且，在流动性充足的情况下，进行信贷约束有什么难点呢？要么转向其他的融资渠道，比如，证券化、信托；或者，信贷约束也容易导致信贷投放的大起大落。这是需要高度警惕的。
从中国银行业的角度来说，资本金都很充足，流动性资本金也有，上市银行又有赢利动机，信贷需求量又很大，那么明年上半年，很容易导致的就是，银行趁监管层现在对信贷规模还没有直接控制之前，大量投放信贷的情况发生。
今年这种情况就已经出现了，因为银行始终有一种担心，上半年贷款新增过多，下半年管理层肯定要收，所以银行更加紧地投放，形成“倒逼”的情况。
如果监管层有一个很清晰的信贷投放限制的话，明年一二季度信贷投放又会产生一轮高速增长，然后很容易导致季度与季度之间投放分布不均，最后有可能导致信贷投放的大起大落，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就比较大了。这一点目前金融界都还没有意识到。
《中国经营报》：你认为，如何才能防止信贷投放的大起大落？
巴曙松：还是应该通过市场化的工具，比如准备金率、利率的调整，汇率的调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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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传志谈国际化：看中目标拐大弯
无论身处何方，柳传志从来都是焦点。
一位来自企业的经理人，在柳传志悄然离场之时，一路追随、执著坚定，只是为了和偶像柳传志合影留念。自始至终，柳传志保持着亲和的微笑，不温不怒、温文尔雅。
这是12月12日，北京，万达索菲特大饭店，中国经营报社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联合主办的2009（第七届）中国企业竞争力年会上发生的一幕。
在这次年会上，联想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柳传志做主旨发言，他始终坚持并且反复申明一个主要观点——中国企业以品牌形象进行国际化是必要的。“应该承认，国家的经济实力对于那些已经国际化的中国企业来说至关重要，同时，中国制造以品牌产品、品牌企业的面目走向海外，汇集起来就是中国国家品牌形象的一部分。”
这样的观点与声音，不仅是柳传志的私人感悟，更是联想国际化的深刻彻悟。
“四快一慢” 拐大弯
拐大弯，典型的柳氏思维。时至今日，柳传志导引联想安然拐过三个弯道：分拆交班、走向海外、产权改造。业界据此评论：“单凭这三件大事，柳传志在中国商界的领袖地位无人能及、无人可撼。”
联想并购IBM之PC业务部门之前，《中国经营报》记者曾与柳传志探讨联想国际化问题。彼时，酷爱军事的柳引用军事术语“四快一慢”来表达自己对国际化战略战术的思考。所谓“四快一慢”，意指，向敌前进要快；抓住敌人后进行准备工作要快；突破后扩张战果要快；敌人溃退，追击要快；总攻发动时间要慢（但总攻开始后就要快）。
台湾宏 一直是柳传志为联想设定的对标对象，早年间，宏 “决战”美国市场的惨败，在柳传志心中留下了很深的烙印。所以，在国际化这样一个大是大非问题上，柳传志一贯的观点是“四快一慢”，特别是发动总攻时间要慢的“一慢”，他在联想内部曾经多次提及。“走一步、想两步”是柳传志的行事风格，而这也成为联想安然拐大弯的重要保障。
联想如何国际化？柳传志说，“美国市场是否首先发动总攻，是否急于进入？一定要把事情想清楚。”
检索联想过往的成长历史，基本是通过内生性生长机理发展壮大，简略勾勒联想拐大弯之路径，基本可以认定为从实业到产业，从产业到品牌的跨越与跳跃。
当杨元庆决意以跨界并购的方式实现联想国际化的光荣与梦想，所有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包括柳传志在内。“要么上天堂，要么下地狱”，联想国际化的惊险与刺激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联想国际化都是一种必然与必须。按照张瑞敏的说法，“如果不国际化，风险可能更大”。1994年，联想PC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是3%，和“洋品牌”鏖战至2001年，联想PC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上升到了27.5%，在中国市场是当仁不让的冠军，同时也是亚洲冠军。“然而这又怎样？并不怎么样。我们的理想是联想品牌国际化。”回首往事，柳传志自语。
酝酿并购IBM之PC业务部门之初，柳传志要求杨元庆们务必想清楚：为什么IBM的PC业务亏损？我们能否把它扭亏为盈？并购的主要风险有哪些？
另外一个关键问题是，通过并购，联想能够得到什么？
首先是一个国际化的品牌。“尽管，联想在国内的品牌知名度非常之高，但是一走出国门才痛感品牌的厉害。同样的产品、同样的性能，如果你没有一个国际知名的牌子，真的就是纹丝不动，要耗费很大的代价、倾注很多的努力。”柳传志坦陈。
通过并购，买下IBM的ThinkPad这个笔记本电脑高端品牌，IBM方面允许的品牌使用年限是5年，及至第三年，联想开始“去IBM化”，在ThinkPad笔记本电脑上镶嵌Lenovo，并且顺势推出自创品牌Idea，以强化联想的高端商务品牌形象认知。经过5年来的实践，走出了这样一条品牌再造路径：Think带动Lenovo，Lenovo带动Idea。
其次是技术。并购之后，联想集团在技术领域建立了一支涵括日本、美国研发中心的混合编队，中国的团队可以领导日本人、美国人，他们也可以融入中国的研发团队。柳传志承认，“混合编队对联想在研发领域的前瞻性研究起到突破性的作用。”
最后，联想得到的是国际化的市场。截至2009年，联想IdeaPad已经覆盖了76个国家和地区，覆盖率95%。不过，令人一度非常郁闷的问题是，换上Lenovo商标的IBM笔记本电脑就是无法得到美国主流市场的认可与认同。
很显然，联想国际化，需要更多的时间去证明自我。
方向对了 不惧路远
2009年，联想以及柳传志备受热议。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柳传志再度出任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在相当程度上提振了联想的士气，扭转了颓丧的业绩。
根据IDC的统计，全球范围内而言，电脑行业处于零增长、负增长状态，但在2009年第三季度，联想品牌电脑在俄罗斯、印度等新兴市场（不包括中国）的销量仍然取得了同比10.3%的增长。显见的事实是，联想品牌电脑在国际市场占有率的攀升，2009年第三季度已经达到了8.9%。
在柳传志看来，目前是联想发展的转折点，“通过国际化的实践，我们对行业本身的认识，对企业基础管理的认识都有了极大的改变和提升。”
事实上，国际化带给联想的，除品牌、技术与市场外，还有一点不可忽视，那就是文化融合带来的运营质变。国际化之后，联想先后导入了IBM 、DELL文化，文化的融通与对冲是一个极其艰辛的过程，其间，联想不可避免地经历了阵痛和煎熬，不过，令人欣慰的是，一种更加市场化、更加国际化的新型文化已经成为联想新的基因与内核。由此，我们对联想的国际化多了一点信心，少了一份担忧。
应该看到，深具中国特色的商业环境的影响与荡涤，塑就了柳传志卓而不群的管理智慧与思想，引领联想平滑、安稳地拐过大弯，赢在转折点上。
企业家群体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将“建立在逐利基础上的利润”进行到底。每一个成功的商人，其商业实践都贯穿着独特的宗旨原则，他们都有从绝望与希望，成功与失败中挣脱出来的胆识与魄力，最终在险峻的商业环境中达成了经济主张的理性实现。
联想的发展，其实就是遵从、尊重市场规则，发现价值、维系价值、实现价值的过程。当下的联想，依靠“国际化、品牌化”这样一种持续有效的商业模式不断成长，提升运作的效率和质量，逐步接近心中的愿景和目标。
联想国际化，方向对了，不怕路远。杨益：中国企业要善于利用国际规则
“全球贸易保护主义还未泛滥，贸易战也没有出现，但中国已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国。”在2009中国企业竞争力年会上，商务部产业损害调查局局长杨益向《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
而在近期由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下设全球贸易预警处新近发布报告显示：2009年全球许多国家经济显现复苏迹象之际，贸易保护主义却呈抬头之势。
如何合理利用国际通行规则，中国政府和企业正在面临新课题。
贸易保护形势依旧严峻
杨益认为，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还未泛滥，贸易战也没有出现。其主要原因是世贸组织WTO机制在总体约束各个国家政府的贸易保护行为。“虽然全球贸易摩擦在升温，但总量的比例还比较小。”杨说。据WTO最新统计，从去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到今年10月份，各个国家采取的贸易救济或者贸易限制的措施只涉及到世界贸易量的1%。受影响的主要是农产品、钢铁产品、电子消费品、纺织品、服装和鞋等。
根据WTO的预测，今年全年反倾销调查数量将达230至250起，超出2008年全年的212起。
“虽然全球贸易保护主义还没完全放大，但对中国的损害在加剧。中国遭受的贸易摩擦在增多，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国，而且绿色壁垒使中国产业结构调整更为艰巨。”杨表示，美国对中国输美轮胎实行特保第二个月，涉案轮胎产品对美国的出口就下降了1/3。但损人不利己的是，特保措施使得美国自己每保护一个美国的就业岗位，会另外损失25个就业岗位，同时美国消费者还要多支出6到7美元。
“截至11月初，今年已有19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产品发起101起贸易救济调查，涉案总额超过116亿美元。除了传统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特保案也在增多。”杨益透露。这是2002年以来，中国年度遭受贸易调查首次突破100起大关。
杨益称，自2008年到今年9月，国外对中国出口产品启动了20起反补贴调查，其中有19起是与反倾销调查合并调查的。此外中国还遭受了7起特保调查，“中国连续三年成为全球遭受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是贸易保护主义最大受害国。”同时，贸易和技术方面的新贸易壁垒对中国出口造成的威胁也在逐步加大。
据杨益介绍，“贸易和技术方面的新贸易壁垒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加大，当前名目繁多的新贸易壁垒已成为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特征。”2008年中国有36%的出口企业受到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影响，全年贸易直接损失达505亿美元。
而据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下设的全球贸易预警处新近发布的报告显示，自2009年9月在美国匹兹堡召开G20金融峰会至12月初，中国、印度尼西亚等一些国家成为贸易保护主义受害者。其中，中国在此期间受到超过47项贸易保护措施波及，成为贸易保护主义最大受害国。
中国企业要依法运用贸易救济措施
2009年来，“特保（特殊保障措施）”、“双反（反倾销和反补贴）”等专业国际贸易词汇越多地碰触着中国许多产业的神经。中国企业需要面临更多种形式的国外反倾销、反补贴的贸易保护。
杨益认为，贸易摩擦增多的原因首先是中国产业竞争力上升的客观反映，其次是金融危机应急性的冲击和冲突，第三是国外遏制中国崛起和发展的主观表现。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中国贸易在世界贸易份额的不断上升，国际经贸摩擦将伴随中国发展的整个过程。杨益提醒，层出不穷的贸易保护措施是中国企业面临的无奈压力，但中国企业要有动力迎难而上。“国际贸易摩擦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使得企业特别是外向型企业将伴随着贸易摩擦前行，并在应对贸易摩擦中不断提升竞争力，发展壮大。”
杨益建议，国内企业一是要妥善处理贸易摩擦，努力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旗帜鲜明地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充分利用世贸组织的解决争端机制，妥善应对贸易摩擦。二是依法运用贸易救济措施，要学会发现低价进口产品对自己产品的影响、冲击，及时申请救济，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
据了解，2009年商务部对贸易纠纷的立案数量快速增加，已经发起27起贸易救济调查，涉及到进口金额99亿美元，国内企业200家。
“如何合理利用国际通行规则，促进产业实现健康快速发展，是我们政府、行业和企业共同面对的重要课题。”杨益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