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从新疆到东莞，《双重生活》记录生活迁徙 正如东莞本地人不知道“东莞”在外地人眼中是个敏感词一样，作家丁燕说，自己在新疆生活时，根本不知道“新疆”身份会对自己一家未来的岭南生活有何影响。从南往北，生活转换之间，丁燕看到了许多过去不曾看到或从未留意的东西，在新书《双重生活》中，她正是以一个外地迁徙者的视角，讲述了一个本地人和普通打工者看不见的岭南生活。 日常生活中的“闪电” 2010年，丁燕举家迁往广东。在深圳短居一段时间后，最终定居在东莞。从乌鲁木齐到岭南，飞机直飞时间不过五小时，丁燕的体验却截然不同，她的“双重生活”，正始于她在岭南遭遇的一个个惊诧莫名的瞬间。譬如，“猪脚饭”。 2011年刚到东莞不久，丁燕第一次在大街上看到“猪脚饭”三个字，一瞬间，她“站在原地浑身发抖，眼睛像针刺一样，睁都睁不开”，她在心里问了自己好几遍，“‘猪脚饭’，怎么能这样（挂出来）？” 一个在整个西北地区被弱化和囚禁的字，在南中国却以常态出现。“我碰到了很多这样的例子，在《双重生活》里，很多启示的开端都是因为这些惊诧的一瞬，它们是日常生活中的闪电。”说。 来自南中国日常生活中的惊诧，常常让丁燕感觉痛苦。“有一天，我在公车上听到别人说，新疆的小孩都是小偷。那天半夜，我给儿子盖被子的时候心里特别痛苦。我的儿子就是典型的新疆小孩，如果他的同学对他说新疆人是小偷，他会怎么想？”丁燕的儿子今年8岁半，上小学三年级。 这些惊诧与痛苦，最终成为《双重生活》。在丁燕笔下，身份、地位、文化水平、地域等因素的不同都会产生“边界”，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对这种“边界”没有意识，但是丁燕敏感地捕捉到了。 个人经验与集体思考 移居广东前，丁燕的创作以诗歌见长。二十多年里，丁燕创作了数千首诗歌，最著名的是她的“葡萄系列组诗”。以葡萄为意象，丁燕高密度、多角度地回顾了自己的情感史、生活史，被认为是用嗅觉写诗的诗人，“能敏感地嗅出城市和乡野每一次的风吹草动，更能嗅出身体内部的变异、狂欢和高潮。在她的诗中，个人小小的体验扩大到集体性的广泛伤害”。 这一特点延续至丁燕近年的非虚构作品中。《双重生活》出版前，丁燕写过一本《工厂女孩》。书中，丁燕通过描述一个个鲜活的女工生活，对现代工业洪流进行了追问。实际上，工厂里的关系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二元对立，丁燕敏感地觉察出了这一关系的微妙改变。为写这本书，获得更真实热辣的第一手材料，2011年，丁燕先后在两家电子厂、一家注塑厂打工200多天。 尽管讲述的不是女工生活，但《双重生活》实际上仍旧是《工厂女孩》的另一种延续：讲述人与人之间相处的边界。实际上，《双重生活》的涉及面广得多：邻居、租客、广东人、新疆人，中介……丁燕再次娴熟地将个人体验上升到集体思考。 “所有的内容都不是事先预设或者计划好的，因为生活的复杂远远超过你的计划和想象。一旦生活中的某一种场景或细节以一种很突兀的方式出现，就会让你产生强烈的、像爆炸一样的感受。”丁燕说。来东莞之初，她住在樟木头的作家村里。一年半的时间内，丁燕写出了将近60万字的“她在东莞”系列，井喷式的创作状态与自己离开新疆前的一段时间有天壤之别。
“打破人与人之间的边界” 时代周报：你在新疆时写了大量诗歌，为什么到广东之后出的两本书都是“非虚构写作”？ 丁燕：我把自己的这一文体称为“非虚构散文”。和传统的抒情散文不一样，那些风花雨雪的歌颂对象我都摒弃掉了。我的迁徙生活和我的文体的改变是同步发生的，如果没有突然间生活场景的转变，我想我也许还是个抒情诗人。 最简单的例子，我在樟木头时，住所边上就是工业园。我每天都能见到女工、男工、大货车，这种场域下，如果还是延续从前的抒情诗，是不能够完全表达现实生活的。我成了一个话唠，亟需新的文体来表达这些东西的丰富。相较之下，诗歌太有限，而小说对完整性的要求又太严格。我这些繁杂的、层出不穷的场景，最适合用非虚构散文来表达。所以我一提笔，就在这个文体中找到了快感。 时代周报：张彤禾的《打工女孩》也是非虚构写作，跟你的《工厂女孩》相似。 丁燕：很多作家像是森林的采花者，到了森林里看见玫瑰采一朵，看见芍药再采一朵，而我是一个农夫，这里有一片地，我要种上各种花，给它施肥，我要把生命中最真切的东西火辣辣热乎乎地端出来。因为我坚信我体验到的这些东西是重要的，这种南北生活的体悟是重要的。 非虚构散文这个文体就像“以身饲虎”。你要把你自己先放到绞肉机里，自己的血先流了，知道痛了，再写，跟穿着高跟鞋远远地说“你们不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是不一样的。冰冷的解剖姿态会让读者在内心里很难接纳。以前我跟女工相处，我看她们像看自家姐妹亲戚一样，而不是拿一个显微镜观察她们。我出身农民家庭，如果没有考上大学，我也跟她们一样。她们热乎乎地来，热乎乎地走，我下笔的时候，情绪很饱满。 时代周报：其实“打工”这个主题已经被写过很多次，有没有担心过主题的局限性？ 丁燕：的确，打工这个主题写得太多了，但这个话题还是没有被说透，或者说这个话题的丰富性还没有被充分表达出来。传统的关于打工的话题有二元对立的简单趋向，像是弱者控诉强者、非黑即白式，但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整个沿海地区的生态结构早就发生了改变，工人与工厂主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微妙的改变。现在一个小老板留不住工人、被工人欺负，都是新的问题。甚至有关“底层”的划分，都已经不是过去那种，小老板有时也会觉得自己是底层。简单的划分会加剧群体间的隔阂，打工话题应该随着新形势的变化而扩展。 时代周报：《工厂女孩》与《双重生活》之间有什么联系？ 丁燕：改革开放三十年，我觉得各阶层之前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是扩大了。这两本书我写了５０万字，只有一个目的：希望打破人与人的边界。从北到南，我是新疆人，也是新莞人，我真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不是以公里计算的，而是以微米。那些所谓的边界我认为就是人为强加的。我们认为的那个差距，都是一种固化的东西强行塞到你的脑子里去的，如果你接受了，就不会去打破那个边界。 在《双重生活》里写岭南生活的时候，我总是想到新疆生活，两个不同场域的对比非常重要。人和人的地理差距非常容易消除，你很容易到达新疆，到达东莞，但是最难的是心灵上的相融。在中国剧变过程中，应该寻求打破阶层之间那种人为的固态。很多人没有这个心态，但作为作家，应该是社会中敏感的一类人，应当要看到此时此刻社会发生了什么，然后通过自己的方式进行弥合。 时代周报：“打破边界”这种想法的产生，跟你的新疆身份有很大关系？ 丁燕：为写《工厂女孩》，我去很多工厂应聘，经常被拒绝，原因就是我的新疆身份。有时候他们看到我的身份证号码以“65”开头就拒绝，尽管我不断跟人解释，我是新疆的汉族人，但是没用。这是一种非常悲哀的做法，在不了解别人的情况下排斥别人，产生的副作用力、冰冷的情绪最后一定会转化到你这里来。一个矛盾没有解决，就会引发其他矛盾。 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件事是孤立的，任何大的冲突，都不会像一道闪电，闪过就没有了。它会产生非常微小的辐射圈，像暴雨中的湖面，小的涟漪会不断扩散，没有人能逃过这个网，孤立生活在这个世界中。尤其是此时此刻的中国，没人能够完全不去关注任何族群、阶层，只在自己家里把生活过好。 我努力在现实混乱的生活中寻找明亮的点，把这些像萤火虫微光一样的点，一丝不苟地放在合适的位置。我自己看我的这本书，热血澎湃，因为这个世界上最感人的语言就是真心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