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得到的、失去的、梦想的(六)



  鲁冠球:改革,不要抱怨

  □记者商思林

  现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为什么要纪念?纪念就是要更大地解放思想

  现在有些领域是出现了资源和财富向国有企业集中的趋势,但没办法,不要抱怨,我们自己干。如果我有本事他就会给我,不给我说明还是我实力不够

  政治建立在经济基础上,没有大的经济基础上去,搞政治改革是不行的。什么改革都是要成本的啊。 *** 主席讲和谐社会,和谐社会是要有条件的,低工资你要加上去,保障你要加上去,都要有钱,有实力

  凡事有时间的限制,当一个时间段过了,就不能停留在那个水平上了。我们原来吃树皮、吃草根都吃得很好,但现在忆苦思甜再去吃这个怎么可以?资源总量是有限的,现在面对全球的竞争,资源的有效利用是最大的问题

  身着深色中山装的鲁冠球著名的大脑门上已是满头华发,但精神非常好,一口萧山普通话讲得抑扬顿挫,中气十足。讲到兴奋之处,他一手拍着记者的肩膀,俯身凑近,一只手摇晃着大拇哥大声地说:“要有实力!”

  经过近50年创业风雨之路,历经各种坎坷和政策反复,鲁冠球给所有创业者共勉的一句话是:“不要抱怨。”他的口头禅就是那两个字——“实力”。在他看来,改革30年尽管充满了波折,但总的方向是既定的,只要企业在市场中博得实力,就会有机会。

  对于记者反复提醒改革30年里的几次波折,鲁冠球并不在意。这位已经64岁的中国企业家常青树拔高声调说:“反复,近50年里我没有。我只有往前,不往后退。”

  《商务周刊》:改革开放30年,但您实际上比改革开放还早20年就开始创业,回顾这些年的历史,您认为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成果是什么?

  鲁冠球:改革开放30年的确需要好好总结一下,有媒体评选我们是改革开放100企业和100人,的确,我们一直是在实践,在见证,我们也是得益者。

  我们是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中间摸爬滚打发展起来的,国外市场经济,国内是计划经济,当年我们是在两个的夹缝中实践。从一开始我们就是改革政策的实践者,什么东西符合社会的潮流,符合经济的规律,怎么跟上它的节拍,我一直在摸索。

  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成果是确定了市场经济,从计划经济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再慢慢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个了不起的过程。中国是一个大国,必然会走社会主义道路,资本主义也会走社会主义,任何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还是要回馈社会的。

  所以,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看会是100年不变。

  加入世贸组织同样是最重要的改革。真正的强国一定不是封闭的,要与世界的大环境融合才能壮大。池塘有多大,鱼就有多大,在我们河里的鱼是草鱼,到了大海就是鲨鱼。

  《商务周刊》:您如何评价民营企业在30年里的角色演变?

  鲁冠球:事实上,民营经济从1949年 *** 解放全中国之后就没有消失过。即使在“文化大革命”那个最激烈的年代,我们萧山、绍兴照样也有民营企业存在,就像国外的唐人街一样艰难生存过来。民营企业有存在的机会,有它旺盛的生命力。

  中央改革开放的方向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已经定下来了,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当时推出农村承包责任制,为什么由农村的乡镇企业来第一个吃螃蟹做个体经济?因为即使失败了,成本也很小,对国家损失很小。就像香港一样,你犯法,我抓你,你赚钱,我收税嘛。我们就是试验田,成功了就向城市里推,就向国有企业推,失败了就到此为止。

  《商务周刊》:有学者将改革开放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78年到1989年,是一个含混的商品经济,没有提出明确的市场经济概念,期间有过几次针对民营企业的大整顿。1992年至今是第二阶段,正式确立了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但对于民营经济,1992年之后甚至入世之后,也还有过几次大的争论。

  鲁冠球:国家的政策是摸着石头过河,就像气候一样不能急剧转换,由零上10度一下子到零下10度,就会受不了,政策也一样。

 改革开放30年:得到的、失去的、梦想的(六)

  第一个阶段的反复,主要是地方上反复多,中央没有。什么事情有人关注就好,有争论就好,越到上面越统一。1988年我们的产权改革,县里不同意,到了省长办公会议上才得到通过。大家都在探索,要允许大家有一个过程。但最核心的问题是思想是不是解放。现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为什么要纪念?纪念就是要更大地解放思想!

  《商务周刊》:从1969年您的第一次创业,就挂上了宁围公社的牌子,之后无论是1980年代的产权改革,还是进入新世纪之后进入成品油批发和金融业,都是在与国有资产博弈的过程。您怎么看待现在一些领域“二次国有化”的现象?

  鲁冠球:改革需要成本,这个成本就是需要企业来创造财富实现。谁来创造呢?谁有本事谁来创造,不能分国有民营。这个资源,谁能创造更高价值,这个资源就应该给谁。资源一定向优势集中,这是规律,是对资源负责,对社会负责。生硬地规定资源给谁是不符合规律的。

  现在有些领域是出现了资源和财富向国有企业集中的趋势,但没办法,不要抱怨,我们自己干。如果我有本事他就会给我,不给我说明我还是实力不够。

  《商务周刊》:从您的实践来看,民营企业的政策环境发展脉络是怎样的?

  鲁冠球:开始国家控制你走出去,什么都要审批,样样要审批。后来从不同意去到同意去,现在是支持你出去。过去门槛很多的,现在没有什么门槛,只要达到标准,你有实力,你就可以进来。

  不要抱怨,国家这么大,政策肯定会有局限性。你符合他的条件就上,不符合,怎么说也是没有用的。近年来我们进入银行、保险、信托、证券,找过证监会、银监会,这些地方我们都能够走得进去,关键是自己有没有实力,不然人家怎么支持你也没有用的。比如原来是军转民,现在是民转军。1998年江泽民在国家科技大会上就提出民营企业可以搞军工,为什么最近两年才实现?就是思想解放和实力问题。

  我对政府的期望没有太多的要求,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的推进和国际融合程度的提升,肯定是越来越好。

  《商务周刊》:我们很惊讶您经过这些年的风雨之后对大环境的从容态度,但现在确实有很多民营企业家抱怨环境反复很多。

  鲁冠球:我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人家做得好,就说别人能做,我为什么不能做?他不检查自己问题;第二种,就是怪这个政策不行,那个政策不行。我想大家应该静下心来,想一想你究竟有多大的能量来做?现在做事情的人的能力是不是比你强,人家强就只有给人家做,你只能提高提高再提高。

  现在驾驭改革的人大方向没有错,他在这个位置上一定想要把事情做好,他要国富民强,现在有些事情做不下去,一定有他的难度。我们要求国家要理解我们,我们也要理解国家。

  政府的角色就是负责管辖范围之内的稳定和和谐,他要做到这一点,谁对繁荣经济有利、谁对稳定有利,肯定就支持谁。政府分配资源的功能再过一万年也是这样的,资源一定是要有一个人来分配的。政府始终是一个主宰。这个变不了的。

  《商务周刊》:经济学家吴敬琏说,30年的改革中,我们的经济改革呈现大跨步的前进,但政治体制改革的速度并没有跟上。去年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深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您对下一个改革阶段中政治体制改革有什么样的期待?

  鲁冠球:政治体制肯定要改,但是我们绝对不会改成美国那样,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和文化,不管怎么改中国肯定是一党制,不会是多党制。

  政治建立在经济基础上,没有大的经济基础上去,搞政治改革是不行的。什么改革都是要成本的啊。 *** 主席讲和谐社会,和谐社会是要有条件的,低工资你要加上去,保障你要加上去,都要有钱,有实力。

  朱基提高了市民的收入, *** 提高农民收入,每年加上三五百亿哪里够呢。实力有了就好解决了。

  我看政治改革得再有30年才能见到效果。现在肯定要提,但效果未见得好。现在在农村做做实验田,先选选村长,县长都不可能;在民营企业做做实验田,铁道部不可能搞,工商银行也不可能搞。

  我认为,下一个30年,先要把选民的素质搞上去。中国现在的人口主要还是农业人口,要让这些人逐步提高上去,很简单,有钱就会读书,读书了素质才会提高上去。所以关键还是要有实力。

  《商务周刊》:但是现在政治体制改革跟不上,已经在给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比如现在地方政府成为大的投资公司直接参与到经济中去,权钱结合的坏的市场经济被很多人质疑其可持续性。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在稀有资源的分配中,都伴生了大量的腐败。同时,整个社会阶层分化在加速,社会公众心态失衡。您怎么看这些问题呢?

  鲁冠球:一万年以后还会存在这些问题的。这个差距始终存在的,基尼系数不断拉大,矛盾越大,这是规律。那么这个矛盾要缩小,靠什么?不是把高的打下来,而是要把低的拉上来,只有国家实力大了,转移再分配,一次分配、二次分配、三次分配……那么分什么呢?还是要有实力为基础。实力提高了,矛盾就少了。

  《商务周刊》:除了政策环境外,近年来有很多民营企业在做大之后,必然面对在资本和国际市场方面的拓展。但很多企业却倒在了这两个方面。而您却带领万向在这些领域稳步前进。您有什么可以告诫民营企业家的吗?

  鲁冠球:我始终有一个观点,根据自己的实力来做事,有多大能力做多大事情。你有能力,你有好的实业,但不进入资本市场绝对做不大。但如果没有实业,没有实力,你想搞资本市场绝对是空中楼阁,一定是建立在沙滩上。

  资本市场一定是建立在信誉之上,信誉是建立在实力之上,千万不要颠倒。你有实力、有信誉,人家才会把钱交给你。假如你有实力、你有实业、你有信誉,你就应该进入资本市场,去主动配置社会资源,有多大本领就配置多大资源。

  《商务周刊》:最近几年我们进入了一个大的调控时期,国家在紧缩银根、地根,相对来说在这些方面本来就不具备优势的民营企业受损很大。您怎么看这一轮的宏观调控?

  鲁冠球:我认为 *** 总理下手还不够硬。调控资源就要向优势企业集中,现在是优势方面也不够。比如大电网,本身资金不够,投资不够。还有电厂,一吨煤的发电效率比小电厂高很多,煤炭也是稀缺资源,你为什么不发给大电厂而要小电厂浪费资源?

  《商务周刊》:但万向也是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一步步发展起来的,是否也应该给小企业更多的机会?

  鲁冠球:凡事有时间的限制,当一个时间段过了,就不能停留在那个水平上了。我们原来吃树皮、吃草根都吃得很好,但现在忆苦思甜再去吃这个怎么可以?资源总量是有限的,现在面对全球的竞争,资源的有效利用是最大的问题。

  《商务周刊》:您领导万向在2000年之后进入了农业、金融、资源品以及创投领域,脱离了过去纯粹靠汽车零配件的形态。对于万向来说,其中的转变和风险是什么?

  鲁冠球:企业越大,危险越大。过去我遇到困难,有一两个人可以帮忙挺过来。但现在不行了,过去可以帮我的人现在不一定帮得上了。现在只有始终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站得越高,看得越远,看得有多远,就走多远,如果看得足够远,风险就会小一些。

  我原来只能捡别人剩下的,搞农具、汽车零部件,发动机都没有条件搞。开始从不懂到懂,从少到多,从差到好,全部做好这一套就完了,市场饱和了。现在我们有自己的实力,有自己的资源,我们就要充分利用这些资源,要往更高的方向投资。让国内后来者接我的班,我去接国际产业梯度转移的产业,比如,太阳能发电、清洁能源等。

  要判断整个社会的趋势,不仅要看到浙江,看到中国,更要真正看到整个世界的发展趋势,要看到世界范围内的竞争;钱不要投入无效益、低效益的地方,一定要投到高效益的地方;不仅看现在,还要看十年、二十年的时间。

  《商务周刊》:这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

  鲁冠球:人才,要以人为本。有的人管100个人,利润几个亿;有人管几个人,利润就有几个亿。所以我要培养一批有大智慧的人,有高品德的人,要让他走出去,让他实践,让他得到利益。你买设备可以花几百万、上千万,对人更要舍得投入。一个人舍不得花这么多钱是不行的,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竞争中打胜仗。

  我认为一名外企领导人,对中国,要有诚心、爱心和耐心,要有一颗“中国心”

  是老高尔文一段话打动了我。他说,你是华人,你又不愿意去美国生活,在亚洲做到最高层,你还能做什么有意义的事情?中国现代化是一个这么大的舞台,你能参与其中尽情发挥不是更有意义吗?

  这么多年,我最大的失败就是错看了马云

  引退6年之后,64岁的赖炳荣忙碌程度丝毫不亚于当年任摩托罗拉(中国)公司总裁时期。“研究发现,过早退休对健康不利。”他对身边嗔怪他闲不住的赖太太说。目前,赖炳荣在中国创办着两所学校,常在中国、美国和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之间飞来飞去。阳光明媚的上海3月初春,利用在沪的半天短暂逗留,他与《商务周刊》畅谈他亲历的中国改革开放。

  按照赖炳荣自己的划分,目前从事教育活动的他正处于人生的第三个阶段——为理想而生活的阶段。前两个阶段分别是“为生活而工作”和“为工作而生活”。第一阶段的截止期是到50岁,这一阶段出身马来西亚华人家庭的他在1972年,即英特尔创立4周年时便加入英特尔公司,与安迪。格鲁夫、贝瑞特和欧德宁成为朋友和同事,后来他官至英特尔全球高级副总裁兼亚太区总裁。50岁“知天命”那一年,在摩托罗拉追逐一年半之后,他被老高尔文一句话打动而加盟摩托罗拉(中国),从此迈入了第二阶段,与中国的改革开放亲密接触。

  1994年他以“创业”姿态赴任中国,正值中国改革开放10年之后遭遇资本投入不足的发展瓶颈。一系列旨在吸引FDI(外商直接投资)的法规、税收倾斜、国民待遇等条件向跨国企业们发出邀请,赖炳荣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洞见者和机遇“猎手”,他顺势而为,超越“大市场”的传统定位,将摩托罗拉的制造业务和研发中心转移到中国,使之超越德国大众成为中国最大的外商投资企业,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早和最大受益者之一。

  赖是最早读懂中国的外企人士之一。他庄严承诺“不从中国带走一分钱”,拿出实实在在的技术和真金白银来换市场,在天津搞“样板工程”,把元器件供应商遍设全国,以及先政府之忧去中西部投资等等智慧之举,也令赖氏得到 *** 的欣赏和支持,他本人受到许多政府领导的敬重,并在文化、体制与思维都截然不同的跨国企业和 ***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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