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中国经济的复苏与崛起：金融突围》
我们知道，储蓄是收入除去消费以后的剩余。所以，美国家庭储蓄率上升多少，就意味着美国家庭消费要下降多少，这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或者说是同一件事情。美国人消费不了那么多中国产品了，中国人就得自己把它消费掉，这意味着失衡的中国，需要有多少相应的消费增幅。 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曾作过一个简单而抽象的测算：1990年之前的五十年，美国居民储蓄存款率一般占GDP的6%-10%，而1997年之后下降到只有2%。估计美国的家庭储蓄率至少需上涨到占GDP的5%，这意味着和美国家庭消费相对应的项目要下降这个幅度。考虑到美国的经济规模大约是中国的3.3倍,而消费只占中国收入的不到50%，中国的消费增长恐怕至少要增长40%才能平衡美国5%的储蓄增长，这对中国几乎是一个短期内不大可能完成的目标。 中国没有真正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没有真正的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如果没有一张社会安全网络，即便政府如西方国家那样大肆派发消费券，你也很难看到中国人会不再约束自己的购买欲望。
实际上，比二次分配更关键的是初次分配，因为这决定于这个经济体既有的增长路径和模式。过去五年，中国产业的重化工化和资本密集化方向，必然使得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越来越偏向于政府和资本，劳动报酬和居民储蓄所占份额逐渐萎缩，政府和企业拿了越来越多的钱，只能做投资，形成产能，如果国内消费不了，就只能卖到国外去，形成顺差。所以我们看到，高储蓄必然高投资，而高投资反过来又进一步做高储蓄，周而复始，直至有一天外部需求真的垮了，这个循环就彻底结束了。 如果不能跳出这一循环，中国未来恢复均衡的唯一方式：通过企业大量倒闭、产能大量清洗，失业率和政府债务不断上升，来消灭高储蓄，恢复平衡，整个国家财富将为此付出极大的代价。 在未来数年中，我们会看到这个中美经济体一定有一个再平衡过程，美国高达72％的消费率将会重新回归到1970-2000年三十年的均衡区间65％-67％，中国的工业增长也会从20％以上的高位回到10％-12％。 如果我们做一次历史的时空猜想，事实上1929年美国扮演的角色，恰是今天再平衡运动中中国的角色。在产能过剩的危机中，经常项目的顺差国，往往更加脆弱。因为再平衡的拉锯战，对贸易顺差国意味着产能收缩，对贸易逆差国则意味着产能扩张。从1930年的例子看，当时的贸易顺差国--美国，比贸易逆差国英国所受到的打击要沉重得多。1929年10月24日纽约股市崩盘，至1932年最低点，股市下跌约90%，约9000家金融机构倒闭，1933年的GDP仅约为1929年的1/3，失业率上升至25%，这在历史上称作"大萧条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