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经济政策是指国家或政党为实现一定的政治和经济任务，或为指导和调节经济活动，所规定的在经济生活上的行动准则和措施，主要包括财政与税收政策、货币政策、贸易政策等。这一时期的环境和主体决定了其土地政策占有很大的比重，而其他政策具有一定的辅助效果。 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国民党最终在大陆的失势与其最后几年经济上的崩溃不能说没有关系。中共当时作为一个新生的政党，如何能够在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实现经济的良好运行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选定这一时期的理由有以下几点： 与政治的相关性。中国共产党尚未统一全国，世界局势动荡不安，经济政策与政治形势的变化密切相关。 政策转变大。作为一个新生的团体，他具有所有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即从出生到成熟之间的成长期成长是最快的，政策制定的跨度也是最大的。 独特性。政策的制定完全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和自己的摸索，受到外界影响较小。作为一种新经济方式的探索，既不同于之前所有时期具有的封建遗留，又不同于之后面向一个普遍意义上的国家——这一时期政策主体几乎完全是农民。 政策口号化的原因是政策面向的主体是广大农村的农民，一方面他们知识水平有限，识字率很低“一百个农民里头，不过有五六个人能识字；至于受过普通教育的人，则不过一个二个罢了”[ 杨开道：《我国农村生活衰落的原因和解救的方法》 《东方杂志》，第二十四卷第十六号（1927年8月25日），页5-13。转引自罗志田《数千年中大举动——科举制的废除及其部分后果》《二十一世纪》2005年6月号总第八十九期]；另一方面，口号朗朗上口，便于农民在田间地头广为传播。一个更为根本的原因是这个时期，根据地处在外界的包围之下，主流媒体的建立和拓展都受到严重的限制。 这一策略的也产生了巨大的作用：最明显的就是时至今日，当年的很多口号仍然言犹在耳。再者，口号往往通俗易懂，增强了政策的执行力和落实效果；另外，口号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因而可以自我强化，这会使政策产生我们现在所谓的“乘数效应”。 二、1927年到1949年的口号变化与经济政策转变 “打土豪，分田地”。1927年南昌起义以后，在文家市首次提出了这一口号。次年以酃县中村为分田试点，并在各级政府设立土地委员会或土地委员，明确提出"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毛主席还指导永新调查，制定了分田临时纲领十七条，为《井冈山土地法》的制定打下了基础。在1929年起草的《兴国县土地法》中，毛主席把《井冈山土地法》中"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
土地革命是近代中国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件大事。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经济政策以土地政策为主。土地政策是之后所有政策的基础。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小农经济延续了几千年，土地问题是农民最关心的问题。土地问题的解决手段和成效直接决定着之后所有经济政策的公信力和执行力。这一政策体现了一个普遍的特点，即我们现在常说的试点经济。土地政策之后作为一个基本政策贯穿这个时期。 这一时期实施的土地税为新中国新税制的建立打下了基础，它的出现，是新中国新型税法的萌芽。 “耕者有其田”。1931年2月，毛主席在《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的信》中，明确地提出了农民土地所有权问题。这一口号是对土地革命的延续和升华，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强调所有权，保护人们对土地的所有权而淡化了对身份的区分。1949年9月29日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三条：“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第二十七条：“必须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实现耕者有其田。”从夺回属于农民的土地，到强调所有权，到最终写进成文的纲领里面。政策制定者牢牢把握住了问题的核心，不仅保证了革命的向心力，更是直接促进了农业的大发展，为同时期和以后的工商业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和“自力更生”。1939年2月2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生产动员大会上提出“自己动手”，之后逐渐丰富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一阶段是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面临日本和国民党的双重封锁。1941年延安大生产时期毛主席又提出了“自力更生”的口号。这一时期根据地在政治和经济上面临外部封锁，主要以发展生产来解决财政上的困难。实行“农贷政策、奖励移难民政策、变工政策”“奖励植棉和提倡纺织”“积极发展公营、私营和合营的工业”“实行管理进口，保护出口，发展内部贸易的政策”[ 陈云《陕甘宁边区的财政问题》 1944年12月3日]，实现了粮食自给和基本生活用品的自给。这一时期组织边区人民开展合作社，兴办社会福利事业。最终在生产增收的条件下实现了经济的稳定。 “学会做生意”。1948年12月22日刘少奇在《新中国经济的性质与经济建设方针》里提出。这一时期形势逐渐明朗，经济的发展逐渐被提上重要日程。因为随着战争的推进，没收了很多官僚资本并接管了很多国统区的工业企业。经济体系逐步完善，对管理水平的专业化程度要求更高，所以要学习做生意。在解放区重点推行改革，保护民族工商业，统一了金融机构并在此基础上努力稳定物价。 三、经济建设成就与口号变化的一致性 土地革命将过去的封建体制全部推倒，为之后的经济建设开辟了一块干净的基础；自力更生是凭借自己的力量从零开始逐步构建一个全新的经济体系，并保证自己的自生能力；最后阶段的学做生意，是在方向既定的前提下对体系中不够完善的地方进行修补，用经济的强盛保证和平。这二十年的经济政策演变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那就是反复性。对于一个在摸索中实现发展的道路来说，这是不可避免的，可说是真正的“摸着石头过河”。二十多年的建设过程中，口号文化不着痕迹的记录了根据地经济政策的转变。这些转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经济体系的逐步完善。到1949年，先后建立了200多个机构，发行了1000多种货币，最终建立了以人民币为本位币的独立完整统一的货币市场。1932年，中央苏区创建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基本上统一了中央苏区的货币制度，形成了苏区的金融体系。长征后将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改为陕甘宁边区银行；1946年陕甘宁边区银行与晋绥边区银行合并为西北农民银行；1948年华北、北海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为中国人民银行，统一了全国的金融市场。 银行体系的逐步完善与贯彻政府经济政策形成良性循环互相促进。独立的货币市场保护了人民财富，在外界通货膨胀严重的情况下保证了根据地的物价稳定，进而支持政府的财政。通过发行农业贷款促进了农业的极大发展。在逐步接管官僚资本的过程中民族工业也取得了很大的突破“许多产品比解放前提高了2~6倍，各种工业品产量，解放前为100,1949年11月，钢产量为404.6，锰铁为703.5，印刷纸为590，织布机为265.2，再制盐为373，棉纱为115.4”[ 孙健《中国经济通史（中卷）1840年-1949年》，第1339页] 经济基础的巩固。“陕甘宁边区，1948年春，耕地面积已有8年前的818万亩增加到1500万亩，粮食产量有100万石增至180万石，棉花有5万斤增至200万斤。新区东北，耕地面积1947年扩大了800万垧，1948年又扩大78万垧。粮食产量不断增加，1947年味600万吨，1949年增加到1400万吨。”[ 孙健《中国经济通史（中卷）1840年-1949年》第1334页]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兴修水利，修牛路，大量开垦农田同时植树造林保持水土。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水利基础的完善为以后各地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经济参与主体的身份与知识水平的变化。这一时期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妇女的地位得到了极大地提高，而且农村人口受教育的比例也大幅度的提升。几千年来的革命都是围绕着获得土地，反抗压迫；这一时期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的全新的变革就是提高妇女地位和人民知识水平。“如兴国县在1932年，共有列宁小学432所，学生17201人，入学儿童占学龄儿童总数的60%，长岗乡在1933年，437户，1784人，有小学4所，学生186人，占全乡学龄儿童总数的65%”[ 《兴国县志》（下）江西省兴国县志编纂委员会，第610页 荣孟源：《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文化教育》，赣南师范学院、江西省科学研究所编：《江西苏区教育资料汇编》（六）第111页 ] 对成年人办的识字组“其中兴国县识字组组员就有22529，尤以女子居多，占全县组员总数的60%”[ 郭璐《论中央苏区妇女地位的演变》上海师范大学]这是1927年土地革命以前所不能比的。妇女意识的觉醒使得她们也被广泛的动员到根据地建设的过程中，在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参军的条件下保证了革命后方的物资供给。 经济思想的逐步成熟。从一开始经济政策为政治斗争服务，转变为强调经济发展本身的重要作用。从教条的照搬在国外学习的经验转变为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从严格的意识形态界定到抓住根本原则而在实际实施过程中有所变通。从划分派别到专注于自己所属的团体，进一步到面向个人“学会做生意”，对于人的关注和重视也一步步加强。 现在看来口号文化固然有其弊端，比如使政策被简单化、表面化，但那个年代的实际情况使这些弊端成为了优势，因为简单易懂所以传播快、煽动性强，进而深入人心。这也是研究历史的过程中我们强调还原历史和换位思考的原因。经济学中讲究所有理论的成立都有一个前提假设，脱离了那个假设理论也就失去了意义；同样，在经济史中的假设就是当时的历史大背景，脱离了那个背景来评价那个时期的经济政策也是可笑的。 口号和标语在建国以后仍然存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直到近几年才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这也是政策成熟的表现。无论口号还是标语都只是一种形式，是政策的载体，最终要服务于它所承载的内容。 通过口号所折射出的经济政策侧重点的转变，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发展的重要地位逐渐凸显，对于独立自主的强调始终未改变——这也是根据地经济能表现出自己成长规律的原因之一。回到现在，世界经济交流频繁，很多发展中国家参照发达国家的标准制定自己的目标，跳跃性太大而造成了经济的停滞倒退或者社会不安定。 对于本文所试图揭示的问题，有几点需要注意：这一时期持续时间仅22年，相对于历史研究来说比较短暂，规律性不很明显；前面提到的大环境的特殊性决定了这其中很多表现不具有普遍性。作者的目的在于通过一个独特的视角，重新理解那段为所大家熟知的历史，并得出在这一视角下的一些可供现在借鉴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