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近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接见21世纪理事会北京会议外方代表时表示，中国不会落入所谓的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会提出综合改革方案，就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总体部署。 进入11月，中国也进入三中全会时刻。在这个关键时刻，习近平主席所提“综合改革方案”，为即将到来的十八届三种全会确定了基调。而将综合性改革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联系在一起，这表明，执政党领导团队对下一步的历史任务和阶段性目标，已有清晰认识、形成了共识。 中国在2010年人均收入超过4000美元，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到2020年人均收入翻一番，达到1万美元，如果到时顺利实现目标，中国将完成重要的历史一跃，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回顾二战结束之后的世界经济增长历史，只有东亚少数几个国家成功地跨过了中等收入陷阱而进入了高收入国家行列。多数发展中国家在某一个历史阶段曾经创造过高速增长的奇迹，但是随后就在中等收入陷阱中挣扎。这主要表现在，经济增长乏力，阶层固化、在过去高速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社会问题集中爆发，原本欣欣向荣的市场，由此陷入停滞乃至倒退。 中等收入陷阱为何难以跨越？ 究其原因,是因为在进入这一发展阶段之后,一国往往出现固化的既得利益集团,形成固化格局， 致使单纯依靠资本投入无法维持经济增长的目标，比如，上个世纪70年代的巴西便是如此，为了维持经济增速而大量举债，等到美联储大幅度提高利率之后，巴西跌入了债务深渊。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并非魔咒，更是对一个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描述，是从做大蛋糕阶段走向到更合理地分配蛋糕阶段之描述。这就在这一过程中，很多国家没有能够最终完成“从增长到分配”这惊险一跃。 实际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依然有国际经验可资借鉴：经济转轨、法治、缩小城乡以及贫富差别，推动农业现代化等。这些都是日本、韩国等同为东亚国家所摸索出的成功之道。在既有的利益格局难以突破的情况下，增长动力除了来自于资本、劳动力、资源等要素投入，更来自分配正义。分配与增长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相反，只有更好的分配才能为增长提供动力。 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增长依赖于投资和出口拉动，而投资则依靠高储蓄率，将储蓄变成投资不过是延迟消费，而经济增长的目标不就是让人民更好地享有发展的果实吗？如果消费一直被延迟，只会造成经济结构失衡，更严重的是，人力资本的积累过程受到阻碍。没有人力资本的注入，转变增长模式只是一句空话，而中等收入陷阱，在这个意义上就是对既有增长模式的依赖症。 具体而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着力：首先，必须革除不合理的制度和规则，重新确立市场与政府边界。本届政府已经砍掉了300多项行政审批项目，但是中央政府还有1500多项，而地方政府则有1.7万余项，如此之多的审批项目既增加了制度成本，又给企业家们设定了层层高压线。如此羁绊之下，经济发展动力何来？ 中国经济改革始于计划经济，在政府放权的过程中，市场秩序逐渐形成，随之而来的是政府与市场边界晦暗不清，官商关系暧昧不明。权力主导下的市场会出现两种畸变：腐败和垄断，各种审批项目给政府部门以寻租的机会；而对资金、土地、资源的垄断则压缩了民资的投资空间，降低了经济效率。李克强总理一再强调的“壮士断腕”也就是要减少权力对市场的干预，实现资本平权，让各种资本在平等的法律与制度环境下自由竞争。 其次，分配领域的改革也愈发迫切。身处这一关键节点的国家，如果更加注重改善收入分配的公平发展，必然能够赢得民意，缓解社会矛盾和冲突，从而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缺乏公平关怀的改革是危险的，由贫富悬殊引发的积怨极有可能转化为政府门前的一声巨响。因此，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呼唤综合改革，发展与公平二者不可偏废。 在我们看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桥应该是为所有的人开放，建立普惠式的全民社会保障体系，打破多轨制的养老、医疗体制，形成一个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不应再有“死在体制内”的悲鸣。 最后，综合性改革，更应该明确走出经济社会民生领域，在教育、文化乃至政治等其他过去着力不多，甚至视为禁区的地方动手，毕竟，没有这些支点，无法跨越陷阱。 实际上，中等收入陷阱并非宿命，而是既有的利益各方形成了一种低水平的均衡，看似“山重水复疑无路”，而只要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让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在经济增长与经济转型，以及社会建设之间寻求“黄金平衡点”，中国发展“柳暗花明又一村”可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