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后金融危机时代必读书：下一轮全球金融》
麦克唐纳指出，“这种讨论只对于国内借款是正确的——即借款人都是市民。但该观点不适用于外债情形。”这种区别在下文的讨论中会更加清楚。这种讨论同样不适用于国内借款情况，如果大部分选民都不是债权人而是附属于政府。这样的情形，在有众多贫困人口的普选的民主国家里，或者是在不公平程度非常高的国家里可能会导致人们对于维持政府信用显得漠不关心。这样的政府很可能会违约并且长期处于信用缺失的处境。实际上，由于注定可能会违约，所以政府在困难时期更可能去违约——下面会涉及到另一个论点。由于完全相同的原因，这样一个国家很可能遭受长期的通胀压力。这一点已经被不少拉美国家的历史所证明。不过，如果一国政府能够从大量国内债权人的利益出发来统治国家，并完好地保护这些人的产权，这样的条件下就会诞生出蓬勃发展的金融市场。 因此，好的政府是成熟金融体系的基石——承诺金字塔最终的依靠。好的政府也似乎是财产民主所有制的产物。但是政府的积极角色又该如何理解？一个成熟的政府应该采取何种措施以限制金融体系固有的缺陷：即信息不对称、反向选择、道德风险、羊群效应和恐慌等，同时没有限制住金融体系给相互关联的内部人士带来利益？
如上所述，最早的此类挑战是对于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稳定性的恐慌，在该银行制度下，银行负债都是短期存款，基本上需要按照面值赎回，而银行的大部分资产都是长期而且流动性较差的资产，同时，银行持有的现金数量极少。根据维多利亚时期睿智的经济学专栏作家沃特尔?白芝浩的描述，历史上对于此类问题的解决方案一直是以央行作为借款的最后手段。不过一旦提供了此类保险，央行就必须防止道德风险的发生——即救济手段不被商业银行滥用。后来发明的存款保险制度主要是来消除众多小额存款人大量提现的行为，这种方式又进一步对覆盖面广且介入性强的谨慎监管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很多情形下，政府走得太远：他们为可预测风险的银行义务提供绝对担保。实际上这样的政策将存款转化成为公共领域的或有债务。当银行深陷经营危机或面临巨大风险时，纳税人将最后承担巨大的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