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于本月12日落幕，随后的周五晚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全文也陆续公布，其中强调进一步市场化、完善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取消学校等事业单位行政级别等建议都让各界耳目一新，亦切中时弊。 通过本次全会，新一届领导人展示了改革魄力，带领人民重新出发，重启改革议程，全会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决定对社会的改革期望作出了及时回应，颇多亮点。
例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指出了目前我们全部问题的症结所在：国家的治理能力跟不上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民权提高的现实；设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协调领导小组，表明中央改革的决心非常大，改革可能不会空耗而得以实际推进；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中国在崛起过程中，重塑国家安全和全球战略，为争取一个最能体现自身利益的国际环境和治理秩序的必然；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说明我们对市场的认识又深化了一步，意味着政府职能的转变会进一步加快，市场作为资源主要分配者的地位会进一步增强；指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表明非公经济接下来会有更大发展；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改进预算管理制度，意味着财税体制将会做出重大调整，为处理好央地关系，提高科学调控水平指出了路径，并可能建立起预算民主，倒逼政府公开；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给农民更多财产权，表明土地制度会有重大变化，土地流转加快推进，农民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将享受同地同权待遇，实际上是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可以讲，上述领域改革的推进，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中国的面貌。 即使从民主政治建设来看，全会提出要加快推进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这不仅仅是个理论突破，也意味着它可能在实践中加快进行民主政治的试点和推广。因为只有在更大范围内更高层级上进行更多民主形式上的试点和探索，在关系到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做法上进行规范，进一步推进程序民主，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才配得上“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 另外，对司法独立化的强调，也是广义政治改革的一个部分，意味着司法体制的独立性会得到加强，政府的权力会受到司法的更多制约。 诸如此类，还有一些。提法或表述上的突破意味着认识上的深化，而这是做好改革工作的重要前提。当然，对新一轮改革整体上的“政左经右”色彩也不必讳言。由于改革的终极目标是要完善和发展中国模式，推进国家治理结构和能力的现代化，而中国模式的本质特点是政治一元化和经济多元化，再加上全会仍然把经济建设作为国家的中心工作，因此，改革重点锁定在经济上，向市场放权将会充分激发市场、企业和社会的活力，而在政治上持一种相对保守的态度，也就不奇怪。 这也是改革需要一定集权的原因。全面深化改革协调领导小组和国安会的设立，不管后者的目的是针对内部安全还是外部安全，无论就其主观考量还是客观结果而言，都会造成一定政治上的集权。这种集权既是由改革目的所决定，也是因为中国当下的改革是一种非常态化的改革指向。中外历史证明，在一种非常态化下推进改革，若改革者没有一定的权力集中，改革就很难推进，故适度集权是必要的。考虑到中国既得利益的强大，改革者只有将一定的权力集中在手上，拥有更大权威，更少受利益集团的掣肘和干扰，才能更好去推动那些有益于整个社会的变革。 三中全会还有一点需要提的是改革方法论的改变。中国此前的改革方法论是邓小平的“猫论”和“摸论”，后者即摸着石头过河，这是基于前期改革的特点而不得不如此。 因为改革是一个探索过程，而中国改革的复杂性又前所未有，此外，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但在改革已经走过35年后，改革的目标模式已经确立，而且法律制度也已逐渐健全的情况下，再摸着石头过河就可能会延误改革，甚至成为不改革的借口。所以，全会提出，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提高改革决策科学性，广泛凝聚共识，形成改革合力。这是中国改革方法论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一个改变，它势必有助于改革的深入推进。 不论人们对全会作何评价，现在，改革的规划和部署已经做出，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落实。但落实并不是一个被动的按葫芦画瓢的过程，而是一个再创造。因为三中全会的规划只是一个宏观的方向性的规划和部署，而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具体路径需要结合本地实际去推进，所以它需要人们发挥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民心思改革是中国社会近几年的一个显著特征，本次三中全会多少呼应了民众对改革的期望和要求。既如此，若朝野合力、上下同心，改革势必能打开一个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