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由肖钢主导的新一轮新股发行体制改革尚在征求意见稿阶段。这已经是自2009年以来，新股发行体制迎来的第四轮改革。 在期待和争议并存中，肖钢新政以“铁腕治市”开篇，通过雷厉风行的财务核查揪出问题公司和券商，并对万福生科的保荐机构平安证券开出“史上最严厉罚单”。 但是，肖氏面临的压力依旧，IPO窗口关闭已经一年之久，每有开闸消息，股市都应声下跌;同时前几轮改革逐渐形成，累计遗留下来的问题，都让新一轮改革在旧框架内步履维艰。 肖钢8月1日在《求是》杂志发表署名文章，阐述“从审核审批向监管执法转型”，这被认为是证监会改革转型的关键。 新一轮改革能否IPO重启后“三高”(高发行价、高超募资金、高比例业绩变脸)问题得到解决，使A股走向良性轨道?时代周报采访了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应用金融系主任、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韩复龄，国泰君安首席经济学家林采宜和南方基金首席策略分析师杨德龙，三位观点不尽相同。 “肖钢的步子应迈得更大一些” 时代周报：如何评价肖钢上任后的新政?2009年以来的IPO改革对目前的市场及改革有怎样的影响? 韩复龄：第四轮新股发行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证券市场存在的问题，兼顾了投资者和发行方。同时承销商对于发行的企业的财务信息的真实要承担比较严格的责任。 新IPO改革整体来说还是按照原来的制度和办法在走，比较大的突破是证监会稽查部门扩充人手，加强了执法的力度。在信息披露这一块，现在的稽查很有威慑力。 像天能科技已经被处罚了，材料被撤回来了，就是因为券商协同造假，因此承担连带责任。我认为万福生科案件的处罚是比较适当的，像对薛荣年的处罚，因为法学家的上书而减轻了。目前在审的企业明显不合格的都筛掉了，留着的多是一些细节不到位的企业。以后企业犯这样的错误，处罚会很严重。 上市公司的诚信度，中介机构的尽职度很重要。如果不是狼狈为奸，很多造假问题中介公司都能够事先发现。像国外券商如果发行没成功，信誉都是受到牵连的。现在不存在发行成功的，因发行了就有人买，但国外实行的注册制，注册的公司很多，却不一定发行成功。 林采宜：我认为肖钢做得挺好的，在信息披露问题和融资问题上都有创新，走的方向都是对的，他步子应该迈得更大一些。 像新股发行体制改革意见稿中“债股同发”这点就值得赞赏，本来债权和股权都是一体的，公司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自己的融资渠道，包括现在的优先股，都是很好的丰富企业的融资渠道。 但郭树清的“父爱主义”，在肖钢这里也有所遗传，其实对股民最好的保护就两点，第一保持上市公司公开透明，如果不公开透明，给他严厉惩处;第二推动司法，如果证监会没发现造假，投资者自己发现了，那么他能通过司法渠道保护自己的利益。 杨德龙：新股体制改了好几年了，目标都是采取措施抑制高发行价高市盈率，但这些办法都是一些修修补补的方法，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比如在第三轮改革中，将首日报价和市盈率25%的红线挂钩，防止随便报价。但是这样却生出了其他问题，比如导致了竞相报高价，上市首日确实不会爆炒了，但发行价却高了。也就是说如果你报低了价格，就打不到新股。 同时，投行和上市公司也会想办法来规避市盈率红线，比如规定行业市盈率时，要包括哪些公司，投行会把一些高市盈率的股票加进去，行业市盈率一下子就抬上来了。 这一届证监会对于新股改革力度还是比较大的，对打击内幕交易也是。但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是要观后效，诚信是一个长期建立的东西，A股也需要一个长期治理过程。屡禁不止的关键在于，因为造假的获益太大了，就会让一部分人铤而走险。中国还不存在集体起诉案例，像光大证券乌龙指这个，有亏损多的投资者提起诉讼，但法院不予受理。所以能不能彻底治理，我认为还是有问号的。 时代周报：新股发行体制改革停滞不前的核心问题是什么?“三高”问题如何解决? 林采宜：IPO定价很重要，但IPO更为核心的问题是解决市场的供求。新股发行的体制是一个审批制度，就相当于把市场作为一个政策资源。我认为只要实行审批制度，定价偏高是很难免的。因为目前上市资格的状态是供不应求，所以价值肯定会高估，也就是上市公司上市定价不仅包含了其盈利能力，还有壳资源的价值。如果把审批制改为注册制，壳资源这种由审批造成的稀缺，就会消失。 接着来说定价，如果放开审批，注册就能上市，定价还会这么高吗?当然在定价里还有一系列包装的游戏规则。比如投行中介为了满足融资人的需要，通过各种手段来操纵业绩及价格，这些都可以通过一定的方法来适当处理的。比如说连带责任，业绩变脸后面有相应的规定，就没那么容易变脸。 其实证监会不需要审核上市公司的价格，价格让市场来决定，是亏了赚了，是投资者愿打愿挨的事情。 审批制还是注册制? 时代周报：关于新股上市核查制和注册制的争辩由来已久，现在由审批制转向注册制时机是否成熟?需要哪些配套法律及规定?
韩复龄：我认为事前证监会也要相应的检查，预先的筛选，事后再追究责任。否则只做事后工作，亡羊补牢就晚了。如果现在中国实行注册制，可能一窝蜂就会很乱，因为制度基础还没建立起来。 林采宜： 我不觉得推出注册制很难，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整个A股市场市盈率是偏低的，只有不到20倍，而现在有这么多公司想要上市，价格又偏高。如果改革新股发行制度，那么新股上市市盈率只有15倍或者12倍，对二级市场本身不会造成冲击，他的估值市盈率倍数都会降下来，对市场没有太大的影响。反过来说，如果A股处在一个6000点，8000点的状态，影响会非常大。 中国证券市场应该推出集体诉讼制度，所谓集体诉讼制度指的是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要透明，但如果投资者发现你有造假行为的话，他可以通过法律手段起诉你。证券监管机构用了很多办法和人力资源来审核，调查，都没有赋予投资者自己的权利来得重要。要知道全国有多少个投资者，而证监会能有多少人去审核有没有造假呢? 如果公司上市前三个月有信息披露透明公开，任何一个投资者发现有不实信息，或者其上市后有造假行为，他自己找到足够多的投资者起诉这家公司，这个监管机制不就可以了吗? 这个制度很重要，是赋予投资者，自己保护自己的途径。 现在的股民起诉上市公司必须是证监会证明公司有问题，才能起诉;而更有效的情况应该是投资者发现了问题，不需要证监会调查下结论就能起诉。美国的证监会不是审核制度，但是是全民监管，任何一个投资者发现有造假行为都可以找到股东来告上市公司。 杨德龙：在配套法律没跟进的情况下，把发行市场化了，会造成很多垃圾公司，骗子公司。所以A股没法完全放开，要有一定监管并控制节奏。很多公司上市的时候说得挺好的，但是上市一两年业绩就变脸了，缺少相应的惩罚制度。即使发生业绩变脸，也没有严厉惩罚相关责任人。 现在新股改革业绩和券商责任连带，说明开始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了，但造假还不一定解决。现在就是对公司和保荐，中介机构的高管惩罚较轻。这次稽查后处罚力度肯定开始变重了，如果A股没有现在的惩罚措施，骗子公司肯定很多。 时代周报：不少人猜测十八届三中全会后，IPO将会择机开闸?怎样看待IPO重启的时机和对市场的影响? 林采宜：现在IPO开闸，其实资金盘不是问题，因为国内A股不能看现在有多少钱，钱是可以进去的，也是可以出来的，是市场的信心也在影响资金的流动。每次开闸消息传来，股市就暴跌，我认为是上市后套现的问题，市场认为你业绩会变脸，我不认为股票和资金之间的供求关系，而是大家对新股上市的预期问题，如果新股上市都是低开高走的话，就不是这个情况。 杨德龙：这一次新股开闸可能会批量发行，上市的时候不止上一只，发行得多了，价格就低了，因为没人炒新股。对A股二级市场分流作用就大了，当时创业板刚出来的时候第一天就发了28只，创业板新股刚出来，28只加在一起也不大，投资额一两百亿，市场资金还是能承受的。但这次重启的话，发行价和首日价格都会低一些，因为市场热情度不高，市场资金也不多，现在批量发，确实能够压制住发行价。 现在IPO不重启，除了新股改革还在意见讨论阶段之外，也在选一个合适的时期。我觉得三中全会后不一定会立即开，若股市行情太低迷就不一定会开，监管层担心重启会打击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