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禁酒令 中国禁酒制度溯源



     当前,业界反复热议“三公消费”之于白酒命运的课题,并引发了白酒与政治关系,以及对中国禁酒制度研究的热潮。记者经过总结分析之后,将其分为三大类别:一种认为,三公消费限制白酒只是阶段性的波动,白酒新的黄金期将可能在短期内重现;一种认为,随着政务信息透明度越来越高,白酒消费不可能出现类似的阶段性反弹,白酒投机性发展的温床将不复存在;还有一种则认为,我国历史上的禁酒传统由来已久,但酒业几千年来仍然保持了持续发展的态势,说明在我国,酒业之于政治既有依附性,也有独立性。

  记者赞同第三种观点,但同时认为,我国的禁酒传统由来已久,但酒与政治并非同根同源,而是经历了一个从相遇到相斥,再到相生相克的发展轨迹。本文拟从中国禁酒制度起源和早期蜕变的研究入手,希望为读者呈现一段酒与政治之间,斩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史。

 中国禁酒令 中国禁酒制度溯源
  从酒入政治说起

  历代学者和文学家关于酿酒起源的说法很多,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看,作为生物发酵作用下的产物,酒的历史远比人类有文字以来的历史要久远得多。而关于酒与政治关系的历史,则在人类文明进入成熟的阶段。

  诞生于西周初年的《尚书·酒诰》,是公认的我国第一篇系统论述酒与政治关系的专著,并确立禁酒制度圭臬的历史文献。《尚书·五子之歌》记载了夏代开国帝王夏启的儿子太康失掉邦国的故事。据《史记·夏本纪》记载,太康不以君德自律,做事随心所欲,尤喜四处游猎,而且他还不恤民情,导致百姓离心离德。有一次他到洛水南岸狩猎,一百多天也不肯离开。洛水河畔的有穷国百姓不堪其苦,在国王后羿的带领下,在北岸挡住太康的去路,不让他回国。太康的五个兄弟和他们的母亲在洛水湾等他回来的时候,历数了太康的种种政治过失,是为《五子之歌》。其中就有“训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把饮酒和好色、田猎、嗜音、靡费并列为君主应当警醒的亡国之道。

  《尚书·胤征》记载,太康的弟弟中康在位期间,掌管天地四时的官吏羲氏、和氏擅离职守,在自己的私邑里迷乱嗜酒,导致“废天时,乱甲乙”,夏王朝的历法管理陷于混乱,分不清时间和空间的次序。于是中康命胤侯征讨羲和。《胤征》中称羲、和的这种行为为“酒荒”,即因为嗜酒而荒废了正常的工作或者失去了正道。

  《史记·殷本纪》记载,商代开国之君成汤死后,太子和继任的外丙、中壬都连续短命而亡。于是伊尹立成汤的嫡长孙太甲为帝,并作《伊训》,教导太甲。太甲在位三年,因为暴虐而不守法,被伊尹放逐到桐宫。三年后,太甲悔过自新,伊尹又还政于他。此时,商代的政治根基才开始趋于稳定。所以,《伊训》作为伊尹教导太甲的为君之道,对于后世政治制度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在《伊训》中,伊尹就提出,“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敢有殉于货色,恒于游畋,时谓淫风”;“敢有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比顽童,时谓乱风”。“巫风”、“淫风”、“乱风”都是自取灭亡之道,如果臣子和士子沾染了,“家必丧”;如果君王沾染了,“国必亡”。

  《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商纣王荒淫暴虐,周武王一度带兵打到了孟津,因为考虑政治时机尚不成熟方才撤兵。内忧外患交织,亡国征兆日渐明显,商纣王的同胞兄长微子(名启)见状,多次苦心劝谏商纣,却没有任何效果。知道商国灭亡的命运已经不可逆转,他便打算自杀或者出走,但又拿不定主意。于是找到太师箕子和少师比干商议。这段话详细地记录在《尚书·微子》中。微子说:“我祖底遂陈于上,我用沉酗于酒,用乱败厥德于下”。意思是说:“我的祖上成汤制定了很好的制度和传统,弟弟却因为酗酒荒淫,不仅践踏了祖上的美德,而且即将断送祖上的基业”。太师箕子回答说:“天毒降灾荒殷邦,方兴沉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耇长旧有位人”。意思是说,商朝末年,发生了十分严重的天灾,让本来已经空虚的殷商雪上加霜,而商纣君臣却喜欢沉醉酒中,不敬畏上天的威力,也不尊重年高德劭的老臣”。一位是庶长的王子,一位是国政的首辅,两位均是对商代灭亡原因最有发言权的知情人士。他们两位不约而同地把“沉酗于酒”作为亡国之君的第一宗罪,说明商代灭亡确实与酒有关。但箕子却同时指出,灾荒才是导致商代衰败的主要原因,而酗酒则遮住当政者的眼睛,迷乱了他们的心智,让他们无法清晰地看到国家的危机所在。

  此处所谓“酗”,后世有学者认为是“酒怒”或者“酒凶”。我们今天可以理解为酒后发怒,也可以理解为饮酒过度,人的意志和情感为酒所控制。

  武王也将“酗酒败德”作为讨伐纣王的重要理由之一。到了孟津,周武王做《泰誓上》,说商纣“弗敬上天,降灾下民,沉湎冒色,敢行暴虐”,把不敬天、不恤民、酗酒、好色、残暴滥刑作为商纣的五大恶行。到了河朔,作《泰誓中》,再次强调说,纣王“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批评朝歌上下在商纣王的影响下,已经酗酒成风,无可救药了。

  然而上古的历史学家关于酗酒是否为商纣王的第一宗罪,意见并不统一。例如周武王带领诸侯联军打到牧野的时候,作《牧誓》,改口说商纣王的主要罪过是偏听偏信妲己这个妇人。西汉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中提到,商纣“好酒淫乐,嬖于妇人”、“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但第一宗罪却是“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与《牧誓》的说法一致。在《史记·周本纪》中,司马迁却这样描述武王伐纣的理由——牝鸡无晨,认为商纣只听信妲己,而不敬祖上、疏远宗亲,排斥勋臣,结果导致奸佞肆虐、民怨沸腾。但对于商纣酗酒的罪行,却只字未提。在《尚书》中的《泰誓》、《牧誓》中,关于“牝鸡无晨”的笔墨明显少于商纣的“沉酗于酒”。司马迁反其道而记之,或许有其当时政治环境所需的特殊性,因为西汉初年曾有过吕后擅权专政的历史教训。但他完全弱化商纣酗酒的罪过,应当有其史实依据,毕竟西汉初年距离商周兴替之际的历史年限近。

  《酒诰》的辩证思想

  从《五子之歌》中表达的无道昏君某宗罪,到《微子》中强调的亡国之君第一宗罪,酗酒的负面作用显然是不断放大的。这究竟是什么原因所导致,至今已经无稽可考。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虽然视为禁忌类产品,但酒在上古时期的政治生活中已经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尚书·尧典》就有“寅饯纳日,平秩西成”的记载。其中“饯”,就是送行饮酒的意思。但这里饯行的不是人,而是日。古人认为,秋天在西方,把日送到西方去,目的是为了祈求作物丰收。《尚书·舜典》则有:“帝厘下土,方设居方。别生分类。作《汩作》、《九共》九篇、《槁饫》”。其中《槁饫》篇的“槁”,就是指以师枯槁,用酒食劳之。就连武王伐纣胜利之后,也要“邦诸侯,班宗彝”。即封有功者为诸侯,并赐予各国诸侯王宗庙祭祀的酒器。按照古代的礼仪,盛酒的为樽,盛鬯的为彝,鬯是古代专用于祭祀的一种酒,天子把盛鬯的彝赐予分封的诸侯,仪式才显得正式而庄重。就连曾经颁布《酒诰》的周公旦,在摄政七年后,天下太平,于是用“秬鬯二卣”告慰文王、武王在天之灵。作为报答,成王行“裸鬯之礼”,以示对周公旦异乎寻常的敬重感激之情。

  到了周公旦的《尚书·酒诰》,显然是充分借鉴了前朝兴衰的历史经验教训。一方面,周公旦意识到酗酒误国的危害,把酗酒列为罪恶之源,认为天灾人祸皆因酗酒而起。这显然是采纳了微子的观点,事实上,《酒诰》颁布之后,殷商的宗庙祭祀也交由微子管理。所以他反复告诫周朝的各级官吏说,殷商“崇饮”之风太盛,“腥闻在上,故天降丧于殷”。要充分借鉴殷商灭亡的历史教训,不要重蹈其覆辙。而且规定各级官吏不得私自饮酒,更不得在工作时间饮酒。他还假设说,如果你是一个勤勉的官吏,恐怕连饮酒的闲暇也没有。

  另一方面,他大概也知道饮酒不可能完全禁止,所以他对于饮酒提出了几项规范意见。

  首先是“唯祀饮”。他援引周文王的话说,酒是上天赐予人类祭祀用的神物,只有在祭祀之后才可以饮酒。

  其次是“德将无醉”,说有品德的人不会喝醉。一种理解是品德高尚的人有很强的自制力,不会喝醉,一种理解则是古人崇尚“以德配天”,酒是天赐的神物,不会让品德高尚的人醉倒,或因为饮酒而发生祸端。

  再次,在祭祀之外,“厥父母庆,致用酒”,即赡养父母可以用酒,但只有在节庆的时候,在父母的允许下,可以陪父母饮酒。

  再次,“执群饮”,即如果遇到聚众饮酒,必须严惩。如果是一般的臣民聚众饮酒,是不可饶恕的死罪,但如果是殷商遗民饮酒,要先劝诫,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劝诫不成再行定罪。

  上古时期确立的禁酒制度,有其特定的思想根源。

  《道德经》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彼取此”。所以有德之人会把握欲望,摆脱贪婪妄欲,保持内心的恬淡虚静和真诚淳朴的天性。在上古时期,这一点对于君王尤为重要。如果一个君王贪欲过重,必然会导致国家灭亡,生灵涂炭。所以古人都希望君王是一位有德行的圣人,能够抵制声色物欲的诱惑。酒作为归属其中的一种物质,自然被政治家无限放大。例如周公旦在《尚书·无逸》中就告诫成王,“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以万民惟正之供”,教导成王“无若殷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哉!”在西汉末年编纂而成的《战国策》一书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大禹女儿的奴仆仪狄善酿美酒。大禹饮后赞不绝口,但很快就决定疏远仪狄,禁止造“旨酒”,并告诫说:“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这一故事显然是鲁共公杜撰的,并非史实,因为他随后还依次例举了“后世必有以味亡其国者”、“后世必有以色亡其国者”、“后世必有以高台陂池亡其国者”的故事。鲁共公此时并不是为了阐述什么政治思想,而是为了在和梁王的外交应对中占一点嘴上的便宜而已,但它却成为后世政治家推行禁酒制度的重要依据。

  上古时期,我国的政治思想以“敬天保民”为主题,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在懵懂的人类文明发展初期,这一点已经是难能可贵。例如《尚书·泰誓》中就提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把民众的愿望当作天神的示意,这在当时已经是很大的政治进步。之前,君王均认为自己是天命所系,一切决策都要询问天意,而酒作为不可或缺的媒介,备受君王青睐。但在经历了多次惨痛的政治教训之后,西周的统治者才开始意识到民心对于政治统治的重要性,开始反思酗酒的负面影响。所以,上古时期禁酒思想的诞生,与其说是为了防止酒祸,不如说是对上古政治思想的反思和重建。

  但是,酒作为一种精神消费属性极强的饮品,不可能完全禁止。所以西周统治者构建了一系列饮酒规范和酒礼法则。首先是承认“饮食,所以合欢也”,针对不同的场所和宴饮的规制,制定了形式多样的饮酒礼仪,例如延传至今的燕礼等。其次是设立“酒正”等专门的酿酒和用酒管理机构,并制定了严格的管理体制,包括五齐、三酒等。五齐包括泛齐、醴齐、盎齐、缇齐、沉齐,主要指酿酒工艺;三酒包括事酒、昔酒、清酒,主要指不同场合使用的三种酒。

  禁酒制度的尴尬和蜕变

  西周末年,周幽王为了博取爱妃褒姒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不仅让西周的统治元气大伤,新立的天子周平王被迫东迁洛阳,从此再无“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权力,同时也把周公旦煞费苦心构建起的道德体系毁于一旦。从此,周天子的势力不断削弱,诸侯争霸逐渐代替天子,号令天下。各诸侯国为了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实力,纷纷对内改革政治、发展经济、加强军备,对外则在外交上合纵连横,在军事上互相征伐。

  所以,春秋时期,我国进入大解放的时代。一个是生产力的解放,各诸侯国无一例外地壮大经济实力,包括商业在内的各种经济业态均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酿酒业也不例外。其次是思想的大解放,“礼崩乐坏”之下,西周的“敬天保民”的思想逐渐被诸子百家争鸣的民本思想代替,人们的饮酒行为也逐渐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独立成为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百姓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留存下来的史料显示,在此期间,酒不但没有禁,反在邦交、权争和百姓生活中的地位扶摇直上。

  春秋战国时期,国与国之间的军事摩擦和外交交锋频繁发生,而且许多与酒有关。例如齐桓公伐楚,理由是楚国不供奉包茅,周天子祭祀时无以缩酒。秦王与赵王会于渑池,酒酣之际秦王欺辱赵王,蔺相如机制应变,借酒反击,维护了赵王的尊严。楚王与诸侯会盟,赵国因为进献的酒质量太差,得罪楚王,因此引发了一场“鲁酒薄而邯郸围”的战争。类似的例子在《史记》、《国语》、《战国策》,以及诸子百家的典籍中不胜枚举,并直接反映出酒在当时对于两国邦交的重要作用。

  在君臣宴饮中,大家都已经厌烦了周王朝制定的繁缛的酒礼。其中最典型的当属齐威王“置酒后宫”,召淳于髡对饮的故事。《史记·滑稽列传》记载,齐威王问淳于髡的酒量如何,淳于髡回答说:“臣饮一斗亦醉,一石亦醉”。齐威王很是诧异,于是他解释说,如果按照上古的禁酒制度和酒礼规范喝酒,他心惊胆颤,最多喝一斗即醉。如果放浪形骸,“罗襦襟解”,身心俱欢,他能喝一石而不醉。

  与此同时,饮酒风尚已经开始从贵族流传到民间。例如《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就记述说:“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谨,为酒甚类,悬帜甚高”。卖酒人已经有了竞争意识和广告意识,开始注重酒的质量、数量,待客的策略,以及提升酒馆的知名度等,说明当时商品经济繁荣,以满足百姓消费需求为主体的酒类市场已经颇具规模,因为像孔子这样的贵族,不大肯喝从市场上买来的酒。

  西汉建国之时,酒在国家的意识形态中已经完全摆脱了“亡国之物”的负面形象。《汉书·食货志》主张说:“酒者,天之美禄,帝王所以颐养天下,享祀祈福、扶衰养疾。百礼之会,非酒不行。”

  但汉代的统治者并没有因此而任由酿酒产业肆意膨胀,而是立足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的客观需要。有策略地实行禁酒。汉文帝时期,由于连年自然灾害,出现粮荒。统治者认为发生粮荒主要有两大原因,首先是商业发达,经济上优于农业,百姓多弃农从商,导致农业劳动力不足,经济结构不稳。其次则是酿酒业规模膨胀,酿酒用粮太多,导致粮食危机进一步恶化。汉代的酿酒产业十分发达,一方面,从贵族到庶民,宴饮成风,酒类市场容量大;另一方面,消费刚需大,利润丰厚,催生了酿酒业的快速发展,记者曾经撰文《汉代饮酒风尚》详细论述,在此不做赘述。景帝时期,再次下令“禁酤酒”。五年后,粮食供应危机缓解,朝廷又取消禁令。

  汉代实行禁酒目的和策略,与西周时期显然不同。如果西周时期的禁酒制度起源于意识形态领域,作为一种常态存在,汉代的禁酒制度则立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出现了阶段性的特征。例如在东汉何地永元十六年(公元104年)、顺帝汉安二年(公元143年)均下达过禁酒令。

  但汉代并非没有常态化的禁酒制度。在汉武帝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朝廷实行了榷酒制度,即酒类专卖。《盐铁论》中指出,汉代实行榷酒的目的,是为了“佐助边费”,即帮助解决边境连年征战戍边的军费问题,实际上完全垄断了酒类销售渠道,并将酿酒业的发展规模完全纳入政府的控制范围。但是西汉的榷酒制度仅限于流通领域,而不涉及生产环节,所以后来其弊端越来越明显,朝廷不得已于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废止,而改用“卖酒升四钱”的管理方式,每升酒政府抽取四钱的税赋。用今天的话语讲,就是采用从量征税的方式,限制酿酒业的发展。这即是我国“寓禁于征”酒政思想的发端。

  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必须依据社会现实和时代特征,否则就会引发争议和质疑。汉代禁酒制度的确立,是基于当时酿酒产业发展的客观现状和市场规律制定的,虽然有许多不完善之处,但已经有了极大的发展。东汉末年,曹操尝试恢复周公旦确立的禁酒制度,努力把已经蔚然成风的饮酒风尚重新纳入意识形态的监管范畴。结果引起了孔融等人的强烈反对。孔融甚至讥笑说,商纣亡国,因为沉湎于酒和色,你曹操既然要禁酒,还不如连同把男女婚姻也禁止了。

  唐代杜佑编纂的《通典》,是我国第一本政治制度总集,汇总和讲述唐天宝之前历代政治、经济、军事制度发展史。其中并未过多地讨论《酒诰》的酒政思想,而是将西汉时期酒政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探讨。这也反映出,从汉代起,饮酒已经是社会普遍的风尚和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酿酒业也已经逐渐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组成部分。历代统治者制定的酒政制度,也在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转变。

  历史证明,酒在国家政治和百姓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但没有削弱,而且越来越重要。虽然几千年来,我国实行的禁酒举措不计其数,而且酿酒业也多次受到阶段性的重创,但整体仍然保持稳健发展,彰显出历史不可抗拒的生命力。

  当前国家对于白酒的基本国策,虽然保留了寓禁于征的管理思想,但随着市场经济不断深化发展,仍然为白酒提供了无限的市场空间。加之白酒作为当代酿酒业的集大成者,承载着我国几千年的酒文化传统和消费基因,因此具有无可比拟的先天优势。我们应当充分继承和发扬白酒的传统性优势基因,将其打造成为中华民族经济和文化的双重名片。

  另一方面,而当前国家出台“限制三公消费”的举措,显然与禁酒制度无关。我们应当正确看到当前形势下白酒与政治之关系,深入研究推进白酒产业健康发展的深层机理,让白酒的产业价值在我们这一代持续走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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