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子镛：我觉得，“仁商”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胸怀天下，具有社会责任感。
之睿：是的。仁商与奸商，或者说君子与小人的重要区别之一，就是他们的胸襟大不一样。正如孔子所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说明君子的胸襟是开朗的，像春风吹拂清爽舒适；像秋月挥洒，皎洁光华，无论是得意还是失意，都是乐观的。所谓“长戚戚”，就是心里总有事情既担心这个，也担心那个，囿于个人的总是忧愁、烦闷、痛苦。借用生理的病名来形容小人心理上的病态，这是一种惬心病。
子镛：是的。孔子在《易经·系辞上》中也说：“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他告诉我们，乾是能以最好的利去利天下的，自己不求利。这种伟大的胸襟，才够得上“元亨利贞”的“利”。我觉得，仁商的境界也应该是“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就是把天下人和大众的利益放在首位，而不是把自己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为先，更不能去损害国家和大众的利益来获取自己的利益。这才是最大的美德和最宽阔的胸襟。
之睿：你说得有道理。商人的胸怀是有一个如何处理个人利益、团体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问题。但我认为，商人的胸怀还有一个更高的层面，也就是“仁以为己任”，以博爱之心胸怀天下。我记得孔子还说过：“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于比.这是一个多么坦荡、磊落的态度。“无适也”，是说君子并不是希望自己一定要发多大的财，作多大的官。“无莫也”，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那么究竟应当怎么办呢？“义之与比”，只有一个标准在前，就是一个字“义”，按照义的标准去做。
子镛：既然仁商是君子，就应该是胸怀天下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这里的“弘”就是指宏大，胸襟大、气度大、目光远大；“毅”就是刚毅，有决断，有主见。“任重而道远”，是讲责任，为国家担当的社会责任。这个责任是什么呢？是“仁”，以“仁”为己任。什么是“仁”？前面已经讲过，就是爱人，爱社会，爱国家，爱世界，爱天下，既爱人，也爱物，爱人类，爱地球。这样的一份担当就演化成了中国儒家人格中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就是我们经常的一种表述，叫做“达则兼济天下，而穷则独善其身”。
之睿：仁商人就是要以天下为己任，在穷途末路困窘于一个不堪境地的时候还要不放弃个人修养，在发达的时候，去帮助别人。范仲淹说一个人即使是处江湖之远而不再居庙堂之高的时候，他要求自己仍然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的情怀就是君子大志。“仁以为己任”是一种胸怀，更是一种责任。是大爱无边的博大胸怀，是敢于担当的社会责任。
子镛：我读过余秋雨的一篇文章，非常精辟。叫做《商业领袖的人文责任》。文中说：我到大学演讲，经常会有女学生问我：“余教授，一个男人的第一魅力是什么？”我回答道：“责任。”在另外一些场合，有职员问我：“一个企业家的最佳品质是什么？”我回答道：“有社会责任。”也有学界朋友问我：“在你的心目中，一个行业性领袖的最高素养是什么？”我回答道：“有人文责任。”
责任，总是责任，而终点是人文责任。人文责任，是对在繁忙的日常生活中人们最需要、又最容易失落的，以人性、人道为基础的人类共同精神价值的主动承担。……也可以说：这样的领袖，把以人为本的精神价值压到了自己肩上。这样的领袖如能成批出现，那么，一个社会的质量就会快速提升。
之睿：余秋雨这些话讲得很精彩。其实，现实生活中许多有良心、良知的商人，也都正在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自觉地担当起一份社会责任。仁商无疑应当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那么，这份社会责任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我想，起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推动社会发展的责任。管子说过：“民以食为天”。一个商人，一个企业家，首先就是要通过“走正道”，把自己的企业做大做强，率先致富，促进国家的强盛，社会物质财富的积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通过守法致富，就为国家、为社会承担了扩大就业的责任、纳税聚财的责任。其次，仁心济世、回馈社会的责任。就是富了以后要想到社会，想到穷人，想到需要帮助的人，也就是要尽己所能扶贫帮困，先富帮后富，以仁爱之心关爱社会，关爱他人，促进社会和谐。三是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仁商要通过自己的人格品德和创业精神影响社会，促进社会伦理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这后两点，就是余秋雨关于人文责任有一段很有见地的阐述：他在文中写道：当文化、财富、权力三者结合在一起，伟大的社会变革也就成了事实。这中间，以美第奇家族为代表的佛罗伦萨财团，已经被写入人类文明的进步史册。现在的中国，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文的需求出现了。这种需求，企业家本身最迫切，因为他们不知如何离开了人文目标来处置自己的巨额财富。无法处理，就会像肥胖的躯体，对人对己都造成不便和伤害。而人文目标则是一种坐标，足以使自己的财富进入伦理，获取尊严。更重要的是，这种财富的自我完善过程，恰也是社会人文素质的提高过程。多数成功的企业家总能很快摆脱个人的物质目的而进入公共的精神建设，那么，公共的人文责任，本是他们乐于承担的。
子镛：余秋雨还说：一切经济行为的目的全在人文。为什么要致富，而且富了还要富？很多企业家会讲一些为了企业的表层目的，但当逼问到深层，触及到个人企望，那就会出现多重的赚钱目的。有的是为了安全，有的是为了荣耀，有的是为了幸福，有的是为了自由，也有的是为了慈善——这里不管哪一条，都是人文目的。希望企业家在这个迷魂阵里绕得少一点，力争早一点走向出口，而商业领袖，则是走出了出口的人。他们肩上的人文重担，已经超过商业重担——这一点，正是区别商业领袖和一般企业家的重要分界线。
之睿：余秋雨所说的人文是一种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这种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沉淀历史，又面对未来；立足本土，又面对世界，而它不变的宗旨，是以人为本的责任。这种人文责任是有良心、有良知的企业家应尽的责任，也是有良心和良知的企业家乐于承担的责任。
子镛：我理解，余秋雨在这里提出的商业领袖，其实就是我们所弘扬的“仁商”。因为现代商业领袖必须具有仁商的品质，只有具备“仁爱”之心，才会去主动自觉地担当责任。不过，有一点必须明确，讲社会责任，并不排斥商人和企业家的正当利益。被称为“日本企业之父”、“日本现代文明的创始人”的涩泽荣一也提倡“义利合一”的理论。他认为，为了国家的强盛，人民的幸福，必须要讲利。工商业追求利润是正当的，但必须要仁义道德来进行规范与指导。
之睿：其实，我们一直误解了儒家思想。客观地说，儒家并不反对利，他们的基本态度是重义轻利，以公利为上。孔子要求人们“见利思义”，甚而“舍生取义”。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这个道，便是儒家伦理道德的规范原则。
子镛：对。后来朱熹也说：“不以其道得之，谓不当得而得之。然于富贵则不处，于贫贱则不去。君子之审富贵而安贫贱也如此。”徽商在商业交往或人际交往过程中，能从仁义道德出发，追求正当的商业利润，尤其是不趁人之危，以黑吃黑。《婺源县志》载：徽人“家居为俭啬而务蓄积，女人尤号能俭。”然而在社会之公利面前，他们往往变俭啬为慷慨。明时，有婺源桃源乡人詹景端，经商运米四千二百石至饶。时值岁歉，民饥饿，景端尽捐其米以济，活人无数，江右人勒石铭颂其德。为了社会与人民的公利，徽商能做到抛千金而不惜。明代婺人朱腾远经商于楚，一次道经芝城，宿旅舍，闻有邻妇哭声达旦，询之，妇告夫因被诬下狱，非千金莫能救。腾远慷慨倾囊以赠。清时，有婺商胡正炬，乾隆九年洪水骤发，河中溺者甚多，正炬急起捐募救灾，使生者活之，死者葬之。俞履绥与继妻程氏一生乐善好施，皖北水灾，捐洋1500元；始兴修路，潮州风灾，各捐洋数百元；日本地震捐洋1500元，县内修路建桥，莫不乐为资助。民初，婺人因经商谋事外埠，有丧必运柩返乡，县人程述卿等首倡，各商埠会馆大力支持，募捐集资数千银元，建“以妥堂旅榇所”，使旅外殁者有返乡之费和停柩之所。
之睿：当今世界有一位著名的企业家，对企业家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有很深刻的体会和很精彩的论述，这位著名的企业家就是现在的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他在2007年4月21日博鳌亚洲论坛上向5名中国企业家、经理人谈到了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时说：“当我还在你们的年龄时，对慈善事业并没有太多的思考。我只是知道有这么回事，因为我的家人曾经做过类似的工作。微软通过降低计算成本和捐赠软件等方式涉足慈善事业，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帮助残障人士使用计算机、对失去工作的人进行培训、让他们学会使用计算机。在中国和墨西哥等国家，我的基金会与微软携手，让每个图书馆都用上了计算机。看着技术如何让农村地区的生活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令我们备受鼓舞。尤其是智利和墨西哥，因为当地人还不算很富裕。我们帮助老人和年轻人使用计算机，让他们与自己的亲人保持联系，获得培训。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通过正确的方法引导，我们的努力就会让世界变得不同。”他说：“从明年开始我将全力投入基金会的运作，为大众提供医疗服务和技术。我希望与其他同样有志于慈善事业的人协作，与他们畅谈所取得的成效以及其中的乐趣。我曾经关心财富的积累，但我已经超越了这个阶段，现在考虑的是回馈社会的责任，它不能用货币符号来度量，它同样需要如同诸位在商务经营中所表现出的全力以赴、创造力和创新性。也许大家认为这是常识，但事实未必如此。这个过程也将充满了乐趣。商人对社会的贡献不仅在于他们创造的物质财富，他们还创造了许多新的岗位，并且纳税。他们的创业精神鼓励了更多人，唤醒了民众的获利意识。”
子镛：比尔·盖茨后面几句话讲得特别精彩。依我看，他算得上一个典型的“仁商”。也就是当今商场上的“君子”。这样的“财富英雄”，现在中国也有。像号称中国首富，拥有百亿资产的黄光裕当之无愧。他创业17年，铺就了遍及中国的零售网络。今年6月，他在香港证券市场上的交易，掏出88亿元来收购他全资拥有的国美电器65％的股权。他记者问这位37岁的首富最大兴奋点是什么？黄光裕回答说：“刚开始是以赚钱为最大的快乐，但后来考虑更多的是这个企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对社会的影响如何？在商言商，我们在经营的过程中不乏很多技巧和手段，但最好的买卖是参与的各方都能赚钱，即使是消费者买了东西回家，都觉得不赔钱。”这种境界不是很高尚吗？更有意思的是，在胡润的中国大陆百富榜中，黄光裕高居榜首，但同样在他公布的中国大陆慈善家榜单中，却没有黄光裕的名字。当面对记者的“为富不仁”的质疑时，黄光裕似乎有点不屑：“做一些慈善事业是应该的，但我不想公布，因为做慈善事业是修心，而不是修名，说出来没有意思。”据记者了解，黄光裕及其家族有据可查的善举有这样几宗：从2005年1月13日开始，国美电器出资1000万，启动援建海啸受灾国孤儿院的计划，其中黄光裕家族捐赠700万元；而据《汕头都市报》报道，2004年黄光裕家族捐赠400万元在家乡修建了一条“国美大道”；兄弟两人先后捐资254万多元，建设铜盂镇凤壶村敬老院、幼稚园等；捐资13多万元支持凤壶村曾厝的水改工程，圆了该村几辈人的自来水梦；2002年初，在原潮阳市举办的“情系民心”水改义捐活动中，他们还现场捐资100万元支持水改建设；与此同时，他们还先后捐资500多万元支持汕头市各县区的社会福利事业……
之睿：我也看过这方面的资料，至于为什么不站出来给大家起一个号召作用，黄光裕有自己的解释：“每个人做事都有自己做事的方式。”其实黄光裕还另有顾忌：“你说出来，会有很多人跑来向你要钱，让你防不胜防。”他觉得，作为一个企业家，不要过分强调自己的社会责任，也不要回避社会责任；到一定程度企业做大了，你就自然承担了一定的社会责任。“像我们企业家对社会最大的贡献，就是把自己的无形资产和有形资产投入到社会上去积极地运营。”我觉得他的话也不无道理。作为企业家要有爱心、有良知，有社会责任感，要自觉承担起自应尽的社会责任；但作为政府和社会还是要鼓励支持商人和企业家集中精力发展自己，自己发展的本身也是对国家和社会的贡献，自然也就承担了一份责任。要给商人和企业家较宽松和谐的经营环境，不要给他们特别是正在创业之中的商人和企业施加过大的心理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