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从三季度宏观经济说起 10月18日，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综合司司长盛来运在国务院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说，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长7.7%，其中，一季度增长7.7%，二季度增长7.5%，三季度增长7.8%。盛来运认为，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向好，主要指标处在合理区间。 7.7%的增速，从数字角度可能已被官方和国人接受。但如果我们把7.7%分解来看，盛来运的观点就有待商榷。盛来运在回答记者有关投资、消费、净出口三大需求对7.7%的贡献率之问时说，消费的贡献率是45.9%，拉动GDP增长3.5个百分点；资本形成总额的贡献率是55.8%，拉动GDP增长4.3个百分点；净出口对GDP的增长贡献率是-1.7%，拉低GDP-0.1个百分点。
7.7%的结构数据说明，现在中国的经济增长确实靠的是内需，但主要的依靠仍然是投资。上半年的数据显示，消费拉动GDP上涨3.4个百分点，资本形成总额拉动GDP增长4.1个百分点。本来上半年GDP增长就主要靠投资拉动，现在资本形成总额拉动GDP增长提升为4.3个百分点，投资对拉动GDP增长的作用不言自明。而前三季度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实际增长仅为6.8%，依然低于GDP的增速，未来的消费增长不容乐观。从前三季度的数据来看，经济结构失衡未见好转，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令人担忧。 本来官方表示，7-8%的经济增长率是新常态，是经济运行的合理区间，在这种区间内，官方就调结构，就促改革。但新常态已持续一年有余，为什么至今未见投资和消费结构好转，以投资为主拉动GDP增长的传统做法为什么难以改变呢？ 重新理解经济增长 经济学家发现，无论是穷国还是富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一定要安装在四个轮上。这四个轮子就是经济增长的要素：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技术变革及创新。经济学家通常用总生产函数来表明它们之间的关系。总生产函数的左边是总产出，也可以叫GDP，右边则是总投入和技术。总投入也就是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这些有形的东西。 假设技术水平不变，总产出就取决于各种要素投入多少。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一穷二白，绝对是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当时的优势只有劳动力优势，也有一些资源禀赋的自然条件，但技术和资金严重缺乏。另外，制度也不利于激发经济增长的活力。所以，1978年，中国进行了改革开放，引进了国外的技术和资金，结合了中国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如土地、矿产等），经济制度也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总生产函数右边的要素全部具备，而且进行了优化组合，从而在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中，创造了30多年的经济增长奇迹，令全世界叹为观止。 然而，2008年，一场全球金融危机打断了中国30年来几近10%的经济增速。金融危机导致中国的外需突然萎缩，出口导向的中国经济遭到重创，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威胁着社会稳定，政府匆忙之下抛出一个4万亿的刺激方案，并放出了10万亿的贷款，意欲挽救不断下行的中国经济。4万亿的刺激方案缓解了外需不足对中国经济的影响，2010年，中国经济又回到了10.4%两位数的增速。可是，好景不长，此后经济增速又止不住地下降，直到今年才稳定在“七上八下”的新常态之间。不过，数据证明，这个新常态依然是用传统的方式——投资保证的，因此，可持续增长难以实现。 为什么中国经济增长总是要靠投资拉动呢？让我们回到总生产函数曲线。在假设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只能靠要素投入。但要素投入，一会碰到资源稀缺性瓶颈，二会遭遇收益递减的打击。近年，中国经济就遇到了这些问题。当人口红利、制度红利消失，资源优势耗尽，要想依然保持经济增长，在总生产函数的右边，我们还有什么选择呢？只有投资。不考虑技术和人力资本投资，投资则分为制造业、房地产、基础设施三大块。但制造业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严重，还怎么增加投资？只有基础设施投资还有一些空间，可是基础设施是以政府投资为主，所以，想保证经济增速，政府就要硬着头皮扩大基础设施投资。现在7.7%的经济增速，主要就是这样保下来的，民间投资不足，政府亲自上阵。 反复地用要素投入，特别是用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这种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致使全要素生产率不断下降，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对此有研究报告。 有人说，既然消费和投资失衡，那就用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用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凯恩斯会很高兴，因为这是他的创意。其实，凯恩斯对中国政府用投资拉动GDP增长会更加赞赏。消费固然重要，但它拉动经济也仅限于短期有效，长期经济增长只能交给供给。 有人说用自主创新的方法，保证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增长。这个提议十分正确，因为技术创新可以克服其他要素的收益递减，是经济增长永不衰竭的动力。中国30多年的发展，在技术这个变量上，并没有做好自主创新，主要靠引进，等于把创新的任务交给了西方发达国家。该引进的都引进了，现在需要引进更先进的技术，以便实现产业转型升级，但这个时候，发达国家最先进的技术不卖给我们了。这一点，我们应该理解，他把最先进的技术卖给你，他干什么去？于是，中国企业家和官员们发现，高端技术是买不来的，现代化更是买不来的，只能靠自主创新。 重构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 经济的长期增长要靠供给。创新是企业提高供给能力和水平最重要的方法。这是一个微观经济问题。但我们的政府，长期以来总是给自己设定一个GDP目标，然后，集中人财物各种资源为此而奋斗，给人一种印象，似乎政府如同一个公司，甚至比任何一个大公司都能创造财富。由于政府长期介入微观经济活动，造成市场规则混乱，企业也被挤压得失去了创新的能力和欲望，经济增长停滞，甚至下滑在所难免。 所以，为了激发企业自主创新，实现中国经济永续增长，重构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是当务之急，刻不容缓。 首先应尽快建立竞争性的市场体系。包括确立市场的产权制度基础，放开各种商品和要素的价格（包括利率汇率），明晰市场的竞争规则，完善反垄断立法；明确政府职能，理顺政府、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等。 作为微观经济的主体之一，国企应加快改革进度，建立和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并逐步实现国有资本从竞争性行业退出，最终形成市场主体以民营企业为主。 “现代经济的运作主体是市场化和民营化的大公司，而不是政府和行政机构。目前，主宰中国经济的国有企业，作为介于市场化公司和政府机构之间的一种组织，不能永远处于这种‘中间状态’。未来一定要一部分回归到‘政府机构’或‘特种企业’状态，一部分进一步改革为真正市场化的公司。能否构建出一套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促进市场化的大公司成长，是中国崛起面临的一个关键挑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仲继银接受采访时说。 对于自主创新而言，有了市场经济的制度还是不够。诺奖得主菲尔普斯在今年9月出版的《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一书中宣称：“在我的叙述中，态度和信仰才是现代经济活力的源泉，主要是指保护和激发个性、想象力、理解力和自我实现的文化，它们促进了一个国家的自主创新。” 另一位诺奖得主科斯则认为，中国创新乏力的原因是“缺乏一个开放的思想市场。”而思想市场在他看来是生产要素市场，这个市场有无，决定创新的能力。所以，他建议中国应尽快培育一个开放的思想市场。他相信，有了开放的思想市场，假以时日，中国将成为商品生产和思想创造的全球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