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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建省晋江市一个靠海的小镇上，丁志忠起初被一个朴素的致富欲望所驱动，成为一个初中未毕业的鞋业作坊主。但当他比别人以更快的速度转变为一个现代企业管理者并率先发掘国内市场之后，便迅速从当地三千多家鞋企中脱颖而出，走向了小镇鞋王的宝座。
在安踏的会议室里，一位部门经理配合着投影幻灯片，详细汇报着一个培训项目的进展情况。一个长着一张娃娃脸的年轻人坐在长条形会议桌尽头，凝神听了大约10分钟后，忽然打断了他：“不要告诉我具体细节，你就告诉我，你们投入了这么多，会产生哪些效益。”
这个对下属不留情面的年轻人就是丁志忠，37岁的安踏(中国)有限公司总裁，土生土长的福建省晋江市陈埭镇人。就在半个月前，他带领公司走进了香港主板，募集资金达31.68亿港元。7月10日首日挂牌，公司股价涨幅即达44%，这使持有公司75%股权的丁志忠及其家族成员的身价超过了130亿港元。
花了10年不到的时间，丁志忠已经将安踏所在小镇周边的数千家竞争对手抛到了身后。“安踏做大了，丁志忠现在也不好见到了。”一位1983年就开始做运动服装的石狮商人说。他的“豪健”牌运动服装每年的销售额大约是1个亿。
丁志忠成了当地名副其实的鞋王，但他却并没有成为当地鞋业协会的会长。“他骨子里有一种霸气，不好打交道。”一位当地媒体的记者说。他也从不愿意迁就别人，据当地人说，如果是一件自己不想做而又不能不做的事情，晋江另一位鞋业老板——特步创始人丁水波会选择去做，而丁志忠则会干脆地予以拒绝。
也许正因为此，在2006年泉州市(晋江隶属泉州市)评选鞋业协会会长时，作为晋江鞋业老大的丁志忠本来是会长的不二人选，但招来反对声一片，最终坐上这个位子的是丁水波。
“丁志忠从个性上来讲是一个内心封闭的人，只有少数要好的朋友可以了解他内心的想法，大多数人，哪怕是他公司的总监，也可能根本不知道他心里到底在想什么。”一位在丁志忠身边工作多年的人士说。
这位“不好打交道”的商人，却为什么能超越三千多家晋江鞋企，成为这个劳动密集型产业里的财富明星呢？
“希望像别人一样有钱买摩托车”
丁志忠从小在制鞋作坊里长大，对经商充满了兴趣。后来他回忆说，希望生活得更好，希望像别人一样有钱买摩托车，是他最初的经商动力。
他所在的福建晋江陈埭镇是一个容易萌生商业细胞的地方。当地人有着出海谋生的传统，海外侨民赚了钱，会输送资本回来，并带来市场信息和订单，因此催生了当地的制造业。1980年代初，晋江陈埭镇就已经兴起了一批制鞋作坊。海外的晋江侨民为这些作坊带来了最初的订单。
当地农民丁和木在1980年代中期参与过陈埭镇一家村办鞋厂的创办。1991年前后，他又变卖了家里的谷子、鸡、鸭等一切可以换钱的东西，并在族亲的资助下，筹集到五六万元钱，单独成立了一家制鞋作坊，这便是安踏的前身。
据安踏公司提供的资料显示，早在1987年前后，丁和木就给了儿子丁志忠1万元钱，以及600双从陈埭各个制鞋作坊里买来的鞋，让他托运到北京销售。这时，丁志忠才17岁，初中还未毕业。
丁志忠于是成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到北京卖鞋的几百个晋江人中的一个。他在北京最主要的一些商场，如王府井(49.50,-0.40,-0.80%)商场，开设了晋江鞋专柜，生意很火爆。据说，丁志忠从这时起开始有了营销意识，他学会研究消费者类型，留心什么样的鞋有更大的销路。
据一位熟悉安踏的人士说，丁志忠是1994年带着北京赚到的20万元回晋江的，那时鞋厂已经开设，由丁的父亲和哥哥在运营。丁志忠回晋江后，当起主管营销的副总经理。1994年，在换了几个厂名以后，丁家父子决定将厂名和产品品牌统一为“安踏”。据丁和木回忆，这个品牌含有“安心创业，脚踏实地”的意思。
两年之后，丁志忠获得家族企业的主导权。他成为安踏的总经理，父亲丁和木正式退居二线；哥哥丁世家性格温和，“不喜欢出头”，专门负责生产事务；中专毕业、学财务出身的妹妹丁雅丽掌握起公司的钱袋子。“非常幸运的是，丁志忠有一个非常好的父亲，及早地放权给儿子，而他的哥哥和妹妹跟他形成了非常好的互补关系，没有争权，没有内斗。”一个熟悉安踏的人士说。
与孔令辉“结缘”
1990年代中期，晋江鞋企还以接外单、给国外企业做代工为主，包括安踏。1994年前后，安踏的销售额为几百万元，利润更是小得可怜。在北京看到国内市场空间的丁志忠，觉得安踏应该打造属于自己的品牌，开拓国内市场。为此，他在掌舵之后便立即找广告公司为安踏做企业形象设计。在他常常光顾的广告公司，他认识了后来成为安踏重要策划人的叶双全。
“我们公司经常搞一些讲座，他经常来听。”比丁志忠大4岁的叶双全回忆说。当时他在该广告公司任客户总监。叶双全记得，那时他碰到的丁志忠像个孩子，长着张娃娃脸，眼睛大大的，非常虔诚好学，又十分害羞，到公司旁听了一年课也从来没和他说过一句话。
1998年，由于自己所在的广告公司发生变故，叶双全离开。在丁志忠的邀请下，他开始加盟安踏。据叶回忆，1998年前后，安踏只有四位高管：丁本人，丁的哥哥，叶双全及一位负责设计的总监。作为丁本人的助理，叶双全经常和丁志忠一起出差，他们常常从飞机上一直到宾馆房间都在不停地讨论业务，“有时晚上睡在一张床上继续讨论”。在叶看来，丁是一位学习欲望极强的人，而且异常聪明。
叶双全向丁志忠介绍起耐克、阿迪达斯等国外体育品牌用明星作代言人的做法，这给丁志忠很大的启发，他决定效仿国外做法，聘请一位体育方面的明星为安踏代言，以便迅速打开安踏的品牌知名度。丁志忠的设想是，代言人应该是一位体育方面的世界冠军。当他向一位体育界的朋友、时任中体广告公司总经理的王奇征求代言人的人选时，王奇半开玩笑地说：“孔令辉呀，他不仅是世界冠军，而且跟你长得很像。”
在王的引荐下，丁志忠与孔令辉面谈。二人谈得非常投缘。代言之事很快达成。代言费为每年80万元，这是当年体育明星代言的行情价，对于当时规模不大的安踏来说，这是一笔超值的交易。
从1999年起，以孔令辉为代言人的电视广告出现在CCTV-5上。这一年安踏为CCTV-5支付广告费300万元。“当时安踏刚刚兴建起第二条制鞋生产线。一条生产线一年的利润大约为100万元。你可以看到安踏将多大的赌注押在这个广告上了。”一位安踏的前高管说。
这项广告投入是丁志忠顶着公司内的反对意见作出的。广告播出后两个月内，并无明显成效，丁志忠本人也有些忐忑不安。但就在两个月后，全国的订货商开始蜂拥奔向晋江的安踏工厂，安踏销售部门人满为患。
更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孔令辉一举夺得乒兵球男子单打冠军。这更令安踏这个晋江地区不为人知的小品牌，一举成为全国知名度极高的品牌。“现在我们仍将孔令辉当作对安踏有过重要贡献的人。”丁志忠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7年以后，随着同类广告在CCTV-5的拥挤，这类广告的成本升到原来的10倍，为3000万元左右。
与孔令辉“结缘”以后，安踏销售收入的增长速度犹如坐上了火箭。据安踏提供的数据显示，从2001年到2006年，安踏销售收入由1亿元增长到12.5亿元。
“一个彻底的拿来主义者”
安踏明星代言广告的成功引发了同城兄弟的竞相模仿，晋江市政府也推动安踏经验在其他企业身上的“复制”，对崛起的名牌进行奖励扶持。一时间，当地兴起一场“造牌”运动，CCTV-5出现了几十个各类明星为晋江鞋企代言的广告，CCTV-5也被戏称为“陈埭频道”(陈埭镇是晋江鞋业的发源地，大部分晋江鞋企聚集的地方)。一批知名鞋企，如特步、乔丹、德尔惠、鸿星尔克，由此开始从众多鞋企里脱颖而出。
广告策略的同质化加上竞争的加剧，使安踏必须另辟蹊径寻找新的生存空间。
在广告策略上，安踏开始摆脱借以成名的明星代言模式，转而赞助体育赛事，比如安踏一年为中国篮球联赛(CBA)提供的赞助费是4000万元。丁志忠认为，与其他一些企业聘请国际明星动辙花费数千万元的代价相比，“我们又是一笔划算的生意”。
有了品牌知名度后，安踏开始打破运动鞋专业制造商的身份界限，2002年开始涉足运动服装领域。安踏的这一举动竟然也非常顺利，四五年之后，运动服装贡献的收入与运动鞋不相上下。据一位安踏前高管介绍，2006年，安踏突破两个“千万”：运动鞋销售1000万双，运动服装销售1000万件。
值得一提的是，上马服装项目的同时，品牌专卖店这一零售终端概念也被导入，这是安踏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一步。此前安踏只是在各大综合商场拥有专门的运动鞋销售专柜，随着服装等品种的增加，安踏作为独立的品牌专卖店成为可能。擅长营销的丁志忠认为，品牌的打造不单单依靠广告，也要依靠强大的销售渠道。
到2004年时，安踏全国的专卖店发展到2000余家。这一年，为了进一步扩大专卖店数量，安踏采取对经销商让利的政策。短短两年之后，安踏专卖店发展到超过4000家，安踏零售网络覆盖到全国各个三级以上城市的主要街道。
为安踏打下服装业基础并引入专卖店概念的，是一个叫叶齐的职业经理人。他原是李宁公司运动服装方面的资深经理人，后被丁志忠挖走。2002年，丁志忠在北京成立了一家新东方体育用品公司，专门从事运动服装营销工作，叶齐任董事总经理，这个公司全部采用职业经理人管理团队，一年以后，因为安踏的策略调整，叶齐告别安踏，但他已经在服装领域和专卖店领域为安踏完成了有益的尝试。
“丁志忠是一个彻底的拿来主义者。”一位安踏前高管说。
2002年的另一个重大事件是，丁志忠在安踏内部实行了产销分离变革。安踏变成一个以销定产的公司，安踏的内部工厂，与给安踏做代工的外部工厂站到同一起跑线上，它们必须以自己的竞争实力来获得安踏的订单。这是一项观念相当超前的变革之举。“直到现在，晋江的很多鞋企也还没有完成产销分离的变革。”一位晋江鞋业的资深人士说。
丁志忠的变革智慧仍然是从当地另一家鞋企请来的美国汤姆斯咨询公司偷学来的。
“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在福建晋江，前跨国公司高管最集中的地方，可能就是安踏公司总部。安踏60%的总监或副总监都来自像沃尔玛、宝洁这样的跨国公司。
安踏无疑也是跨国机构人员经常可以碰头的地方。丁志忠聘用智威汤逊为其做广告策划，聘用科尔尼为其做战略咨询，聘用摩根士丹利为其做上市承销服务……给予充分的授权，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是丁志忠现在极力主张的。
在与汤姆斯接触过程中，丁志忠与时任汤姆斯中国首席代表的朱正中结识。朱是美籍华人，曾任可口可乐中国区副总裁，并且是摩根士丹利专家顾问团成员，对摩根士丹利投资蒙牛、南孚等企业均提供过管理上的建议。不久后，朱被丁志忠委任为安踏战略顾问。
在朱的引荐下，摩根士丹利2003年曾与丁志忠接触，有意注资给安踏。但当时的丁志忠认为安踏暂时不需要钱。
2004年以前，丁志忠并不是一个舍得放权的人。但现在，丁已经把放权作为公司的一项制度进行建设。“放权和激励，是王良星最显著的管理特点，丁的这一思想，直接来自于王良星的影响。”
王良星是丁志忠从小玩到大的伙伴。在丁志忠并不广泛的交友圈里，王良星是丁最铁的知己。王创办的利郎也是休闲服装业的一只劲旅。
从两年前开始，安踏每个事业部的总监均获得授权，不必事事向丁志忠请示汇报。
丁的确没有让授权之事沦为空谈。一位公司业务主管来到他的办公室，向他汇报一个情况：由于给美国客户配送的一批运动鞋发生了号码错误，对方索赔3万美元。这位主管问丁志忠该怎么办。丁说：“你不要问我该怎么办！你自己来决定该不该赔，并且查出谁应该为这起错误负责。”这位主管只好退出丁志忠的办公室。
有了授权和责任机制后，丁不怕犯错。有一次安踏承诺给经销商的一批货物没有按时交付。虽然对方没有要求赔偿，但丁知道后主动提出赔偿300万。“赔偿金是公司埋单的。相关责任人受到了批评。这以后，再也没有出现类似的错误。因为动真格的赔偿过，他们就知道，这种错误不能再犯。”丁志忠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推崇新管理方式后，丁志忠也将自己从公司事务中解放了出来，据说现在他在公司每天只签署不到5份文件，每个月只参加3个内部会议。他将大量时间用于吸收有效信息，与公司员工进行交流，并且清醒地思考公司的战略问题。
从拒绝投资者到主动上市
丁作为一个企业家成熟起来的时间并不久远。“也就是最近这三四年的时间，他发生了巨大变化。”一位熟悉安踏的人说。丁志忠是2005年底才开始摸高尔夫球杆的。在此之前，他最常进行的运动是打乒兵球。
在这位人士看来，时间往回倒推六七年，丁还谈不上是一个“企业家”，而只能称为“企业主”。“那时他讲话要念稿子，见了摄像机就犯晕。”
“我记得1999年前后，丁志忠有一次忽然问我：人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变得成熟？我告诉他：三十五六岁。”他回忆说。
在2004年之前，丁志忠始终觉得公司不缺钱，也因此从未考虑过使公司进入资本市场，甚至拒绝外来投资者。但就在那一年，李宁公司的成功上市使他改变了想法。他开始意识到，上市不仅仅可以募集资金，还可以使公司治理规范化，消除家族企业的管理弊病，更易于吸引人才。
“现在，我们是这个行业最有钱的公司，比李宁有钱得多，李宁当初只拿回了5亿元。”丁志忠踌躇满志地说，“这些钱尽管花掉。但要保证一点：每花一分钱，都要产生价值。”
话虽这么说，但丁志忠仍然承认危机感始终挥之不去，以至于“经常夜里睡不着觉”。“企业总有死亡的那一天。很多民营企业做得很好，但做着做着就突然倒下了。”
危机感加上以往的经验，使丁志忠继续求知若渴。去年下半年，丁志忠与同城的王良星等人一同就读厦门大学EMBA班。在厦门大学EMBA中心主任戴亦一的眼里，丁志忠对于管理知识“处于一种饥渴状态”。“他对学习有一种务实的态度，对企业战略和品牌营销这两个课程最感兴趣。我们请了一位欧洲的品牌营销学教授讲过课后，他就要求我们再多请一些欧洲的品牌营销专家来授课。”
现在，丁志忠在安踏工厂里每一个路灯上，都高高地悬挂着一个条幅：“中国第一，世界前十。”这些条幅展示着一个小镇鞋王的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