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对重庆大厨，40多岁闯维也纳，一手绝技，踌躇满志。10年地下室生活，8次上法庭，无数次抱透痛哭。14年打拼，终于让重庆名小吃扬名音乐之都维也纳。
丈夫被妻子说服，选择打拼维也纳1960年，邓采姝刚15岁，但她为了家庭在重庆八一路好吃街的山城名小吃店工作。这家小吃店的主人就是山城小汤圆的创始人陈秀卿师傅，当时这个山城名小吃店非常有名气，市民都喜欢来这里吃，生意很好。邓采姝经常早上4点钟就起床工作，一直工作到深夜，很少有时间休息。
那个时候，讲究政治出身。邓采姝家庭出身不好，又有海外关系，所以经常遭遇冷眼和歧视。但小姑娘再逆境中养成了倔强不屈的性格。她那时就发誓，要出人头地，就要靠技术，谁让自己出身不好呢？于是，她拜师陈秀卿，学习山城小汤圆的技艺。每到供应高峰时，食客一来就是10多个，所有的汤圆都需要现包现卖，工作量很大。这就要求邓采姝既要动作快，又要保证质量。经过近3年的苦练，手巧的邓采姝掌握了一项绝技——5分钟至少能包100个汤圆。1963年，18岁的邓采姝脱颖而出，在重庆市名特小吃表演中包汤圆获得第一名，后来还获得四川省技艺表演第一名。出名后，邓采姝在重庆当时很著名的粤香村、老四川等餐馆主理名小吃。
1986年，重庆的会仙楼屋顶花园举办“名小吃宴”，很多市民排队去品尝吃邓采姝的小汤圆手艺，一时间邓采姝更加声名大噪。其丈夫张国柱当时是重庆市二级厨师的红案主考官，待遇很不错，到很多培训讲课都享受如同外宾一样的待遇。按说，当时夫妻俩在国内环境已经非常优越了。可是夫妻二人不甘心，还渴望到海外发展。按照张国柱的想法，不增加自己的经验，优越的环境迟早有天也会失去。
这时，一个偶然的机会来临了。
1989年，四川国际公司安排邓采姝到奥地利维也纳，因为她一级名特小吃师的手艺，可以为中国的小吃打开当地市场。丈夫张国柱也随同到了维也纳作厨师长。
刚到维也纳时，夫妻二人立刻喜欢上了这个鸟语花香的城市，松鼠经常会爬进他们的房间。他们自信凭着自己的技艺，一定能够在当地站住脚。但是没想到，由于当地的饮食习惯和中国有天壤之别，邓采姝做的名小吃往往是客人看上去很欢，但吃起来却不叫好。
是回国享受既有的优越环境，还是留在奥地利另觅出路？邓采姝夫妻二人陷入艰难的选择中。邓采姝的意见是留在维也纳发展，但张国柱坚决要回国。这对40多岁的夫妻在国内从来没有红过脸，但在去与留的问题上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在国内开得起，我就不信在国外就开不起。”妻子说。
“你回去我不回去，我一个人留在维也纳也能开。”
丈夫勃然大怒。就在维也纳金色大厅门口，丈夫推了妻子一下，由于下雪天路很滑，邓采姝摔了个四脚朝天。马上，三四个外国人围了过来，扶起邓采姝，用英语问她要不要喊（policeman）警察。邓采姝听懂了警察这个词，知道警察来了就麻烦多了，又要教育又要罚钱，连忙摆手说，不要不要了，他是我老公，我们闹着玩的。张国柱也连忙扶起邓采姝说不要警察、不要警察。
几个外国人围着初到维也纳的中国名厨张国柱，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让他尊重妇女和儿童。
夫妻二人赶紧回到家里，虚惊一场。相视一笑后，邓采姝意味深长地对丈夫说：“国柱，以我们重庆人的性格，不干个名堂，我们就不要回去。我们得相信自己的绝技，我们开得走嘛。”丈夫看着妻子坚决的眼神，非常感动，就决定和妻子留下来打拼后半生。那时那刻，他们全是梦想，想的都是有利的因素，却从预料在海外开餐馆会有那么多血泪接踵而至……在海外坎坷的日子，他们没有屈服
1992年9月，邓采姝在维也纳的郊区22区相中了一家经营不善的餐馆。他们拿出多年的积蓄，又找到远在美国的亲戚借了几万美元，钱还是不够。他们还将已有的小吃店抵押给银行贷款，这才终于凑足200万先令，成立了“老四川”中餐馆。为了体现中餐风味，夫妻二人绞尽脑汁，把“老四川”设计成中国的宫殿样式，大门是龙凤门，店堂里挂着宫灯，天花板上镶嵌着龙凤图案，富有浓郁的中国特色，以吸引顾客。
可是，虽然做了老板，夫妻二人却比才开始打工更辛苦。在维也纳聘请工人，除了付给工钱之外，还要给工人办理福利、保险等，聘请一个工人要付出相当于国内80个工人的费用。为了节约成本，夫妻二人尽量自己干活，150多个座位的餐馆，最多的时候才聘请5个钟点工；要是在国内，至少要请15个以上的工人。由于饭馆营业面积有限，夫妻二人只有住地下室，一住就是10年。因为饭馆随后的10年艰难摸索，在黑暗时光隧道里蜗行了10年。
10年中，日常营业夫妻二人除了在厨房做菜，还要在店堂服务，接待客人，为客人上菜倒茶，算帐甚至连做洗手间的清洁都要自己动手。一个中国特级厨师，一个一级名小吃师，在维也纳拖地洗碗打扫洗手间，这在国内肯定会传为笑柄。但夫妻二人给国内的家人打电话、通信，通常都是说自己在维也纳很好，根本不敢告诉家人和朋友实情。按张国柱的说法：“一是觉得很没面子，再国内的人都想着在国外当老板的人肯定很风光，二来怕朋友和亲人们担心。”
1993年，餐馆营业不久，张国柱就接到一张奥地利法院的传票。张国柱很惊讶，自己国内生活40多年，连派出所的门都没去过，可现在却来了一张传票。他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他才知道事情出在哪里。原来，张国柱从国内特意带过去的8个上好的墩子，树木纤维有肉沫就发酵有了细菌，锻打的铁刀有了一丁点铁锈，而且中国厨师习惯用的抹帕也被化学检验出了毛病。而这些，是德国国家卫生法不允许的。有人告诉他，这和国内不一样，厨房里所有的一切问题都是厨师长的责任。厨师长就是法人了。
“这下可糟了，会不会驱逐我出境？”张国柱很紧张地想。到了法庭上，通过法庭翻译，法官问张国柱父亲和母亲的名字，他都回答出来了，可是法庭又问他爷爷和婆婆的名字。张国柱就搞不懂了，就问法庭翻译为什么要问这个？翻译告诉他，奥地利的法律就是这样子，生怕字母有错误，必须说出爷爷和婆婆的名字。
爷爷名字张国柱晓得，但婆婆名字他就实在想不起来了。法庭翻译就告诉他：“必须想起，否则就回不去了。”最后费了很大周折，张国柱才算走出了法院。因为法院念他是初犯，没有不良记录，就罚金3000元，如果不交的话，就要坐监7天。
1994年4月，一个法国青年人明知他们不懂德语，吃饭没结帐，声称没有钱了，但可以把护照抵押给他们，改天把钱带过来。
张国柱就答应了。可没想到，不一会，这个法国青年就把警察带过来了，诡称是“老四川”饭店没收他的护照。警察很严厉地告诉张国柱，命令他立刻把护照还给人家，张国柱很委屈，说：“不行啊，他还差我100多块饭钱没给，给了钱再还护照。”
警察说他们不管这个事情，护照得先还给人家。张国柱当时就冒火了，觉得这个警察好糊涂，完全是混帐判罚，一下子就跳了起来，大声用重庆话说：“你啷个恁个糊涂，老子今天就是不还了。”警察也火了，要打电话到警局。这时一个本地的跑堂过来了，对张国柱解释说：“张老师，你快把护照给人家。”张国柱就一下子蹦了起来，说，不还，用重庆话说“老子今天就是不还”。警察也冒火了，这时一个跑堂的过来说：“张老师快还给他，这里的法律是不允许扣押护照的，他完全有理由把你抓进局里。这个亏你是吃定了。”张国柱这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赶快还了护照了事。不过，经常受欺负的张国柱夫妇也有不甘示弱的的时候。1995年的一天，一个本地客人在店里酗酒滋事。张国柱看到事态严重，就不再给他酒喝了。没想到，那个本地人把桌子一掀，桌子把站得近的邓采姝的大脚趾砸裂了。张国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怒火，就冲上去和他打架。但被邓采姝死死抱住，说：“你别糊涂，我打你不能打，这里保护妇女儿童，可不保护你这大男人，你进了局子，我怎么办？”
肇事者气焰嚣张地扬长而去。后来不多时，警察就来了，把邓采姝送到医院检查，打石膏、拍X片，诊断为趾骨撕裂。张国柱怒火难遏，找律师起诉，发誓即使倾家荡产也要为自己的老婆讨回公道。这很快得到了当地华人的支持。那个肇事者见势头不对，马上软了下来，跑过来2次跟张国柱夫妻二人商量协商解决，说拿5万元赔偿。5万的确不是个小数目。受伤的邓采姝也赞同“私了”算了，自己还在这里做生意，得罪了当地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遭到报复。但张国柱不这么认为，他认为不应该老是受欺负，让别人认为可以欺负你，然后用钱就可以摆平。他告诉妻子：“既然我们都上了那么多次法院，我们也要享受本地法律的保护。”
结果官司一打，竟然获赔12万元。那肇事者又赖帐说没有钱，法院强制查封他的电视、汽车。后来，张国柱想，得饶人处且饶人，就主动退让协商，允许他一个月支付1万元，一年才把这个赔偿了结完。
在20世纪90年代初，正是东欧动荡的时候，奥地利的一些新纳粹比较猖狂。经常有一些小青年在夜里拿着黑笔到餐馆的墙上涂写纳粹符号，或者在餐馆外面闹事，动不动就拍门砸东西。邓采姝和丈夫睡在餐馆里面，一听到门外有响动心惊肉跳，但却不得不马上起来查看。因为不看的话，你无法想像第二天餐馆外面会成什么个糟糕样子。
夫妻二人的老四川店所在的22区是维也纳比较偏僻的一个区，住着很多工人和外国人。附近住着一群南斯拉夫人，特别好斗，动不动就打架、砸玻璃。
1995年的一个晚上，一个南斯拉夫客人和一个奥地利客人，喝酒过后不知原因就在老四川餐厅里打了起来。打得头破血流，而2个人一边打架还一边扔砸东西。当时餐厅里一片狼籍，客人纷纷逃窜。餐厅里瓶子乱飞，柜台倒地，和电影里打架一样的场面。夫妻二人欲哭无泪，赶紧打电话找警察求救。
2个打架的人看到他们打电话叫警察，还在继续打架，但一个人已经在找门准备开溜。张国柱就把门锁了，因为人跑了，这满屋子的损失找谁去？夫妻二人把自己和2个亡命之徒一起锁在混乱的餐厅里。
店里只剩下了一个中国名厨张国柱，他悲伤地收拾着狼籍的餐厅，想着自己的贷款，一刹那，他几乎老了20岁。经济压力那么大，昏迷的妻子又不知道被送到哪里去了，这些都是下午发生的事情。第二天，张国柱才在一家医院的急救中心找到邓采姝。邓采姝还在流血，缝合了18针，有些地方还植了皮，一直输液，一直没有醒来。
张国柱就在病房整夜守侯着妻子，等着她醒来。妻子醒来后，俩人抱头痛哭，他们看不到前途。他哭着告诉妻子：“我们不能再做下去了，再做我们的命都赔进去了。这个洋钱我们不赚了，本钱也不要了，贷款我们慢慢还啊。我们回国吧。”那一刻，没有任何人来援助他们，身处异乡的厄运恐惧阴影笼罩着已是年过半百的两个中国一级名厨。
后来，这件事情惊动了中国大使馆。史领事第二天就亲自开车到医院看望邓采姝，他握着邓采姝的手，动情地说：“实在对不起，不知道你们受了这么大的委屈，受了这么重的伤。”邓采姝夫妻二人感动得说不出话来，觉得如同比见到了亲人还亲。那一刻，他们深刻感受到来自祖国的爱。大使馆和当局紧急交涉，要求严惩肇事者和赔偿。这件事以后，老四川附近巡逻的警察增多了，而且巡逻警车往往都要停在饭店门口。警察还特意告诉张国柱夫妻警察局24小时的紧急内线电话，急事急办。
国内的女儿听说这件事后，到维也纳看望父母。看到父母的憔悴和衰老，心疼得直掉泪，坚决要求他们回国。可夫妻二人似乎又忘记了伤疤，说：“都到这地步了，混不出名堂就葬在维也纳。”
近10年的坎坷，因为店里的事情，两人的矛盾非常严重。张国柱经常黑着脸，邓采姝也没好气。开业了都2年了，很多老顾客竟然不相信他们是夫妻。那里的夫妻每天都是和风细雨，亲热接吻，他们夫妻二人如果一天不吵架，就非常奇怪。最通常的情况是这样子，张国柱在厨房忙得热火朝天，邓采姝又不断跑进去催菜，张国柱被催得恼羞成怒，把锅一摔，说：“我干了，我回国了。”而他出去绕着店外走了一圈，脑子被凉风一吹就清醒了，自己走了，那么一个摊子怎么办？老婆怎么办？就又回来系上围巾，继续做菜，露出微笑送菜上桌。在维也纳3年，夫妻二人竟没有进过一次歌剧院，不是没有钱，而是没有时间。
机遇来临，他们终于苦尽甘来
奥地利有500多家中餐馆，竞争非常激烈。为了在竞争中站住脚，邓采姝和丈夫求变求新：在菜品上，不但做出有特色的中国菜，重要的是搭配上邓采姝亲手制作的名特小吃，做成套餐的形式，让客人的每一次就餐，都成为一次赴宴。邓采姝也把地道的中国小吃做了一些改变，以符合当地人的饮食习惯。为推销她的拿手好戏——山城小汤圆，邓采姝在盆子下面用水果铺底，加上牛奶、芒果汁，上面是三色汤圆，又好看又好吃，很受当地人喜欢。就餐时，点一个山城小汤圆，成了餐馆常客的习惯。
为拓展业务，张国柱还经常去给在奥地利的中国老板们办席、生日宴会，还有承接国内的高级代表团的演戏。而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2000年的一天，一个在奥地利开日本餐馆的日本人来到维也纳，在老四川吃了后，发现那里的菜品非常精致，尤其是樟茶鸭子、怪味鸡丝，赞不绝口。一个星期后，这位日本人又带来维也纳最权威的美食评论家FlorianHolzer，随后一篇报道就如实在报纸上发表了。
他在报道的末尾说：“我从来不在维也纳市郊的任何一家餐馆吃饭，但在老四川吃了以后，我的看法变了。”
因为这家媒体非常权威，所以很多媒体都来了。夫妻二人的信心又来了，在当地新闻媒体纷纷对邓采姝的餐馆进行介绍后，很快老四川在维也纳声名鹊起，当地人只要吃中餐，首先想到的就是老四川。渐渐，“老四川”的菜品给客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加上地方比较僻静，一些国家驻奥地利的使节、商界人士和艺术家，成了老四川的常客。在奥地利厨师协会成立10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协会邀请了30多个国家的代表团搞了为期一周的厨艺表演，老四川是惟一一个以企业而不是以国家的名义参加的。展台上，邓采姝把5分钟包100个汤圆的绝技展现给观众，很多人看得目瞪口呆。
凭着精湛的技艺和餐馆的名声，邓采姝成了奥地利中华餐饮业协会副会长、世界中国烹饪联合会烹饪技术比赛国际评委、奥中科技文化经济交流协会副会长、奥中友协常务理事，跻身当地餐饮业名流之列。2003年5月初，邓采姝和丈夫回到重庆考察，准备将更多富有重庆特色的菜品带到维也纳，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了解重庆。而张国柱则说：“只要是重庆人到了维也纳，不管认识不认识，只要给我们打了电话的，我都要亲自开车去迎接。只有长年海外生活的人，才能体会到最珍贵的乡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