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当你“随手拍”抑或点赞转发时，你已经在参与公共议题，这便是网络平台赋予我们的力量，而这种能量之巨大是前网络时代远不能比的。较传统社会而言，网络技术深刻改变着时空边界，甚至塑造全新的时空关系。 就空间维度来说，传统实体空间的边界和藩篱由于网络传播而被打破。因而，对于某一新闻事件，在场与缺席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因此政治治理过程中就会产生这种现象：网络精英和民间草根借助网络平台对某地发生的公共事件进行评论和热议，这种汹涌的网络民意无疑给当地政府带来巨大的舆论压力。本地发生的事件被网络聚焦放大并迅速传播。地方政府公共管理中的辖区边界被打破。因此，我们在网络进行“直播”和刷屏甚至比去到现场更能发现个中细节。然而，问题往往也由此而生，有时正是因为现场的缺席，当地发生的事件还没来得及确证其真实性而被迅速传播。往往也会冤枉政府和个别官员，譬如浙江余姚水灾中的“鞋哥”在网络上走红，在传播方面赚足了公众的眼球并引发公众的讨论。而公众的网络参与有时还能揭露政府行政过程中的道德失范、违规操作甚至违法行为。这种舆论攻势对于政府而言无疑是一种无法逃避的挑战。
而就时间维度而言，信息技术特别是社交应用程序因其具有即时性传播速度快等特点，加之图像、文字甚至视频的叠加形成即时性的“影像流”而在网络世界里讲述一个个真实而生动的故事。这种全媒体式的传播方式是传统意义上的传播系统难以企及的。而在政府危机处理的过程中，这种作用尤为重要，例如在前段时间广东潮南与浙江余姚的水灾抢险中，公众利用微信圈对圈中好友进行抗灾动员，这种信息传播带来了“滚雪球式”的社交红利—灾区情况向外传播，救灾资源向内聚拢。然而，在信息快速传播的过程中，由于信息的真假在第一时间难以甄别，虚假信息甚至谣言也在持续扩散，给政治治理带来相当大的风险和隐患。这就给行政管理带来莫大的挑战：变革自上而下科层化的信息传达机制，及时主动进行信息公开。香港气象台在台风预警方面悬挂风球就是成功的案例，港府和市民对悬挂风球形成良好的互动。在这种良性的互动过程中，一个理性温和市民社会与负责阳光的政府随之逐渐形成。 应急管理情境下网络传播的利好能被迅速发掘而广为人知。在治理常态之下网络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公众利用网络能够更加高效且便捷地监督政府，并且这种监督信息对于政府官员而言隐藏于未来某个不确定的角落，政府官员更不清楚自己的所做所为会在一夜之间爆红网络并持续发酵。这种对压力和威慑的不确定性对于政府和官员而言是难以承受的。 因此，政府有必要去探索一套更加主动的信息公开的程序。在大数据云计算的网络时代，涉及公共利益的议程应给予良好的制度设计，有一个规则化的信息发布流程，够确保整个社会有序良性运转。基于网络民意调查和统计进行政策制定也可以成为政府大有可为的空间。例如，限制私家车政策甫一出台，就遭遇公众反对。如果政府能够系统而及时地提供这项政策背后的数据支撑和科学理据，借助信息公开和公益广告的网络传播渠道调节公众的态度和情绪，政府的好意是能够获得公众同意的。然而，如果政府拒斥网络时代的信息“去中心化”的传播特点，缺乏扁平化的信息公开机制，不仅公共政策决策环节的链条会变得过长，也难以及时应对公众迫切关心的重大问题，还会招致公众的反感与差评。 事实上，网络赋权于公众是一个学术研究和经验观察中早已被证实的结论。网络使公众利用信息技术对公共事务发言并在有效监督政府方面有所作为。与此同时，网络平台更容易把人动员和凝聚起来，从而降低志愿行动，公益服务等社会行动的成本。对于整个社会多中心治理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我们没有必要将政府的权力与网络的“权力”完全对立起来，因为网络技术某种程度上也强化了政府的权力，借助大数据或云计算等信息技术，政府能够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和良性运转。如果数据使用科学合理，对于政府行政流程简化和便民也是大有裨益的。数据平台的集成和共享，总能带来行政效率的提高，信息只有在流通与共享中获得效益，而这也是打破部门利益格局的重要一环。方兴未艾的电子政务是这一判断的最好注脚。然而，我们面临的挑战是政府面对网络时代和信息技术时的观念革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