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资本总有着自己存在和运转的客观逻辑，在经过原始积累的艰辛和扩张延伸的阵痛过程之后，温州资本依然执着而理性地寻找新的流通渠道。当手握巨资的温州商人走南闯北“炒”遍了房产、能源、艺术品等投资领域之后，京城改制中的国企成了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因此，当首都北京的国有企业第一次向温州资本抛出绣球的消息被媒体快速释放出来后，许多人相信“中国犹太人”可能会创造又一段历史。上篇：第一桶金 “这是一个全民投资的地方。”在来自全国各地的考察团面前，温州的大小官员总是这样骄傲地介绍着自己脚下的那块土地。资料显示，在温州755万人口中，有160多万人在全国各地经商，有40多万人在海外创业。在中国版图之中很难找到如此同样的商业人口结构。 在今日商贾繁荣格局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又一个温州资本原始积累的故事。 温州的“第一桶金”可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走遍全国的“供销大军”，这些从外面背回的塑料加工、印刷等一袋袋订单带动了温州地区制造业的最初起步。那时，在全国各地当时大学校园的毕业班中，几乎每个班级都收到了来自温州苍南、平阳等地加工定制“毕业纪念册”之类的邮政订单。而几乎每个班都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将订购资金汇到当时并不熟悉的温州厂家。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温州人做生意，大多是前店后厂，规模不大，生产的也都是小东西。而温州资本发迹的最初经济单元就是家庭作坊。 扫描温州资本的产业脉动轨迹不难发现，制造业构成了其胚胎发育和成长的最肥沃和最典型的巢臼。制造业培育了温州资本，而温州资本的长大强化了温州制造的力量，从而造就了温州的国际轻工城位置。中国十大鞋王之一的温州东艺鞋业公司董事长陈国荣当初利用自己的手艺做私活，在自己家里狭小的“灶房工厂”里，用手制作出一双又一双的皮鞋。大虎打火机创始人周大虎在家里组装打火机的创业史，已经作为下岗人员再就业的榜样而广为流传。而这些当时名不见经传的人物在狭窄的走道和厨房之中演绎出的资本扩张的故事，就成为了日后温州资本家族企业的新阶段。 在延续过程中，温州资本似乎在验证着这样一条规律：在原始积累初期，资本家将自己最突出的优势当成划开市场的利刃，成功地进入市场；在完成原始积累之后，开始着手构建一个完整的企业；在企业达到一定规模后，温州资本也迈开了集中和积聚的脚步，并开始向全国和全球渗透和覆盖。于是，人们看到，在温州产值中占了2/3的轻工产品背后是一个又一个的巨人企业—— 服装：报喜鸟、庄吉、美特斯.邦威。其中报喜鸟年销售收入达10亿元人民币，庄吉和美特斯·邦威年销售收入均达9亿元。 制鞋：“康奈”、“红蜻蜓”二者均获了中国鞋业最高荣誉——中国名牌的称号；同时，“红蜻蜓”商标也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电器：正泰、德力西、天正、长城集团。其中正泰年产值121亿元，销售收入119亿元，德力西主营业收入80多亿元，出口创汇2600万美元。 乳业：均瑶集团。现已形成以航空服务业为基础，乳品业为核心，兼营酒店、旅游和房地产业的多元化集团公司。 打火机：大虎、日丰、胜利等。年产打火机5亿多只，占世界市场份额的80%，国内市场的95%。如果把温州人一年做的打火机排起来，可以绕地球两圈。 并不像其他地区民营资本在几年内的迅速崛起那样，温州资本的如此庞大布局却经过了较长时期的积累与沉淀过程。无论是德力西、正泰，还是康奈、均瑶，延续在他们身后的是一条十分平稳的发展路线，企业的创业与成长历史至少都有10年以上。所以，尽管温州企业没有创造过令全国瞩目的“一战成名”的经营“奇迹”，但却很少经受大起大落的磨难。 漫长的资本积累与成长过程同时洋溢着温州平民创业的精神。浏览所有温州上榜的企业家，我们发现在他们身后并没有权势的背景，也没有一夜暴富的传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原本都是普通的工人、农民、厨师、小贩，甚至是一些失业者，他们的成功绝不是交了好运，而是不断与命运抗争的结果。正泰集团的董事长南存辉由补鞋起家，德力西集团董事局主席胡成中从做小买卖起步，奥康集团有限公司老板王振滔自经营“木匠活”开始，庄吉集团的董事长陈敏从做裁缝迈步。为了舀到“第一桶金”，他们睡过地铺，挤过火车，吃过方便面。而到财富积累了一定程度，甚至一辈子也不愁吃穿时，他们仍然没有“小富即安”，而是勤奋依旧。 一双筷子易折断，十双筷子抱成团。也许令温州资本驾御者们津津乐道的不是自己身上的那份执着与奋争，让他们十分庆幸与骄傲的应该是资本滚动的特有环境。在温州，许多企业的创业资本都是在民间筹集的，对于一个想做一些事而又敢于冒些风险的人来说，只要有诚信、值得投入，在温州肯定是能找到钱的，而在其他地方，这可能是一种奢望。这大概是温州特色的“风险资本”吧。正是温州地区民间资本独特的成长土壤和基因的强大，才孕育出了如今一个又一个实力强大的资本集团。 据当地农业银行的统计，截至2005年底，温州市居民储蓄总量为1000多亿元，企业存款也有1000多亿元，民间借贷则为400多亿元。“只要辅以相关政策及科学规划，这部分资金将成为经济建设中不可低估的力量。”有关专家表示。中篇：“炒”遍全国 著名经济学家、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在分析温州经济时作过这样的描述：温州模式可以概括为：“民办，民营，民有，民享”。的确，在温州民营企业创造了温州70%GDP的同时，近3000亿的金融资本也流向了百姓的口袋。而就在这个庞大而抽象的数字背后，躁动着的是温州资本的不安与激情。 从资本原始积累阶段走过来或者说如今囊中饱满的温州人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自己眼前的一个事实：温州是中国土地最稀缺的城市之一，人均耕地不足0.3亩，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3，并且目前温州可供工业用地不足需求量的20%。问题的关键在于，无论是服装还是制鞋，不管是电器还是打火机，温州资本进入的都是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地带，企业规模越大，对土地的需求就越大，而且这类产业的土地边际产出率也会随之降低，从而资本扩张的边际成本也会随之增加。不仅如此，由于低水平的价格竞争和产业升级的困惑，传统制造业如今进入微利时代，温州资本在寻求第二次创业中遭遇到了资源禀赋的强烈约束，触碰到了传统行业利润的天花板。 然而，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浸淫多年的温州人并没有失去对资本力量的信任，如同经济学所阐释的货币退出流通领域就会变成储藏货币并不能自动升值的原理为大众所熟知那样，温州人也十分谙熟资本只有在运动中才能实现增值的经济学逻辑。循着往日十分熟悉的粗放型、资源丰富且又不需太多技术含量的淘金路线，温州资本首先快速降落和聚集到了家门前的房产购置与买卖上。2000年，当全国房市价格在十分平稳的通道中运行时，温州的房产价格却一路上窜，以致温州的“王府井”——五马街这个小小商业街上的每平米房价当时被炒到1.5万元的破天荒记录。食利和逐利的资本永远不会停止自己的脚步，在当地房市利润空间日渐萎缩之后，温州资本的血脉开始向杭州、上海以及全国的省会、中心城市和二级城市密集地延伸。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在过去的短短四年时间内，有近10万温州人手持1000亿元的炒楼资金在全国各地房地产市场上纵横捭阖。而且许多从事皮革、不锈钢、鞋、服装等产品生产的中小企业老板也都加入到了庞大的炒房军团之中，他们可以一次调动的资本就达1000万元以上，动辄可向七八套或十来套房子下注真金白银。 市场如布，总有资本渗透的缝隙。就在“温州炒房团”倍受舆论质疑并且在不少地方政府对其亮出了黄牌之后，温州资本开始了向另一个地带蠕动爬行，直至做茧破壳成蝶。2003年—2004年，弥漫全国的“电荒”尽管让不少城市居民陷入到了不安之中，但携着巨额资本的温州商人却放松神经地开进了四川、重庆等水电资源富饶的地带，刮起了阵阵“红色热浪”。根据不完全统计，浙江全省投入小水电站建设的民间资本超过100亿元，其中大部分投资在外地，而在这些项目中，温州资本占了很大部分。精明的温州人为自己算了一笔帐：在外投资2000万元修建一个水电站，每单笔资本可获得高达23%的年投资回报。 “电荒”的背后是“煤荒”。中国电力80%以上来源于燃煤发电的事实同样没有逃脱温州资本灵敏的嗅觉。于是，人们看到，在中国的煤炭重镇——山西省，一张张原来并不多见的江浙面孔开始穿梭在山洼沟渠之间，布局起他们“炒煤”这篇大文章。据山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统计资料显示，在山西由温州籍投资者经营的中小煤矿有300多座，累计投入资金约30亿元，年总产量约2000万吨，占山西煤炭年产量的4.5%、全国的1%。然而，不知是温州资本的命蹇，还是生不逢时，近两年全国各地频发的矿难事故逼迫着中央高层向煤矿开采业刺出利剑。在国家严令关闭的9吨以下的小煤矿中，温州煤商的煤矿大多都在此列。据《工人日报》的最新报道，目前撤离山西的温州煤商已经高达70％左右，剩下的也在陆续离开。 哪里有利润，哪里就有温州人。虽然造船业对于温州人而言是一个十分陌生的地带，但在这一领域仍然看到了温州资本活跃的矫健身影。据《经济日报》报道，仅在温州乐清湾瓯江口北岸，就有20多家民营造船厂绵延在不到4公里的地区，正在建设中的货轮有100多艘。目前，国内造船的投资回报率普遍在20%以上，而且随着国内航运业“运力不足，运价上涨”矛盾的突出，这一回报水平还可能上升。不仅如此，随着民间航运公司的发展，对船舶的需求愈加膨胀，而国内大船厂的订单已是应接不暇，为了追求更高的附加值，国有大船厂都纷纷撇弃小吨位船只的制造，这无疑为温州资本的纵向深入留下了可乘之机。据了解，温州一带的在建船只主要包括集装箱船、散货船和油船，载重以5000-10000吨为主，而这些系列产品正是国内船舶需求市场的空白点。 温州经济有“草根经济”之称，而支持这一经济状态的“草根金融”自然在温州显得异常地活跃。当然这不仅仅是指民间资本链接速度之快，更深层次上是说温州资本对于进入金融银行业始终保持着浓浓的情愫。在温州商业银行第一次增资募股且“民间股”的总份额已经从过去的22.96%上升至67.78%的前提下，目前温商行将进行的第二期增资扩股更是引来了民间资本蜜蜂般的追捧，虽然民营资本只有5.1%的现金分红，但在即将募集的29500万股中，“民间股”仍将占据大半壁江山。但温州资本显然并不满足参股的目标，目前，由温州泰力实业、奥康集团等4家民企牵头筹建的民营“建华银行”的报告已经送到了主管机构，同时由温州乐清长城集团、华通集团等7家企业共同出资组成“中驰财团”以及由神力、奥康集团等9家民营企业联手成立的“中瑞财团”事实上以准银行的身份活跃在温州大地上。 从“炒房”到“炒煤”，从涉足水电到染指金融，从制造业到服务业，温州资本展现出了十分清晰的运行轨迹。的确，在全国排山倒海的民间资本阵营中，温州资本始终表现出了先知先觉的过人之处，也正是如此，注定了其一定以拓荒者的姿态出现在中国经济舞台上。下篇：是非之争 英雄不问来处。财气四溢的温州人对于他们的过去总有一种欲言又止的复杂感情。曾几何时，当温州商人将一双双“假皮鞋”、“假皮包”玩命地抛向市场时，“每个毛细孔都滴着肮脏东西”的温州资本狰狞面目也大白于天下。在社会的凌厉诘问与拷打之中，温州人开始痛苦的反思与纠错，并以自己诚信的品质、优质的产品换回了良好的舆论口碑。如同中国市场之大可以包容八方产品一样，尔后温州资本也受到了全国各地争先恐后地接纳。资料表明，目前，温州人在全国各地投资达1800多亿元，创办的工业企业有18000多家，创造的GDP高达800多亿。在尽情收获的同时，温州资本也以自己的强大身躯和真实力量拉动着异地经济的一路快走。 然而，当浩浩荡荡的“炒房团”开进全国大中城市并引起当地房价异动，当摩肩擦踵的“炒煤团”袭入山西并引来媒体的诘问，当一个又一个的“炒车团”遭遇地方政府的拒绝之后……，温州资本被再一次赤裸裸地撂到了公众审视和拷问的台前。温州资本在房地产市场兴风作浪、温州资本以牺牲资源为代价换取“黑金”等各种质疑和批判声不绝于耳。 温州人至今对舆论强加在自己头上的“炒”字耿耿于怀，甚至讳莫如深。在他们看来，资本的本性就是追求利润，用自己手中的钱投资资源和要素市场是一种十分合理的正当行为。因此，说温州资本故意炒作市场是对其的一种误解。的确，温州商人在中国是最为市场化的一个群体，资本的基本规律是向最能产生效益的地方流转，从这一点上说，温州资本的投资行为无可厚非。然而，经济学人对于自身利益的过分关注与追求并极有可能导致“外部不经济”和“非帕累拖现象”早已经成为经济学诟病的核心话题，并在实践中为各国政府所不允。资本的天然本性就是逐利，但正是由于这种特征才决定了它不可能以道德的温良取悦于社会。温州人可以尽情地寻找和发挥资本的增值渠道，但资本市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个体的非理性导致集体的非理性”，从这一角度审视，如果任由以投机为目的的“热钱”在市场上东奔西突，其势必造成的经济恶果可能就要社会为之买单。 温州知名经济学教授马津龙认为，民间资本进入煤炭等国有垄断行业，本身就是一个进步，其意义不在资本获利与否，而是告诉人们，这些领域的民资进入门槛并非高不可攀。由浙江省政府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与浙江省相关能源部门、温州市政府协作办专门组成的赴山西调查组所形成的名为《关于温州人投资山西煤炭产业情况的调查报告》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从培育比较健全的煤炭供应结构角度看，温州人的投资行为证明了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在解决中国能源供应问题方面完全可以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值得煤炭等能源行业管理高层研究、探讨”，因此温州人“炒煤”的提法是不合适的。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也在公开场合表示，资本跨区域流动形成的所谓“炒风”，其实是一种能够实现双赢的举动。习近平称，广大浙商在“跳出浙江、发展浙江”中，不仅为国家统筹区域发展以及所在地经济作出了贡献，而且延伸了浙江的产业链，推动了浙江产业的梯度转移，促进了资源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其为温州资本打气和正名的导向昭然若揭。 全面地分析，成长中的温州资本也许并没有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完美，因此投入到她身上的各种评判就再正常不过了。而正是在社会力量对其作出褒和贬、抑与扬的认知中，温州资本也才能重新找到自己的应有位置。结语：资本涅槃 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坐标图上，温州资本无疑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作为经济民营化力量的标杆抑或旗帜，在经过了一次又一次舆论力量的历练之后，温州资本也许会变得更加成熟起来，而社会也会在对其作出客观的评鉴中释放出最大限度的包容。 作为2006年外界抛向温州资本的第一个“苹果”，北京产权交易所在日前携带着180多个北京市国企招股项目到温州的热情推介让当地的民间资本砰然心动，同时客观上也给刚刚遭遇炒房不利、炒煤受困的温州资本打开了一扇亮窗。在许多温州投资者看来，通过产权运作进入实业可能是温州资本的“最后晚餐”。而且目前浙江的国企改制早已完成，因此只有在异地才能找到资本降落的平台。 温州资本参与国有企业的改制应该说并不算什么新鲜事。早在前几年，就有不少的温州民营企业家借上海国企改组改造之机提前进入到了国有企业。按照上海温州商会的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近400家会员企业里，有近50%的企业已经参与兼并或收购了破产的上海国有企业，还有一部分已经承包或租赁了效益差的国企，另有一部分企业正准备兼并收购或承包国企。其中，温州人民电器集团有限公司曾创造了一次性在上海兼并了34家国有企业并实现当年产值上升10亿元的历史记录。 与上海相比，北京国企在温州人心中有着特殊的份量。过去数年中，外地省市到温州进行招商推介，平均每年有高达2000多个项目，但从来没有一个是北京的。而这次北京第一次向温州人抛来“绣球”，当然具有无与伦比的刺激性。另外，由于北京特殊的地理位置，从情感上讲，能够进入北京投资，对于许多温州企业家来说是一种少有的成就感。当然从纯经济的角度而言，投入北京国企无疑为温州资本提供了十分理想而又宽阔的发力通道。基于此，包括中驰财团和温州最大的汽配企业冠盛汽配公司在内的100多家企业正在摩拳擦掌，进京考察。 在笔者看来，温州资本热心北上参与国有企业改制，并不只是资本跨区域转移的简单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是温州资本趋向成熟——放弃了从前的盲动与冲动，更多接受政府以及社会力量引导的标志。如果能够在实业领域踏实运作，温州资本可能实现第二次腾飞。 从理论上说，资本跨界流动是资本追逐价值补偿和物质补偿的结果，对于流入地而言，可能会产生资本的“洼地效应”（资本流入越多，越能改善经济环境并吸引更多的资本流入），但对于流出地而言，如果资本大规模的外迁，就会形成资本“空洞化”现象，最终削弱经济成长的原始力量。因此，如果借助以上关于大量温州企业将北上北京的背景烘托，温州资本已经存在的“外逃”迹象就被进一步放大。相关调查资料显示，温州目前的外迁企业仅“有名有姓”的就有1000多家，整体外迁的企业就有250家左右。涉及的行业有低压电器、针织、服装、灯具等，扩张地主要有上海、广东、北京、山东等省市和西部地区。外迁的温州企业中，其中不乏知名企业，如温州低压电器行业的三巨头——正泰、德力西、天正，温州休闲服业的代表美特斯·邦威公司、泵阀业的龙头凯泉集团、人本集团等。业内人士测算，眼下温州至少有上千亿元民间资金流向外地。 资本如泄洪般的外移一方面导致了人们对“温州模式”的重新思考，同时也引发了社会对温州企业本土生存环境的审视。尽管温州的决策层并不承认当地资本的流出是“外逃”而是“外扩”，但有一点值得思考，在过去20年，温州经常能看到外地政府部门组团来招商，但温州吸引的外资只有6亿美元，而且到目前为止，温州还没有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外资企业。当然，我们完全相信发端于本土的温州企业暂且可以支撑起温州经济的大盘，但人们不禁要问，如果在资本大量流失且一旦出现外部经济成份补充不足的情况时，温州还能持续辉煌吗？
思路影响出路。“走出去”还是“走回来”，外迁还是内移，在各种诱惑面前，温州资本将面临着一次重大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