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86岁的蔡梅是潘振承的第六代孙媳妇，她仍住在潘家大院，虽说这座宅第已相当破旧，但细看依然能见到昔日的辉煌气魄，高门大户，中西合璧。
“20世纪初，广州刚有电力，潘家出了个广州电力公司的经理。”68岁的潘刚儿，广州十三行行商首领潘振承第八代后人，如是介绍十三行时代之后潘家的“商人”。而他本人现在是华南理工大学机械系的退休教授。
因为“哥德堡”号仿古商船造访广州，潘刚儿在同福西路的居所，包括这一带的骑楼，都被粉刷一新。他与黄启臣、陈国栋两位历史研究学者合写的《潘同文（孚）行》一书，也赶在这条船抵达广州前两天付梓。
回顾三百多年前的中瑞贸易，潘氏商行的确是其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在十三行独揽对外贸易的85年间，潘家作为十三行首领长达39年，与卢家、伍家、叶家，四大行商位列清代广州四大首富。
福建贫苦少年闯荡广州
和改革开始后，大量流入广东珠三角企业的外来打工仔一样，两百多年前，潘氏家族的发家人潘振承也有着相似的命运轨迹。
潘振承出生在福建同安县一个贫苦家庭，少年时给人当船工，壮年时由闽入粤，曾经去过三次吕宋（今菲律宾）。
初到广东的潘振承在十三行一位陈姓商人的商行里做事，获得信任和全权委托。等到陈姓商人回乡，他开设了自己的第一家商行：同文行。
彼时的广州，确是一片创业沃土。
1685年，康熙帝下令：废除明朝以来的禁海令，设立粤、闽、江、浙四大海关。虽然表面上是四口通商，但由于贸易量有限，其实外洋商人大多只在广州一口贸易。其他三口，无论在来华船只数量上，还是上缴税收上，都远远无法和广州相比。这也就不难理解，潘振承为何要选择“由闽入粤”。
与潘振承有着同样选择的，还有另一位着名行商伍家。史料记载，伍家先世原居福建，在武夷山种茶为业。1783年，伍国莹（曾任同文行司事、伍秉鉴之父）在广州创建怡和行。
同文行成立十余年后，乾隆帝一道“一口通商”的上谕，给潘振承制造了巨大的发展机遇。而这道上谕，在历史学者看来，是闭关锁国的落后政策。
三年后，1760年，潘振承联合8家洋行行商，向清政府呈请设立外洋行（公行），成为专营中西贸易的封建垄断贸易机构。这是十三行历史的一大转折。
投资瑞典东印度公司
在今天瑞典哥德堡博物馆仍藏有潘振承的玻璃画像，这是当年潘振承送给瑞典东印度公司董事尼科拉斯。萨文格瑞的礼物，这证明了他十分重视与瑞典商人的友谊。
美国教授穆素洁（SushetaMazumdar）博士的研究报告指出，潘振承参与建立国际贸易网络，投资到瑞典东印度公司。现存瑞典的档案中保存有潘振承的商贸记录。
还有着述认为潘振承曾到过瑞典。
“潘振承是否真的到过瑞典，同文行与瑞典的贸易额有多少，我没有办法考证。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是瑞典商人在广州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同文行与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关系建立了非常友好的关系。”潘刚儿说。
潘刚儿更愿意把这位先祖称为“世界性大商人”。他介绍，潘振承的贸易区域遍及当时对华贸易的西欧所有国家，以及小吕宋等东南亚国家。
潘振承选择了英国和瑞典作为主要贸易伙伴国——这两个国家对中国贸易需求量大，商人的支付能力也较强。1785年，中国茶叶出口共232030担，出口英国为154964担，出口瑞典为46593担。在当年的对华贸易各国中，中国与英国、瑞典的茶叶贸易量分别处于第一、二位。这从而保证了同文行对外贸易额始终保持为同行之首。
瑞典资料表明，18世纪60年代经常出入广州的帆船，其名可考者实有37艘。其中有3艘经营者为潘振承。
退赔质量差茶叶为外商称道
潘刚儿说，潘振承之所以能够成为广东洋商首富，直接原因是他特别积极地参与了当时还是一项新鲜事物的“全球化贸易”。但从更深刻的层次来探讨，是潘振承以信为本、以诚相待的经营理念，让他赢得了人心，从而赢得了市场。
乾隆四十八年（1783），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部退回1781年运去英国的质量差的1402箱武夷茶时，潘振承如数进行赔偿，树立了广州的行商向外商退赔质量差茶叶的先例。除了退赔，潘振承还准许给外商赊购适量货物来显示他的诚信。英国东印度公司职员曾经称他为“实可称为当时行商中最有信用之唯一人物”。
当行商颜时瑛、张天球因拖欠外商款项，而落下发往伊犁当差的悲惨结局，潘振承却能凭借在外商中的良好信誉，有充足资金让同文行正常运转。
“宁为一只狗，不为洋商首”
潘刚儿的父亲是中山医学院的教授，他留给潘刚儿的除了家谱，就是一本《广东十三行考》。这本书的作者、历史学家梁嘉彬是当年十三行天宝行的第六代后人，他对十三行行商的形容是——“夹心饼干商人”。
“宁为一只狗，不为洋商首。”潘振承的孙子潘正亨与东印度公司的通译谈话时，毫不客气地这么表示。
话虽说得刻薄，却道出当时作为洋商首领的苦衷。事实上，在潘振承最为显赫的时候，这种苦衷已经显露出来。
潘振承发起重新设立公行，但他和四子潘有度这两任同文行掌门人，都多次试图解散公行，从这矛盾挣扎中，可见一斑。
洋商复建公行的目的，是为了垄断利润较大的西洋贸易。没想到，却沦为清政府闭关锁国政策的工具。十三行洋商利用皇朝指定的垄断特权，在获取高额利润的同时，也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在官府与外商之间周旋，两边都要讨好，因为他们都是“衣食父母”。
这多重的角色、复杂的关系，令潘振承担任公行总商不久，就感觉深深陷入清政府严密的控制之下，渴望恢复自由商人的身份。
中山大学章文钦研究指出，公行成立后，共同规定进出口货价，加强行商内部的团结和对外商的约束，深为外商所忌，也不利于潘振承等大行商把持垄断贸易。在1768年、1771年、1776年、1777年，清政府历次组织公行中，潘振承总是站在（东印度）公司大班一边。
1771年，他曾以10万两贿赂两广总督李侍尧，使他下令解散公行，而从公司中得到补偿。
1796年，总商蔡世文因商业失败欠债自杀，潘有度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接任总商的位置。作为富商之首，他自然被列为贪官敛财的对象。
这一时期的营商环境恶劣，当潘有度对经商已有倦意时，四大首富之一——广利行的卢观恒却卷入了一场飞来横祸中。
1807年2月，东印度公司船只“海王星”号上岸度假的水手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导致一名中国人丧命而凶手逃逸。作为“海王星”号的保商，卢观恒因此被广州官员责成缉访凶手到案。为了应付官府，卢观恒只能上下使钱，又出赏钱缉凶。结果一无所获，财产损失大半，他也受到官吏的拷打与羞辱。
急流勇退第四代再无行商
此事强化了潘有度急流勇退的念头。1808年潘有度以10万银两贿赂海关，才获准退商，以避开营商困难时期。
不料1814年，十三行商业疲软，行商大多濒临破产，粤海关以其他行商信用不强为理由，逼迫潘有度复出。1815年潘氏复商，同文行更名为同孚行，不过，此时同孚行商业地位已不如前。原来排名第三的伍家怡和行则跃居首位。
相比起父亲，潘有度在生活中完全是读书人的做派，而非商人。他的儿子潘正炜则更将这一做派继承发扬。到1842年，五口通商之后，同孚行主动停业。
翻开潘氏的族谱，潘家担任39年总商、叱诧商界风云的历史丝毫没有记载。对潘振承靠商业起家只是轻描淡写，对潘有度、潘正炜参与商业活动更是只字未提。潘刚儿不由感慨，在小农经济社会中，商业被鄙视为低下的行业，商人地位低微。
潘家从第四代开始，家族再无行商，到了潘刚儿这一代，倒是总共出过4个翰林、5个举人，成了文化之家。
潘家处于全盛时，曾在广州河南（今海珠区）购置约20公顷的地，修第宅、建祠堂。落籍广东番禺的潘振承，念念不忘自己的先祖乃福建漳州龙溪乡人，将建筑群落一带亦命名为“龙溪乡”。据说同文行的“同”字也取自原籍同安县，“文”字取自原籍文圃山。潘振承去世后，归葬于原籍。
而今的潘家花园、潘家祠，早已变成大杂院，应了那句“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只有那龙溪首约、龙溪二约、潘家祠道等地名，似乎提醒着，三百年前一个十三行家族曾经的辉煌繁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