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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总在寻求超额收益、更具全球视野、时机选择能力更强,温州人在人力资本投入上获得了超额利润。由此完成资本原始积累之后,他们成立了一个个家庭作坊式的企业,升级为实业经营,并把这些看上去并不起眼的实业做到了极致。2001年起出现的炒房团、炒煤团,则标志着温州人向产业投资领域的跨升。他们涉足的都是消费升级、资源及供给短缺等能够带来超额收益的领域,因此,跟着温州人赚钱,应该是明智之举。按笔者对温州人创业以来的发展逻辑来演绎,资本市场应该会是他们迟早将进入的领域。
据说纽约世贸大厦遭恐怖袭击倒塌后第二天,当人们还在为这座世界第二高楼的消失深深遗憾的时候,就有温州人在废墟前兜售世贸大厦倒塌前后的对比照片,5美元一张,卖得非常火。撇下道义问题不谈,温州人的经济头脑可见一斑,难怪他们被称为“中国的犹太人”,甚至是“经济动物”。
寻求人力资本投资上的超额收益
温州地处浙江南部沿海,山多田少,区位条件较差,自然资源也无明显的优势,于是温州人很早就外出打工,通过人力资本的外移来获取比在当地打工更高的回报(即所谓的超额收益),这与如今规模越来越庞大的民工潮在动因上并无区别。因此,温州人最初的资本积累总体上是通过谋求人力资本投入上的超额利润来实现的。
正如温州人自己所说,当初温州人外出打工就靠三把刀:菜刀(厨师)、剃刀(剃头匠)和剪刀(裁缝)。虽然别的地方也有靠三把刀行走天下的传说,而且比温州人做得更专业、更出名,如扬州理发师和宁波裁缝都闻名全国,但最终富甲天下的却是前者。究其原因,至少有三点值得思考。一是温州人总在寻求超额收益,不大愿意停留在只剩下平均收益的行业,只要发现有新的行业可以获得更高的超额收益,而进入壁垒又不高,率先进入新行业的往往是温州人。二是温州人比中国所有地方的人走得更远,更具有全球视野。早在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初期,温州人就已经在新疆、西藏、甘肃等西部地区谋生。原因很简单,在计划经济时代,那些地区都属于八类地区(全国最高工资级别),没有工资收入的温州农民,当然要到那里寻求超额收益。温州人并不满足在国内打工,当发现国外人力资本的报酬远高于国内的时候,便通过合规和不合规的途径远涉重洋去谋求超额收益,目前欧洲的华侨中温州人肯定是最多的(附图)。三是即便打工这样一个最简便的经济行为,温州人也比其他地方人的时机选择能力更强。例如,在中国还没有出现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之前,温州人已经遍迹全国了;在大城市人还没有借出国学习为名去日本、澳大利亚打工的时候,温州人已经向欧洲迁移了。正是处
向实业经营与产业投资升级
部分温州人通过打工获得一定的资本原始积累之后,便升级为实业经营,成立了一个个家庭作坊式的企业。温州人最初经营的行业也是与他们的打工领域相关的,如服装加工、皮鞋、餐饮等。如今,这些看上去并不起眼的实业却被温州人做到了极致,如温州的打火机生产商已经打垮日本同行,占据了全球市场的最大份额;全球每十双皮鞋中就有一双是温州生产的;欧洲的中餐馆90%是温州人开的......据调查,2005年温州人在国内投资、经商、办实业的为175万人,温州人在全国各地累计投资额高达1760亿元,创办工业企业1.88万家,创办商品交易市场240个。2003年,温州举行了“首届世界温州人大会”,展示了温州人已经成为地球村的一员,温州人在温州以外地区所创造的生产总值,要大大超过温州本土的GDP。
从2001年起,随着中国经济的再一次高涨,温州人又从原先的经营实业跨升为产业投资,涉足消费升级、资源及供给短缺等能够带来超额收益的领域,如房地产、煤矿、水电、造船等。被国人称为温州炒房团、炒煤团的现象则标志着温州人从农村走向城市、从社会的边缘群体成为主流群体,从不起眼的打工者成为职业投资家。
投资致胜“三大法宝”
前面分析了温州人能够成功地通过打工来实现超额收益的三个主要因素,但这还不足以解释他们为何又能在企业经营和投资上取得成功。笔者认为,温州人的成功投资背后还具有三大致胜“法宝”,那就是关系网内部紧密协作、良好的商业信用和高效的融资手段。这三者之间彼此具有一定的逻辑关系,同时也是市场化大生产所必须具备的前提。中国与日本等发展成功国家相比恰恰是在这三点上处于劣势,而这一劣势却被温州人克服了。
温州人的社会网络主要由族亲、朋友、乡邻三者编织而成,这为他们的流动和迁移、就业、融资及情感沟通等活动提供了支持。社会网络大大有助于温州人降低交易成本,减少了他们在异国他乡所面临的生存、生活和发展风险。有人曾经根据全国各省市合同履约率来衡量各地的商业信用度,统计显示,浙江和上海是合同履约率最高的两个地区,并由这两个地区往北或往西,履约率水平梯次下降。温州一带的地下钱庄据称比较发达,而且坏账率之低与国有银行不可同日而语。当地百姓多通过类似私募基金的形式投资于房产、煤矿等,这与中国绝大部分人群都把钱存在银行或买国债真是天壤之别。我们习惯于把可能会给银行造成系统性风险的、高达14万亿元的居民存款归咎于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和缺乏有效的投资渠道,其实从本质上看,还是缺乏投资文化和信用氛围。
温州人即便再有钱,其累加起来在中国也只是一个小数目,但它所产生的影响力却是任何一类资本都难以达到的,原因在于他们要进则全进,要退则全退,完全是市场行为,所以也就有能力代表着市场热钱的流向。当然,市场行为往往会和政府行为相冲突,如当地方政府希望当地房地产上涨的时候,把温州人奉为上宾,如今需要调控了,就设置各种障碍,清理小煤窑是政府行为,意大利对温州鞋业的反倾销也是政府行为。这虽然会给市场化的投资行为带来损失,但对2001年起就投资房地产、2002年前就投资山西煤矿的温州人来说,赢面要大大超过亏面,这种挫折算不了什么。有温州人讲过一个故事:当温州人发现越来越多国人喜欢吃螃蟹的时候,以为洋人也会喜欢,便装了一船运到荷兰,结果当地海关拒绝让螃蟹入境,温州人只好把这船螃蟹倒进了附近海域,没想到,这些生命力旺盛的螃蟹居然纷纷爬上了荷兰海岸,并在当地繁殖。这螃蟹恰恰体现了温州人的特性。因此,跟着最有商业头脑、最有全球视野、最贴近草根、最能克服民族劣根性、最能代表资本逐利趋势的温州人赚钱,应该是明智之举。
那么,下一步温州人将投资什么行当呢?有人说是艺术品,也有人说是国有企业股权,不过,按笔者对温州人创业以来的发展逻辑来演绎,发展空间越来越大、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的资本市场应该会是他们迟早将进入的领域(从最初的出卖劳动力到企业经营再到实业投资,很少有温州人去投资曾经让全国投资人亏损累累的股市)。究竟对不对,还是让我们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