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因为种种原因，他们回到了中国，创办企业。然而，他们的最终目的，都是一样的，哪怕说出来有时候会怕人说矫情，但是，他们确实都有一颗火热的“中国心”。正如一位海归告诉钱江晚报记者的，他“想在高速发展的中国，再一次找到自己的人生价值。我的个人价值，和为祖国做点事情的心意，是融在一起的”。
办企业，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远比求学、工作复杂。记者采访了杭州的几位海归，他们经过磨砺存活至今。而当初，在他们周围创业的朋友、同学，不少已经放弃了。
他们面临最大的难题是本土化，以及克服自己身上太过理想主义的东西。我们试图通过讲述他们的故事和困惑，让不同背景的创业者看到他们共同的努力和希望。
什么都需自己调节
采访那天，记者换了鞋后进入这家公司纤尘不染的接待室。不一会儿进来一个穿白衣服的清秀女孩，看上去柔弱甚至怯生生的。她的助手介绍：这是汪总。
汪昕是杭州人，除了她在经营一个企业的事实外，从她的外表实在找不出任何作为一个企业当家人的线索。她说话柔声柔气，喜欢文学和心理学的书，在日本留学时攻读教育学，平时喜欢听点音乐，晚上一个人开车在空荡荡的三桥上会觉得孤单，还跟爸妈住在一起……
在留日期间，汪昕教一个日本女孩学中文。女孩的爸爸是铁三角一个分公司的老总，那时他正在考虑把部分生产基地放到中国。
他委托汪昕到中国处理一些事务，她于2000年4月正式在杭注册了公司。
这位老总眼光独到。2000年，杭州铁三角只有十来个人，租了滨江区一个软件园3号楼的几间房子，后来搬到6号楼，再后来搬到8号楼。租的房子从一层变为两层、五层，到2006年10月，他们搬进了自己公司的大楼。这时候，管理层加员工已经有400多个人，企业越做越大。
铁三角擅长做唱机针头、麦克风、耳机等，在日本和欧美享有盛名。总公司对品质的苛刻要求，让汪昕在公司成立初期压力很大。她还记得，当时为了等一台专业调音台下线，从老总到车间员工守着生产线几天几夜。
这个女老总习惯于轻描淡写讲自己的经历，包括这8年来她付出的努力和牺牲。
“其实没有觉得很苦，就有一次，为了等一批进口设备，我紧张得不能回家，跟一些日本员工在公司过了春节。当时赶上春运，不知道什么时候设备会到，滨江那时候一家饭店都没有，我们春节那几天就吃方便面度日，还放了鞭炮。日本没有这种习俗，他们还觉得挺开心。”
“刚开始，常常加班到很晚，一个人开车经过空空的三桥，真是有点凄凉的。”
这8年来，汪昕见证了高新区的发展。她说，刚来时这里几乎没什么高楼，江南大道还不到现在的一半宽，其他的路还是泥泞小路。“看，后面士兰微电子那栋楼，我们2006年搬进来时还是平地呢！”她把自己最美丽的年轻时光贡献给了公司，奇怪的是，从准文学青年到董事长兼总经理的角色转变，她似乎没有经历太多慌张。
当年跟她学中文的日本女孩，如今已为人母，做起了全职太太。而汪昕，原来似乎会成为一位老师或者心理师，却挑起了公司的重担，并打算一直努力做下去。
“什么都靠自己调节的，我把许多权限交给别人，自己多考虑一些公司远景的事情。多下来的时间，看看书，很好了。”
人要随着环境变
回国前，郑秋枫美国在杜邦、朗讯等大公司任职。有一次浙江省电子商务考察团去美国考察，听到他的一些陈述后很感兴趣，邀请了他和其他一些中国留学生共同回来做一个省级企业的信息化规划项目。就这样，李慧和郑秋枫等人认识了，并且迅速组建了一个团队。
李慧在美国读完工商管理硕士后，打算把国内没有的一些东西带回来，但在遇上郑秋枫前，她还没有很清晰的规划。她擅长市场运营，跟管理出身的郑刚好搭档。
他们都有工作经历，并且有财力、人脉的积累，创业比一般人都要顺利。不过郑秋枫告诉记者，还是需要不断调整公司策略。“在海外生活多年的人，回到国内有许多不适应。举个例子，比如开车。我刚回来不敢在杭州开车，大家都开得快，而且有些不遵守交通规则。后来解决的方法是，我雇了一司机。”
“在办公司过程中，我们遇到了许许多多这样不适应的事情，也有很多教训。”
郑秋枫说，因为他们从事的是管理和咨询业，录用员工时没太多硬杠杠，只能凭人家以往的背景经历。让他没想到的是，有些应聘者简历写得很出色，但进来以后往往与实际不符——他们不得不改变用人制度：加了一个试用期。
“还有，浙江这边的公司习惯于‘买一送一’，就是额外再送一点服务。一开始我不接受，一直被说成‘固执’，因为在国外工作，商业习俗是不一样的。”
经过体系内不停的修改，和公司外不断开发，李慧、郑秋枫等几位创始人已经把公司带上一个快速发展阶段，越来越多的大公司把信息化项目交给他们做。业务不成问题了，现在最让他们头痛的是人才。
“管理咨询类人才，得从实践里磨炼出来。我接待过一些回国的留学生，在海外念了硕士、博士回来的，但还是不行。”李慧告诉记者。
他们的解决之道是，自己努力培养，加上从外面找一批有工作经验的。实在不得已，还得把一些项目往后推。
“都说上海人才多，可是我们公司在杭州，最接近浙江地区的大量客户。取舍之后我们留在杭州，许多问题可以通过变通解决。”
“大马哈鱼”不怕摔打
5岁上小学，14岁考大学，24岁成为哈佛大学三百多年历史上最年轻的设计学博士。
许多描写夏建统的文章，都喜欢如此开头。这个今年才32岁的年轻人，几乎从小就戴着“天才”的帽子。不过他自己似乎避之不及，因为只有他自己知道，每一项成就的取得要付出多少努力。他在杭创办的XWHO(中国)设计咨询公司如今是中国境内的知名规划设计品牌，另一个以GIS技术为核心的天夏科技集团也赶上了国内“数字城市”发展的大好时机，成为这个行业首屈一指的企业。
他把自己办企业称作“试错”过程。“只要不犯致命的错误，就有机会从失败中学到东西，继续奋斗。”
“我觉得海归要想学成回国有所建业，要向大马哈鱼学习，适应海洋和江河的环境。”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大马哈鱼，在河里出生，长大一些后就游到海洋里去，在海洋里觅食、成长。到了秋季，它们又成群结队地顶着激流回到出生地产卵……
适应常常是痛苦的过程，创业多年来，这样的痛苦但不致命的事件发生过数次——比如设计公司员工集体辞职事件。
“人家说设计公司是世界上最难管的公司，员工都是富有创意的优秀人才，但这也注定他们是慵懶随意、追求极度自由的一群人。2003年，公司成立没多久，我想依据国外的经验，推行几项管理上的改革，比如让大家分享经验，要他们对手头项目做精密的计划等，但遭到了出人意料的集体抵制。”
原来，员工们认为设计是一项需要灵感的工作，不能设立严格的计划表，否则还叫什么“设计”？夏建统的改革触及的不但是员工经济上的利益，更多的是挑战了他们对工作的认同感，以及自尊心。
夏没有在改革上让步。在逐个劝解和集体动员后，依然有一部分人离开了。当时，离开的人给留下的人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影响。不过，现在有些人还要求回来——用夏建统的话说，“留下的员工并没有觉得改革带来了困扰，而离开的员工发现极度自由并没有想象中好。”
后来，在成立新的地理信息技术公司时，他又面临核心管理人员不认同的窘迫，经历了企业高层的换血。
这样磕磕碰碰地寻找最符合自己理想又最接近现实的方式，夏建统变得越来越有自信了，也越来越适应国内的社会风俗和商业文化。
“现在还不适应的有两件事：饭局、参加专家评审会。”自称拙于言辞的夏建统，滴酒不沾，出现在饭局和专家评审场合，仍感到有压力。
我问自己为的啥
在海归创业群体里，让人一时间难以理解的属周才健。他1983年高中毕业后赴美，在马里兰大学念完电子工程后，又相继读了硕士、博士。后来在全球最大的几家通讯公司任职，从普通技术人员一直到出任相当于公司副总的职位，负责亚太地区技术采购业务。他还担任过全美华人协会秘书长，这个协会最初由杨振宁设立，是早期比较著名的华人团体之一。
周的太太任职于美国联邦司法部，也是在美华人中的佼佼者。40岁出头的他，为什么把妻子儿女放在美国，一个人来杭州重新办一个公司呢？
“我妻子一开始强烈反对我回国，不是她不爱国，而是我们在美国工作生活了20多年，几乎完全西化了，我们生活得很好，甚至比大部分美国人好。现在突然回到中国，人生地不熟，还要重新做一个公司，为什么呢？过春节那段时间，我一个人冷冷清清呆在公司，也在问自己：为什么呢？”
周才健说，单纯用“爱国心”来解释自己的回归，显得苍白而近虚伪。但他的确想在高速发展的中国，再一次找到自己的人生价值。“前半辈子给了美国，后半辈子给中国。我的个人价值，和为祖国做点事情的心意，是融在一起的。”
40多岁的男人，如果没有一个转折，就只能沿着原有道路走到退休了。是祖国，给了他一次奋斗的机会，让心里还有热血的人，再挥洒一把。
虽然他的国语显得有些生疏，他在杭州也碰到了许许多多诸如人才、交通、管理方面的问题，但是周才健的公司还是快速发展起来了。他说，几乎同样的通信数据集成研发成果，他们用了半年，而他打听到别的公司用了三年。“速度就是胜利。”
“虽然说感谢显得苍白，但我还是要表示自己的感激。在杭州，我得到了高新区人事局的许多帮助，包括用最高的效率注册、解决公司场地问题等，他们甚至答应帮助解决公司员工的户口问题。在别的地方，也许我不能发展得这么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