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当前，业界反复热议“三公消费”之于白酒命运的课题，并引发了白酒与政治关系，以及对中国禁酒制度研究的热潮。记者经过总结分析之后，将其分为三大类别：一种认为，三公消费限制白酒只是阶段性的波动，白酒新的黄金期将可能在短期内重现；一种认为，随着政务信息透明度越来越高，白酒消费不可能出现类似的阶段性反弹，白酒投机性发展的温床将不复存在；还有一种则认为，我国历史上的禁酒传统由来已久，但酒业几千年来仍然保持了持续发展的态势，说明在我国，酒业之于政治既有依附性，也有独立性。 记者赞同第三种观点，但同时认为，我国的禁酒传统由来已久，但酒与政治并非同根同源，而是经历了一个从相遇到相斥，再到相生相克的发展轨迹。本文拟从中国禁酒制度起源和早期蜕变的研究入手，希望为读者呈现一段酒与政治之间，斩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史。
从酒入政治说起 历代学者和文学家关于酿酒起源的说法很多，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看，作为生物发酵作用下的产物，酒的历史远比人类有文字以来的历史要久远得多。而关于酒与政治关系的历史，则在人类文明进入成熟的阶段。 诞生于西周初年的《尚书·酒诰》，是公认的我国第一篇系统论述酒与政治关系的专著，并确立禁酒制度圭臬的历史文献。《尚书·五子之歌》记载了夏代开国帝王夏启的儿子太康失掉邦国的故事。据《史记·夏本纪》记载，太康不以君德自律，做事随心所欲，尤喜四处游猎，而且他还不恤民情，导致百姓离心离德。有一次他到洛水南岸狩猎，一百多天也不肯离开。洛水河畔的有穷国百姓不堪其苦，在国王后羿的带领下，在北岸挡住太康的去路，不让他回国。太康的五个兄弟和他们的母亲在洛水湾等他回来的时候，历数了太康的种种政治过失，是为《五子之歌》。其中就有“训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把饮酒和好色、田猎、嗜音、靡费并列为君主应当警醒的亡国之道。 《尚书·胤征》记载，太康的弟弟中康在位期间，掌管天地四时的官吏羲氏、和氏擅离职守，在自己的私邑里迷乱嗜酒，导致“废天时，乱甲乙”，夏王朝的历法管理陷于混乱，分不清时间和空间的次序。于是中康命胤侯征讨羲和。《胤征》中称羲、和的这种行为为“酒荒”，即因为嗜酒而荒废了正常的工作或者失去了正道。 《史记·殷本纪》记载，商代开国之君成汤死后，太子和继任的外丙、中壬都连续短命而亡。于是伊尹立成汤的嫡长孙太甲为帝，并作《伊训》，教导太甲。太甲在位三年，因为暴虐而不守法，被伊尹放逐到桐宫。三年后，太甲悔过自新，伊尹又还政于他。此时，商代的政治根基才开始趋于稳定。所以，《伊训》作为伊尹教导太甲的为君之道，对于后世政治制度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在《伊训》中，伊尹就提出，“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敢有殉于货色，恒于游畋，时谓淫风”；“敢有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比顽童，时谓乱风”。“巫风”、“淫风”、“乱风”都是自取灭亡之道，如果臣子和士子沾染了，“家必丧”；如果君王沾染了，“国必亡”。 《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商纣王荒淫暴虐，周武王一度带兵打到了孟津，因为考虑政治时机尚不成熟方才撤兵。内忧外患交织，亡国征兆日渐明显，商纣王的同胞兄长微子（名启）见状，多次苦心劝谏商纣，却没有任何效果。知道商国灭亡的命运已经不可逆转，他便打算自杀或者出走，但又拿不定主意。于是找到太师箕子和少师比干商议。这段话详细地记录在《尚书·微子》中。微子说：“我祖底遂陈于上，我用沉酗于酒，用乱败厥德于下”。意思是说：“我的祖上成汤制定了很好的制度和传统，弟弟却因为酗酒荒淫，不仅践踏了祖上的美德，而且即将断送祖上的基业”。太师箕子回答说：“天毒降灾荒殷邦，方兴沉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耇长旧有位人”。意思是说，商朝末年，发生了十分严重的天灾，让本来已经空虚的殷商雪上加霜，而商纣君臣却喜欢沉醉酒中，不敬畏上天的威力，也不尊重年高德劭的老臣”。一位是庶长的王子，一位是国政的首辅，两位均是对商代灭亡原因最有发言权的知情人士。他们两位不约而同地把“沉酗于酒”作为亡国之君的第一宗罪，说明商代灭亡确实与酒有关。但箕子却同时指出，灾荒才是导致商代衰败的主要原因，而酗酒则遮住当政者的眼睛，迷乱了他们的心智，让他们无法清晰地看到国家的危机所在。 此处所谓“酗”，后世有学者认为是“酒怒”或者“酒凶”。我们今天可以理解为酒后发怒，也可以理解为饮酒过度，人的意志和情感为酒所控制。 武王也将“酗酒败德”作为讨伐纣王的重要理由之一。到了孟津，周武王做《泰誓上》，说商纣“弗敬上天，降灾下民，沉湎冒色，敢行暴虐”，把不敬天、不恤民、酗酒、好色、残暴滥刑作为商纣的五大恶行。到了河朔，作《泰誓中》，再次强调说，纣王“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批评朝歌上下在商纣王的影响下，已经酗酒成风，无可救药了。 然而上古的历史学家关于酗酒是否为商纣王的第一宗罪，意见并不统一。例如周武王带领诸侯联军打到牧野的时候，作《牧誓》，改口说商纣王的主要罪过是偏听偏信妲己这个妇人。西汉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中提到，商纣“好酒淫乐，嬖于妇人”、“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但第一宗罪却是“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与《牧誓》的说法一致。在《史记·周本纪》中，司马迁却这样描述武王伐纣的理由——牝鸡无晨，认为商纣只听信妲己，而不敬祖上、疏远宗亲，排斥勋臣，结果导致奸佞肆虐、民怨沸腾。但对于商纣酗酒的罪行，却只字未提。在《尚书》中的《泰誓》、《牧誓》中，关于“牝鸡无晨”的笔墨明显少于商纣的“沉酗于酒”。司马迁反其道而记之，或许有其当时政治环境所需的特殊性，因为西汉初年曾有过吕后擅权专政的历史教训。但他完全弱化商纣酗酒的罪过，应当有其史实依据，毕竟西汉初年距离商周兴替之际的历史年限近。 《酒诰》的辩证思想 从《五子之歌》中表达的无道昏君某宗罪，到《微子》中强调的亡国之君第一宗罪，酗酒的负面作用显然是不断放大的。这究竟是什么原因所导致，至今已经无稽可考。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虽然视为禁忌类产品，但酒在上古时期的政治生活中已经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尚书·尧典》就有“寅饯纳日，平秩西成”的记载。其中“饯”，就是送行饮酒的意思。但这里饯行的不是人，而是日。古人认为，秋天在西方，把日送到西方去，目的是为了祈求作物丰收。《尚书·舜典》则有：“帝厘下土，方设居方。别生分类。作《汩作》、《九共》九篇、《槁饫》”。其中《槁饫》篇的“槁”，就是指以师枯槁，用酒食劳之。就连武王伐纣胜利之后，也要“邦诸侯，班宗彝”。即封有功者为诸侯，并赐予各国诸侯王宗庙祭祀的酒器。按照古代的礼仪，盛酒的为樽，盛鬯的为彝，鬯是古代专用于祭祀的一种酒，天子把盛鬯的彝赐予分封的诸侯，仪式才显得正式而庄重。就连曾经颁布《酒诰》的周公旦，在摄政七年后，天下太平，于是用“秬鬯二卣”告慰文王、武王在天之灵。作为报答，成王行“裸鬯之礼”，以示对周公旦异乎寻常的敬重感激之情。 到了周公旦的《尚书·酒诰》，显然是充分借鉴了前朝兴衰的历史经验教训。一方面，周公旦意识到酗酒误国的危害，把酗酒列为罪恶之源，认为天灾人祸皆因酗酒而起。这显然是采纳了微子的观点，事实上，《酒诰》颁布之后，殷商的宗庙祭祀也交由微子管理。所以他反复告诫周朝的各级官吏说，殷商“崇饮”之风太盛，“腥闻在上，故天降丧于殷”。要充分借鉴殷商灭亡的历史教训，不要重蹈其覆辙。而且规定各级官吏不得私自饮酒，更不得在工作时间饮酒。他还假设说，如果你是一个勤勉的官吏，恐怕连饮酒的闲暇也没有。 另一方面，他大概也知道饮酒不可能完全禁止，所以他对于饮酒提出了几项规范意见。 首先是“唯祀饮”。他援引周文王的话说，酒是上天赐予人类祭祀用的神物，只有在祭祀之后才可以饮酒。 其次是“德将无醉”，说有品德的人不会喝醉。一种理解是品德高尚的人有很强的自制力，不会喝醉，一种理解则是古人崇尚“以德配天”，酒是天赐的神物，不会让品德高尚的人醉倒，或因为饮酒而发生祸端。 再次，在祭祀之外，“厥父母庆，致用酒”，即赡养父母可以用酒，但只有在节庆的时候，在父母的允许下，可以陪父母饮酒。 再次，“执群饮”，即如果遇到聚众饮酒，必须严惩。如果是一般的臣民聚众饮酒，是不可饶恕的死罪，但如果是殷商遗民饮酒，要先劝诫，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劝诫不成再行定罪。 上古时期确立的禁酒制度，有其特定的思想根源。 《道德经》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彼取此”。所以有德之人会把握欲望，摆脱贪婪妄欲，保持内心的恬淡虚静和真诚淳朴的天性。在上古时期，这一点对于君王尤为重要。如果一个君王贪欲过重，必然会导致国家灭亡，生灵涂炭。所以古人都希望君王是一位有德行的圣人，能够抵制声色物欲的诱惑。酒作为归属其中的一种物质，自然被政治家无限放大。例如周公旦在《尚书·无逸》中就告诫成王，“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以万民惟正之供”，教导成王“无若殷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哉！”在西汉末年编纂而成的《战国策》一书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大禹女儿的奴仆仪狄善酿美酒。大禹饮后赞不绝口，但很快就决定疏远仪狄，禁止造“旨酒”，并告诫说：“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这一故事显然是鲁共公杜撰的，并非史实，因为他随后还依次例举了“后世必有以味亡其国者”、“后世必有以色亡其国者”、“后世必有以高台陂池亡其国者”的故事。鲁共公此时并不是为了阐述什么政治思想，而是为了在和梁王的外交应对中占一点嘴上的便宜而已，但它却成为后世政治家推行禁酒制度的重要依据。 上古时期，我国的政治思想以“敬天保民”为主题，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在懵懂的人类文明发展初期，这一点已经是难能可贵。例如《尚书·泰誓》中就提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把民众的愿望当作天神的示意，这在当时已经是很大的政治进步。之前，君王均认为自己是天命所系，一切决策都要询问天意，而酒作为不可或缺的媒介，备受君王青睐。但在经历了多次惨痛的政治教训之后，西周的统治者才开始意识到民心对于政治统治的重要性，开始反思酗酒的负面影响。所以，上古时期禁酒思想的诞生，与其说是为了防止酒祸，不如说是对上古政治思想的反思和重建。 但是，酒作为一种精神消费属性极强的饮品，不可能完全禁止。所以西周统治者构建了一系列饮酒规范和酒礼法则。首先是承认“饮食，所以合欢也”，针对不同的场所和宴饮的规制，制定了形式多样的饮酒礼仪，例如延传至今的燕礼等。其次是设立“酒正”等专门的酿酒和用酒管理机构，并制定了严格的管理体制，包括五齐、三酒等。五齐包括泛齐、醴齐、盎齐、缇齐、沉齐，主要指酿酒工艺；三酒包括事酒、昔酒、清酒，主要指不同场合使用的三种酒。 禁酒制度的尴尬和蜕变 西周末年，周幽王为了博取爱妃褒姒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不仅让西周的统治元气大伤，新立的天子周平王被迫东迁洛阳，从此再无“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权力，同时也把周公旦煞费苦心构建起的道德体系毁于一旦。从此，周天子的势力不断削弱，诸侯争霸逐渐代替天子，号令天下。各诸侯国为了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实力，纷纷对内改革政治、发展经济、加强军备，对外则在外交上合纵连横，在军事上互相征伐。 所以，春秋时期，我国进入大解放的时代。一个是生产力的解放，各诸侯国无一例外地壮大经济实力，包括商业在内的各种经济业态均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酿酒业也不例外。其次是思想的大解放，“礼崩乐坏”之下，西周的“敬天保民”的思想逐渐被诸子百家争鸣的民本思想代替，人们的饮酒行为也逐渐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独立成为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百姓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留存下来的史料显示，在此期间，酒不但没有禁，反在邦交、权争和百姓生活中的地位扶摇直上。 春秋战国时期，国与国之间的军事摩擦和外交交锋频繁发生，而且许多与酒有关。例如齐桓公伐楚，理由是楚国不供奉包茅，周天子祭祀时无以缩酒。秦王与赵王会于渑池，酒酣之际秦王欺辱赵王，蔺相如机制应变，借酒反击，维护了赵王的尊严。楚王与诸侯会盟，赵国因为进献的酒质量太差，得罪楚王，因此引发了一场“鲁酒薄而邯郸围”的战争。类似的例子在《史记》、《国语》、《战国策》，以及诸子百家的典籍中不胜枚举，并直接反映出酒在当时对于两国邦交的重要作用。 在君臣宴饮中，大家都已经厌烦了周王朝制定的繁缛的酒礼。其中最典型的当属齐威王“置酒后宫”，召淳于髡对饮的故事。《史记·滑稽列传》记载，齐威王问淳于髡的酒量如何，淳于髡回答说：“臣饮一斗亦醉，一石亦醉”。齐威王很是诧异，于是他解释说，如果按照上古的禁酒制度和酒礼规范喝酒，他心惊胆颤，最多喝一斗即醉。如果放浪形骸，“罗襦襟解”，身心俱欢，他能喝一石而不醉。 与此同时，饮酒风尚已经开始从贵族流传到民间。例如《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就记述说：“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谨，为酒甚类，悬帜甚高”。卖酒人已经有了竞争意识和广告意识，开始注重酒的质量、数量，待客的策略，以及提升酒馆的知名度等，说明当时商品经济繁荣，以满足百姓消费需求为主体的酒类市场已经颇具规模，因为像孔子这样的贵族，不大肯喝从市场上买来的酒。 西汉建国之时，酒在国家的意识形态中已经完全摆脱了“亡国之物”的负面形象。《汉书·食货志》主张说：“酒者，天之美禄，帝王所以颐养天下，享祀祈福、扶衰养疾。百礼之会，非酒不行。” 但汉代的统治者并没有因此而任由酿酒产业肆意膨胀，而是立足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的客观需要。有策略地实行禁酒。汉文帝时期，由于连年自然灾害，出现粮荒。统治者认为发生粮荒主要有两大原因，首先是商业发达，经济上优于农业，百姓多弃农从商，导致农业劳动力不足，经济结构不稳。其次则是酿酒业规模膨胀，酿酒用粮太多，导致粮食危机进一步恶化。汉代的酿酒产业十分发达，一方面，从贵族到庶民，宴饮成风，酒类市场容量大；另一方面，消费刚需大，利润丰厚，催生了酿酒业的快速发展，记者曾经撰文《汉代饮酒风尚》详细论述，在此不做赘述。景帝时期，再次下令“禁酤酒”。五年后，粮食供应危机缓解，朝廷又取消禁令。 汉代实行禁酒目的和策略，与西周时期显然不同。如果西周时期的禁酒制度起源于意识形态领域，作为一种常态存在，汉代的禁酒制度则立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出现了阶段性的特征。例如在东汉何地永元十六年（公元104年）、顺帝汉安二年（公元143年）均下达过禁酒令。 但汉代并非没有常态化的禁酒制度。在汉武帝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朝廷实行了榷酒制度，即酒类专卖。《盐铁论》中指出，汉代实行榷酒的目的，是为了“佐助边费”，即帮助解决边境连年征战戍边的军费问题，实际上完全垄断了酒类销售渠道，并将酿酒业的发展规模完全纳入政府的控制范围。但是西汉的榷酒制度仅限于流通领域，而不涉及生产环节，所以后来其弊端越来越明显，朝廷不得已于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废止，而改用“卖酒升四钱”的管理方式，每升酒政府抽取四钱的税赋。用今天的话语讲，就是采用从量征税的方式，限制酿酒业的发展。这即是我国“寓禁于征”酒政思想的发端。 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必须依据社会现实和时代特征，否则就会引发争议和质疑。汉代禁酒制度的确立，是基于当时酿酒产业发展的客观现状和市场规律制定的，虽然有许多不完善之处，但已经有了极大的发展。东汉末年，曹操尝试恢复周公旦确立的禁酒制度，努力把已经蔚然成风的饮酒风尚重新纳入意识形态的监管范畴。结果引起了孔融等人的强烈反对。孔融甚至讥笑说，商纣亡国，因为沉湎于酒和色，你曹操既然要禁酒，还不如连同把男女婚姻也禁止了。 唐代杜佑编纂的《通典》，是我国第一本政治制度总集，汇总和讲述唐天宝之前历代政治、经济、军事制度发展史。其中并未过多地讨论《酒诰》的酒政思想，而是将西汉时期酒政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探讨。这也反映出，从汉代起，饮酒已经是社会普遍的风尚和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酿酒业也已经逐渐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组成部分。历代统治者制定的酒政制度，也在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转变。 历史证明，酒在国家政治和百姓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但没有削弱，而且越来越重要。虽然几千年来，我国实行的禁酒举措不计其数，而且酿酒业也多次受到阶段性的重创，但整体仍然保持稳健发展，彰显出历史不可抗拒的生命力。 当前国家对于白酒的基本国策，虽然保留了寓禁于征的管理思想，但随着市场经济不断深化发展，仍然为白酒提供了无限的市场空间。加之白酒作为当代酿酒业的集大成者，承载着我国几千年的酒文化传统和消费基因，因此具有无可比拟的先天优势。我们应当充分继承和发扬白酒的传统性优势基因，将其打造成为中华民族经济和文化的双重名片。 另一方面，而当前国家出台“限制三公消费”的举措，显然与禁酒制度无关。我们应当正确看到当前形势下白酒与政治之关系，深入研究推进白酒产业健康发展的深层机理，让白酒的产业价值在我们这一代持续走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