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耀基：中国现代化的终极愿景是“文明”-爱华网

【现代化转向】

　　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已近百年。金耀基先生毕生投身中国的现代化转向研究，他提出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有三个主旋律：“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帝制到共和”、“从经学到科学”，但终极愿景是要建构“一个有中国文化性格的现代文明秩序”，而这个现代文明秩序，包括政治、经济、伦理、审美等文明范畴。

　　2013年，金耀基先生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一套学术作品集：《社会学与中国研究》、《中国的现代转向》、《中国社会与文化》、《中国政治与文化》。金耀基在《中国的现代转向》增订版序中写道：“环顾今日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三地都已在现代化不同领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就！但现代化的大业，远远未竟。中国‘现代转向’的终极愿景是建构中国的现代性，换言之，即是中国的现代文明秩序，包括政治、经济、伦理、审美等文明范畴。讲到底，中国的‘现代转向’是一个从传统的文明秩序转为一个现代的文明秩序的历史过程。”

　　没有“没有传统的现代化”

　　金耀基亲历了大时代的变动，生于大陆，长于台湾，求学于美国，任职于香港。童年在动荡的抗战岁月中度过，1949年随父母赴台。他读成功中学时，国文老师是著名新诗人纪弦。本科就读台湾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到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转念政治，随后以公费生资格到美国匹兹堡大学留学，主要读国际政治、社会发展，偏重于社会学。1960年代是社会学的黄金时期，金耀基从社会学中得到知识的沃源，奠定了一生研究中国现代化的重心。

　　从美国回台湾后，金耀基在政治大学教书，又在商务印书馆兼任编辑工作，积极致力于现代化的研究。1966年出版了成名作《从传统到现代》，这是第一本有系统地谈中国现代化问题的书。金耀基在自序中说：“中国现代化运动是一庄严神圣的运动，它不只忠于中国的过去；更忠于中国的将来。它不只在解救中国历史文化的危亡，更在把中国的历史文化推向一更成熟的境地。”

　　多年后，金耀基读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墨西哥大诗人帕斯（Octavio Paz）论墨西哥前途的文章：墨西哥是“命定的现代化”，墨西哥伟大文明的一些传统在现代化过程中虽会遭到损坏，但他坚信现代化是墨西哥所“命定的”，是非走不可的一条路。金耀基深感自己对中国的想法亦是如此。

　　1970年，金耀基到香港中文大学执教，开始见证香港起飞，也热情地投入公共事务，尤其是香港廉政公署（ICAC）的发展，他在ICAC成立之初就参与了。1977年，金耀基任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院长，1989年任中文大学副校长，2002年任中文大学校长，2004年荣休。他在研究、教学、行政之间游刃有余，对“大学之为大学”深有思考，1983年出版《大学之理念》。他发出醒世警言：“有人说，21世纪是中国世纪，我认为，如果没有50到100间第一流大学的话，这是痴人说梦。”

　　金耀基研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早年提出“器物技能”、“制度”与“思想行为”现代化三层次的看法，近年又提出“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帝制到共和、从经学到科学”的三个主旋律的论述。在他的现代化论述中，中国现代化是一个中国文明转型的过程，文明转型是多面向的，它包括社会、经济、政治与学术文化的各个面向。他对台湾、香港的经济与政治现代化的观察，写过《政治现代化之突破与新境界—论台湾经济变迁与政治发展之关系》、《后儒学文化中的民主探索—台湾民主转化的个案研究》、《行政吸纳政治—香港的政治模式》、《香港政治特性及其民主发展》等多篇宏文。1994年，金耀基荣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2007年，金耀基受邀作北京大学费孝通纪念讲座的主讲人。他指出：“现代性问题涉及传统与现代二者之关系，全球性问题涉及的则是全球与地方（本地）二者的关系。简单化的文化全球化理论以为全球化是全球淹没了地方（local，可译为本地，亦指民族文化），正如简单化的现代化理论以为现代化是现代取代了传统。事实上，现代必然由传统转化而来，现代中不可能没有传统。我曾说没有‘没有传统的现代化’，全球化不是全球淹没了地方，反是激发了地方（民族）文化。全球中不可能没有地方，我要说，没有‘没有地方’的全球化。”

　　中国现代化的三个主旋律

　　时代周报：你在31岁写了《从传统到现代》，可以说，对传统到现代过渡的研究贯穿了你几十年来的学术生涯，这是不是和台湾、香港、大陆的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变化密切相关呢？

　　金耀基：没错，我在1966年出版了《从传统到现代》，当时完全没有意识到大陆在1966年正爆发了一个反中国现代化的“文化大革命”。此后40年，我研究著述的主线就是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国现代性的建构，也即是研究中国的传统文明到中国的现代文明的“大转型”。我的论述立根于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的知识。社会学可以说是我研究中国文明大转型的着力点与切入点。

　　在20世纪的初叶（五四）与中叶（在台湾），先后出现过中西文化的论战，不断地争中西文化之优劣，其中虽不乏精卓之见，但大都是浮言虚语，对中国文明转型问题的本质性鲜有认知。中国从一个农业文明一波三折转向工业文明，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个大转型过程中已发生重大变化。但是不是说，中国传统文化完全退失或没有价值呢？当然不是，我们从台湾、香港、大陆社会在这个大转型中可以看到，有的传统价值与观念是淘汰了，但千门万户的传统文化，有的在新文明中依然富有生命地存在着，有的则不止经转化而焕发新生命、新风采，并且成为文明转型的新动力、新资源。

　　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但自我于1966年发表《从传统到现代》以来，中国现代化先后在两岸三地才真正展现了波澜壮阔的力量与图象。在过去几十年中，我们所看到的正是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过程中，在社会、经济、政治、学术文化各领域的变化。中国百年的发展已经（至少局部地）走向了现代。我在《从传统到现代》的书中，提出造成文明转型的现代化中，具体地体现在三个层次：器物的层次、制度的层次、学术文化思想的层次。今天中国正在形成的工业文明中，这三个层次的变化是显然的，虽然在程度上并不齐一。

　　时代周报：你提出中国现代化的三个主旋律，是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全面思考？

　　金耀基：我近年提出“三个主旋律”，这是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经验中抽绎出来的理论性表述。第一个主旋律“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这是中国文明转型的基轴，今天我们已是处于一个工业文明的时代了。这个主旋律所表现的是中国的工业化，属于经济特别是“政治经济”的范畴。百年来，中国实行的经济发展的路线或策略，有三民主义主导的半计划经济，有马列主义主导的全面计划经济，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一而足。这些都是“次旋律”，主旋律是工业化。而工业化是以科技为根核的，科技本身的转变（如今日已发生资讯科技的革命）也就改变工业化、工业文明的性格。

　　第二个主旋律是“从帝制到共和”，这是中国的现代政治文明秩序演革的主方向。百年来中国政治上占主导地位的两个革命党——国民党与共产党——先后建立“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皆以“共和民主”为鹄的。事实上，从全世界范围看，20世纪出现了从殖民帝国走向民族国家，从君主本位走上人民本位的大趋势。1911年辛亥革命，帝制虽倾覆，但共和是一早产婴儿。百年来，共和之路充满沧桑，我在2011年写过《百年共和：人间正道是沧桑》的长文。应该一提的是，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痛定思痛，先有土地改革、经济建设，上世纪80年代更循孙中山政治发展三阶段的理论，走上共和宪政之路。台湾的民主建立，应该值得高度肯定，但它始终被“族群”问题、“民粹”问题所折腾，政府行政效率大打折扣，法治更未臻成熟。

　　中国共产党1949年建立了共和国，开国以来，不断在路线和阶级斗争中折腾，时而有反修，时而有反资大运动。1966年更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事实上，这是反文明、反文化的大浩劫。“文革”虽标榜“大民主”，但与共和民主的理念南辕北辙。“文革”的唯一赎偿意义是它使国人猛醒，反思国家、民族前途的方向。在这样的思想大背景下，邓小平喊出改革开放的巨声才能有万山响应的效果，而中国自此重上百年来的中国现代化轨道。30年来，经济的现代化的成就举世瞩目，中国已登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但就现代化的整体格局来看，政治改革的步伐是滞后于经济改革的。其实，民主与法治正是“人民共和国”政治秩序的天纲地维，也是中国长治久安的不二法门。我的《中国政治与文化》一书，千言万语所探索研讨的就是中国现代化运动中“从帝制到共和”这个主旋律。

　　时代周报：请谈谈中国现代化中“从经学到科学”的另一个主旋律。

　　金耀基：“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是中国文明转型的基轴，而“从经学到科学”则是中国文明转型的核心。根本上，工业化是因科学技术带动的。“从经学到科学”这个中国现代化的主旋律是指中国学术文化性格的大转变。从汉代董仲舒独尊儒学以来，直至清末，两千年中，经书是士子读书致仕的必修典籍，而1400年的科举，亦以经书为考试的主要内容，经学无疑是中国传统文明秩序的学术与文化基石，传统中国有“儒教之国”、“礼仪之邦”等称谓与形象，都与经学有关，故冯友兰说自汉代至清末的2000年为“经学时代”是很精当的，但他认为经学今日是由哲学所接代，则是“见微”而未能“知著”了。

　　自20世纪初以来，从中国整体的学术文化性格的变化来看，中国的“经学”是被“科学”所取代的。“经学时代”结束后进入的是“科学时代”。1905年清廷颁诏“废科举，设学校”是“晚清新政”的大举措，这不啻是经学走下“圣坛”的第一步，也是科学进入中国教育的开始。自此，数学、物理、化学一步步成为小学到大学的必修科目。辛亥革命后，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时发布的《大学令》，把忠君、尊孔的经学科取消了。民国元年严复任北京大学（原为京师大学堂）首任校长时，并经学于文科，经学的部分内涵纳入到了文科中文学、历史与哲学等新学科中。诚然，经学在大学中已无“圣典”的光芒，它的独立身份与主体性也已经消失，而在大学生的知识结构中，科学的范畴不断扩大（由理论科学到应用科学，由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科学的地位日受尊崇，在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标举“科学”与“民主”，科学不止成为“新文化”的标杆，且已成为国民崇拜的对象。昔时有“遗子一经，胜过黄金一箩”之说，而今则有“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民谚了。

　　100年来，科学的发展是与中国的教育特别是大学同步的。其间虽经军阀割据、抗日战争、国共内战、“文革”的种种干扰与冲击，但科学已经在中国的土壤里生根，并且是中国新工业文明的文化基础。

　　人类主宰自身更需人文学问

　　时代周报：20世纪以来，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也深深地影响了现代化文明的进程？

　　金耀基：在20世纪，科学技术有人类史上最大的发展。鲍亭（K. E. Bonlding）出版《20世纪之意义：大转型》一书，虽写于20世纪60年代，但已意识到20世纪之意义在于人类文明的大转型，即由农业文明转型为科技为基础的工业文明。当然，鲍亭并不能预见到20世纪末叶中国的崛起，而中国的崛起也正是经历了一个文明的巨大转型。

　　今天居住于两岸三地城市的中国人，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无不与科学、科技息息相关；生、老、病、死的生命历程没有不是带有科学文明的印记的。近30年来，资讯科技的革命性发展（互联网是其一），我们的时间观念、空间观念，以及人与人的沟通、交往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至于“人的科学”的拓展正方兴未艾，对人类的影响更难以预测。讲到这里，我们不能不问人类的现代文明，特别是中国的现代文明的前景是什么？我们希望的是怎样的现代文明？

　　时代周报：科学是工业文明核心的知识基础，科学对人类文明的贡献的确巨大，但科学也为人类造成了新的问题，有的甚至是灾难性的问题，你如何理解这种现象？

　　金耀基：2013年9月23日，杨振宁先生在有“东方诺贝尔奖”之称的“邵逸夫奖”的颁奖礼上发表了一段话（原文是英文的）：“诚然，20世纪的物理科学与生物科学上的发现为人类的生产力、健康与福祉以及知识的视野带来了史无前例的进展，从而基本地改变了地球上人类的命运。但是不幸的是，这样的进展也为21世纪带来史无前例的新问题，包括人口爆炸性的增长、资源的匮乏、环保问题的恶化、流行病的威胁，以及核武战争等，也是明显的。这些困难的问题只能够靠科学研究的新的进展来解决。”

　　杨先生关于科学（科技）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与影响以及带来的新问题，讲得精约深透。他说科技带来困难的问题，也需靠科学研究的新进展，这也是毋庸置疑的，譬如资源的匮乏（如石油）就需要靠科技来开发新能源；环保问题的恶化也需要靠环保科技来解决；又如流行病的控制与医治也需依赖医疗科技的新发现来应对。但是，杨先生说科技带来的困难的问题“只能够”（can only be）靠科学研究的新的进展来解决，则就不是我所能同意的了。事实上，科技带来的问题（如核武战争）并不是科技本身的问题，而是发明或运用科技之“人的问题”，这是人要学会如何主宰人自身的问题。人类因科学知识而主宰自然，而人类要能主宰人自身却更需靠人文学问，特别是伦理学的知识。

　　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认为伦理学是关乎人之如何活及人之快乐的知识，他以为这种知识是“实践知识”，与科学之为“理论知识”是属于两个不同范畴的知识。亚里士多德之后，西方哲学虽代有豪杰承继亚氏之说，但自17世纪以来，科学之知识俨然成为一切知识之尺度，甚至出现科学等同于知识的科学主义。19世纪以降，特别在20世纪中叶，亚里士多德的实践知识在大学成为绝响。60年代存在主义的学说风行一时，更有伽达玛哲学导引的“注释学转向”，显示西方哲学有回归亚里士多德的实践知识的传统之势，并以“人的问题”为探索的焦点。

　　至于中国的古典思想和哲学，其核心就是伦理学，所关心的不外是“人的问题”，不外是“人间的秩序”的建构。《大学》一书开卷即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要止于至善”。经学（四书五经）不是以求“真”为目的，其核心是以求“善”为鹄的的成德之学，或“德性之知”，这是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或实践知识可相比相通的。但从20世纪初西学（其实是科学）进入中国的现代大学以来，它已取代了传统中国的经学地位，即是我所说的“从经学到科学”的学术文化之大转换。百年来，科学已成为现代中国学术的核心内涵，也可说是中国新文化的重要内涵，科学是中国新的现代文明（工业文明）的知识基础。这是中国学术史、文化史应该大书特书的事。但是，在肯定现代大学成为“求真”的科学知识的重地之时，我们也不能不指出“大学之道”所讲的求“善”的“德性之知”或讲价值的实践知识，相对地被冷漠或边缘化了。

　　我近年来多次强调“大学之道”必须同时以“求真”与“求善”为终极目标，两者不可偏废。

　　时代周报：你说过中国现代化的终极愿景是要建构“一个有中国文化性格的现代文明秩序”，如何在全球化的语境中理解这一终极愿景？

　　金耀基：我从事中国现代化的研究40年，在我所写的几本书中，其中两本是从宏观的现代化理论着眼的。一本是1966年的《从传统到现代》，另一本是2013年增订版的《中国的现代转向》。此二书之题旨与志趣是一脉相承、先后互应的。我的二本书在论述中国现代化与全球化时，其中一个不由得不关注的问题是：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中国文化是不是将会消失？中国在一个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文化是不是将遭致淹没？对这两个问题，我曾指出，“从传统到现代”是一个主要以“时间”为度向的“现代性问题”，但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则已转为一个以“空间”为度向的“全球性问题”。我认为自19世纪末到21世纪这个跨越三世纪的中国现代化的“漫长革命”，正在塑造一个有中国文化性格的现代文明秩序。这个新文明的秩序不会是完善的，但是可以不断去完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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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耀基：中国现代化的终极愿景是“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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