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很难想象胡舒立会离开她一手创办的《财经》杂志。在过去的11年里，胡舒立与《财经》几乎成了可以替换的名词。
但这就是商业，是现代职场生存中已无法回避且并不罕见的普通现象。1993年，王志东创办了四通利方，即新浪的前身；2001年，王志东被董事会扫地出门，成为互联网业界第一个被投资方驱逐的创始人。1995年，吴鹰创建了UT斯达康；2007年，他以同样的方式被赶出了自己一手创建的公司。而在他们之前，IT业上最著名的创始人被驱逐事件，当属乔布斯离开苹果。
还有王俊涛，8848创始人；唐越，e龙创始人；徐刚，万佳百货创始人；黄乐夫，全球最大的可乐瓶供应商珠海中富创始人……无论哪一个领域，哪一个时期，也不管他们最终是主动还是被动离开，创始人与资本方的矛盾一直在不断重复上演。
资本方的“止损行为”？
没有资本，任何创业只能是一步一个脚印的慢节奏；一旦资本介入，老鼠也能迅速成为大象。
“以《财经》来看，当初的合作确实是胡舒立与投资方王波明共同协议，由王波明所代表的‘联办’出资，保证每年采编预算，而出资方不得干涉采编团队的业务运作。建立在这种合作共识上的《财经》发展势头异常迅猛，建立了独特品牌和业界影响力。”著名教育与职业发展规划师李令彬表示。
但随着企业的发展，《财经》编辑部及胡舒立本人与投资方在发展战略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以胡舒立在《财经》以及整个财经媒体领域的影响力，足以让她的出走对《财经》杂志本身造成重创，但资本方最终冒着公司品牌被极大损害的危险，重整了杂志的采编和经营团队。李令彬表示，“我们可以揣测，投资方之所以不与胡舒立达成妥协，其背后原因，这不是一项获利行为，而是一种止损行为。”
据报道，最近《财经》杂志的多个重头报道被触及“敏感区域”而被投资方压下；另一方面，根据联办在香港上市的财讯传媒集团截至2009年6月30日的上半年财报披露，该集团收入比去年同期下降约21.2%。
做企业“吃饭”还是“活着”？
“中国企业创始人有家长情结，他们对待企业有时候就像养小孩，一开始就关注企业未来的长远发展，但容易忽略企业的投入成本和投资节奏。而投资方则关注资金回报周期，以及投资回报率，周期当然越短、收益当然越高越好。尤其是公开上市企业，有短期盈利压力。”广东一家咨询公司老总表示，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创业者与投资人之间常常产生争执，而争执的根源，就在于双方对企业运作的终极目标南辕北辙。
然而，做企业究竟是为了什么？
Whole Foods的CEO麦基与赛普拉斯半导体CEO罗杰斯对此曾有一场公开的辩论。麦基说，WholeFoods的目的是为了提供高品质和高营养的食品来增进人类健康和幸福。罗杰则表示利润是第一位的。但事实上，麦基的公司是财富500强中业绩最好的食品零售商，27年来创造了巨大的股东价值；相反，罗杰的公司23年来累计是亏损的。
绝大多数持续盈利、基业常青的企业，都有明确的超越利润的理想和追求。这就像人必须吃饭才能活着，但人活着的目的不是为了吃饭。企业也一样，只有赚钱才能生存，但企业存续的终极理想却不是为了赚钱，利润只是一个顺带的结果。然而在中国，由于大部分企业都还在成长阶段，又弱又小，企业创始人需要不断在“活着”还是“吃饭”的定位问题上摇摆和选择。
宗庆后也曾藐视达能这个东家的存在，然而双方最终对簿公堂，演出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对骂。不难看出，中国企业的创始人现阶段在面对强大的资本时，仍然孱弱。
容易产生分歧的两个关键时期
“资本方通常容易在两个时期与创始人团队发生分歧。”上述广东咨询公司老总向记者表示，一是新公司成立，企业走上正轨。根据合同，企业已成为合资公司。由于资本方对企业发展方向的设想和创始人团队不一致，资本方开始发力，创始人团队很可能失去控制力。二是企业发展一段时间以后，因为采纳创始人的发展规划而导致发展状况不理想，这时资本方有新的建议，如果得不到执行，资本方便很容易出现资本方发力的状况。
“在任何行业里，作为创始人的职业经理人与资方都会出现问题和分歧，为解决这一矛盾，更清晰的责权机制是必不可少的。”李令彬表示。
有专业人士介绍，为解决上述矛盾，境外公司尝试采取双重股权机制，也就是将股票分为A、B两类，向外部投资人公开发行的A类股，每股只有1票的投票权，对内部管理者则为B类股票，能投10票。如果公司被出售，这两类股票将享有同等的派息和出售所得分配权。B类股不公开交易，但可按照1：1的比例转换成A类股。比如，G oogle共同创始人佩奇和布林，以及CEO施密特一共持有G oogle约三分之一股票，但如果他们不转换手中的B类股，而其他B类股均被转换，他们三人将拥有超过80%的投票权。
除此之外，创始人希望事业能够长期发展，成为永续的事业，也要学会与资本共舞。一个理想主义的创业者，如果不能控制资本，只会被资本控制或抛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