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专题:《后金融危机时代必读书:下一轮全球金融》
公共机构的质量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这种观点现在已经广为接受。 机构的确发挥着中心作用。 问题是政府为什么必须发展让其国民繁荣起来的机构。一种答案就是这可能是政府能让整个国家富裕起来的唯一道路。如果政府能够直接地获得有价值的资源,它可能对于发展经济的兴趣就不那么浓厚。如果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商业收益,而它既聪明又有远见(由于人类反复无常的特点,这两种特征都不是固定的)——政府就会看到促进商业发展能够给自己带来利益。 这种区别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都具有极大的力量。比如它解释了同为高度集权和法律上不可靠的现代俄罗斯和中国会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采取不同的方法;前者从资源上获得租金而后者则从商业上获得利益。 所以中国政府从经济发展中直接受益,而俄罗斯就缺乏这样的经历。不过依赖一个政府能够长期表现良好是非常危险的做法。政府也可能会很投机地改变自己的行为。这种情况会很明显地表现在一些面临绝境的政权上,苏哈托在统治印尼的最后时期的疯狂掠夺行为以及伴随而来的经济下挫就是最好的例证。这些诱惑造就了一个长期存在的官僚专制体制,比如象中国的官僚体系,它的特征是把自己命运与境内外投资者的长期发展联系起来,这与印尼的个人独裁完全不同。 所需要的是能够代表大多数产权所有者利益的一个永久政权体系,这些产权所有者个体无力保护其利益,但是团结起来却能够促进国家采取相关措施。这个力量就是民主。 这是一个市民的政权而不是目标物的政权。在当代欧洲,这种政权源于意大利的一些城邦国家,并于十七世纪在荷兰和英国演变成更大的政权。通过从国王的手中夺取政治权力,英国的产权所有者创造了为自身利益负责的统治,并在保护产权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亚当?斯密在一个世纪之后指出:“在英国,产业是非常安全的;尽管它离完美的自由还有一段距离,但已经比欧洲任何地方都更自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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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银行专家詹姆斯?麦克唐纳(James Macdonald)在最近的一本书里指出,一个为产权所有者负责的政府会对金融市场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这种影响甚至超过了对于产权本身的影响。这种为产权负责的安排使得政府很有信用,因为它将政府置于债权人的手中,并借此保证巨大、稳定和可靠的公众债券市场的发展。 历史上,英国政府曾拥有极高的信用度,因此它能够发行利率低至2.5%的不可赎回证券。能够低价从其民众手上借到大量的资金成为英国当时与其他大陆上的统治者交战获胜的决定性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