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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上期创富周刊报道三位年轻女孩的创业故事后，今天我们继续为读者挖掘成都女人孜孜不倦的奋斗历程。本期报道的三位女士也许没有了前三位女士的美丽容颜、活力青春、稚嫩闯劲，但步入中年的她们在从前坎坷的经历中收获了一份沉稳的淡定，多了一份成熟的从容。生活中，她们有了家庭与儿女，不再是毫无牵挂、毫无责任。作为女人，她们有着与大部分女人一样的幸福家庭。事业上，在这个男人容易成功的时代，她们占有了一席之地。如今，她们不再年轻却拥有着永远的魅力，因为她们不会停歇、不会质疑、不会疑惑，努力追寻着自己的梦想，实现着自身价值的最大化。
唐世珍 执着的“凶”女人 “真的只有三个字，‘不容易’。”记者还没有坐稳，唐世珍干练的声音就在耳边响起，“我一直觉得，如果我现在的工作换个人来做的话，一定会比我做得更好，真的。我只是一个实体的执行者，不是一个创造者或是开拓者。”唐世珍的眼睛里，不是虚假的自谦，只有认真和坦诚。 眼前的唐世珍，个子不高却有一种无法言喻的气势，短短的卷发自然地下垂，衬托出她几十年职场拼杀的艰辛和不易，看似女强人却又散发着一股成熟女人独有的韵味。尽管年过50，她却比很多年轻人显得更加精神，似乎有用不完的精力。这位在酒店行业打拼了30多年的女人，如今已经是全国屈指可数的几家五星级特色旅游文化酒店之一的西藏饭店的总经理。 招待所的小清洁工 1972年12月，年仅19岁的唐世珍迈向社会。那个时候，西藏饭店还只是一个小小的招待所，唐世珍也只是里面一个小小的清洁工。在那个年代，服务行业是被人瞧不起的低贱职业，小学文化程度的她被自卑感完全笼罩，每天上班都把大大的口罩拼命往上拉，一直捂到眼睛的下面，生怕被熟人认出。“你想象一下，一个小学文化程度的女孩子，能有一份工作都是很不错的事情了，哪里还有余地让我去挑三拣四？但是我的自尊心又是那么强，所以那几年简直就是躲着别人在工作。”唐世珍一点都不避讳自己曾经的落魄，说起往事来，眼睛闪闪发亮。 “1980年，我去念夜校，我比好多同学的年龄都要大，但是我一直都是最刻苦最用功的一个学生。我习惯把老师说的每一句话都一字不漏地记录下来，字迹潦草得几乎无法辨认，所以，每天晚上回家整理学习笔记成为我另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 唐世珍对学习的热爱，便是从那个时候被点燃的。“后来我又主动要求去经济干部管理学院念管理，上世纪80年代末就开始接触先进的管理方式方法，‘差异化竞争’的思想就是从那个时候深深定格在我脑海中的，这么多年以来，我从未动摇过这一经营思想。”唐世珍的话语里，是自信满满的自豪，是一个强者的自信，更是一种深深感染旁人的执着。“这一辈子，我最爱做的事情就是不停地学习，除了书本上的经典，还有周围的人和事能够教会我的一切。” 跟老总叫板的“凶女人” 尽管成都女人一向以温柔美丽著称，唐世珍却是个例外。“我在西藏饭店已经36年了，曾经的年少轻狂，真的伤害了不少真正关心我帮助我的人，这是我一个不小的遗憾。”透过西藏饭店大堂的落地玻璃窗，她望着外面街上的人来人往，回忆着自己年轻岁月的年少无知。 “记得有一次，老总找我谈话，想给我调动工作岗位，但我却坚决不同意，跟他大吵。”唐世珍很感慨地笑起来，“其实后来我才慢慢明白，他当时比我清楚我更适合做什么样的工作，你说，你有没有见过哪个女孩子这么大脾气的？竟然敢跟老总拍案而起！”她说，当时的同事们都知道，这是个不好惹的女孩子，脾气大得怪异，做事却认真得令人震惊。 按照唐世珍自己的话来说，“那个年代的人还是把工作能力看得比较重一些吧，老总没有和我计较，而是给了我更多的机会和选择空间，我打心底感谢他。”也许是这种直言不讳的胆量让领导对她刮目相看，又或者是对工作的执着和不懈的努力，唐世珍这个“凶女人”渐渐赢得了上司的信任和好评，也收获了同仁们心悦诚服的敬佩。 “慢性子”的女总裁 唐世珍告诉记者，在她之前，西藏饭店的历任领导者都相当厉害，每个人都是务实的开拓者，“正是有了他们的努力，才有今天西藏饭店的成绩。”她非常诚恳地说，“我其实只是捡到了一个宝贝，工作都是之前做的，我只是努力把他们的成绩保存下来，并且稳中再有一点点小小的进步而已。我总觉得，慢一点，再慢一点，你走得越慢，脚步就越稳健，而距离自己的梦想也就会一点一点地近一些。夯实基础再做策划，让西藏饭店在业界不再沉默寡言，这是我认为最好的发展方式，我一点也不着急。当然，这也许只是一个不思进取的借口，但也是我一直坚持的工作态度。” 谢俊梅 不停歇的追梦人 初春上午，春意盎然，如约而至红高粱南门锦绣河山分店，想象中的红高粱女老总谢俊梅是位华丽雍容的妇人、精明干练的职业女性白领形象，被她亲自站在大门口的笑脸相迎而瞬间破碎。口气和电话中一样温和，“我从来不是个有远大抱负的人，从以前的打工妹到现在红高粱的执行人，我都奉行做好今天该做的事。”谢俊梅说一切都很自然。如今，她领着老总的工资，却喜欢与老公穷游，成为最为朴实的背包一族。 青春无计较 1992年，谢俊梅踏上前往广州的旅程，不想一呆就是7年。“广州就是个大的工业城市。”谢俊梅刚刚走出机场，便看到了一座忙碌城市的杂乱。当时，作为自考的大专生，谢俊梅在广州市仁河镇杨协成在内地第一家合资厂里做会计工作。 “那是一个青春无计较的年代，什么苦都能吃。”一间破烂的宿舍，第一个晚上她将几张凳子拼凑起来，当床睡了。第二天，还是同事帮她整理的床铺。“厂里只管中午一顿盒饭，晚上就没有着落了。”谢俊梅将饼干当晚饭连续吃了一周，直到从姐姐那里搬来电炉锅才勉强做了一些饭菜。最令她头痛的是，厂里只有一个旱厕，晚上起夜十分不便，就此养成了她在晚上从来不喝水的习惯。尽管如此，谢俊梅拿着每月300元的工资，特知足。“在那里，我学到了最为规范、正规的财务实际操作知识。同时，为今后步入广州生活打下了基础。”谢俊梅至今依然感激着那段人生旅程。 做人就应该坦荡 过渡总是短暂的，一年后，谢俊梅进入了一家投资公司做财务工作，开始了白领生活。“当时，我上班穿着职业装装深沉，下班就穿学生装去广州装嫩。”谢俊梅说她那时过着无忧无虑的白领生活，没有感觉到广州的生活节奏快之类的问题。记得有一次，坐在去往广州的公车上发生一件事，让她感悟到人应该活得坦荡。“那时珠海到广州通行，都需要身份证或者边防证的。”那天，谢俊梅一如往常一般坐上了去往广州的大巴。身上仅有一张身份证复印件，没想武警上车挨个检查。她顿时站了起来准备下车。武警说：“干嘛呢？”她说：“我只有一张身份证复印件，是过不去的。”她正准备主动下车时，武警对她摆了摆手，示意她坐下。“那时，一般乘客肯定会赖在车上，武警看我老实便放过我了。当时，我认为做人就应该坦荡，即使是陌路人也会理解、认同你的。”谢俊梅秉承着这样的信念从事着自己的事业。 此后，谢俊梅再次跳槽，来到了珠江投资公司。并在此后4年做起了快乐白领。此时，她哥哥也在广州从川菜大排档做成了一家占地1500平方米的川菜海鲜酒楼，取名为红高粱。 没得赚也要平价 “鱼18元，虾18元，蟹18元”是谢俊梅走访成都数家海鲜酒楼之后提出的，便宜的售价虽然将红高粱的生意拉红火了，但微薄的利润难以将庞大的酒楼维系下去。“其实到青石桥市场去收购一些死鱼死虾，成本便宜，利润又高，但是作为生意人不能失去了原则。”在谢俊梅“坦荡做人”的原则下，她开始游走在沿海城市黄沙寻觅最为新鲜的货源。“当时，无论是哪个品种，成本价都在十多元以上，加上空运费用与加工费用，利润仅有1元/公斤左右。红高粱就是这样坚持下来的。”谢俊梅说，即使是一分没得赚的情况下，她依然推出平价海鲜，逐渐好的生意使她在黄沙港的货量逐步增大，与供货商建立了足够的信任后，红高粱在坚持了3个月以后，开始进入了盈利阶段。 去年11月，在谢俊梅一手策划下，红高粱正式与江苏阳澄湖阳中蟹业公司合作，并投入重金与其合作建设800亩大闸蟹养殖场。“今后，红高粱将在货源上占有主导地位，不再受市场风险所影响，进一步在价格上取得优势。”谢俊梅总是以一种前瞻性眼光策划着红高粱的未来。 不爱珠宝爱穷游 “那时，我仅仅在广州帮哥哥做一些会计方面的工作。直到1999年第一次回到成都。”1999年，在谢俊梅哥哥的决策下，谢俊梅回到了成都筹备红高粱羊西线第一家店。2000多平方米的店面，谢俊梅等3人一手操办了下来，眼看着要开业了，海鲜供货商又临时撤台。“海鲜酒店没有海鲜是怎样的状况，我当时就懵了。”谢俊梅回忆说，那时她亲自到青石桥海鲜市场买海鲜，成天住在酒楼里，帮着收银、打理，像位小妹一样关照着店。辛苦下来，第一个月生意却不怎么样。“当时，人们听到海鲜两个字，就觉得贵，不敢来尝试。所以我迅速调整方案，提出了‘平价海鲜，天天空运’。”谢俊梅说，连红高粱门前的招牌都是她亲自设计的。没有想到平价海鲜一推出，红高粱生意迅速火爆了起来，知名度越来越高。在谢俊梅的精心策划下，红高粱在9年的时间迅速发展了4家分店。 如今，谢俊梅不再在店里守班了，她说公司上了轨道，她只需要坐在办公室里，与每个店的职业经理人沟通。“其实赚到钱是其次的，我作为女人而言，已经从红高粱的发展中找到了一种自我满足感与认同感。”谢俊梅说，她平时从来不穿金戴银，喜欢旅游。今年她要成为背包族穷游，这就是她的生活方式。“从前我是个无欲无求的人，现在我的梦就从红高粱开始。”谢俊梅说不会有停歇的一天。 操瑞芸 着色生活的巧妇人 在成都的西面有一所居室，设置典雅，每逢周三、周四、周六，会有四面八方的人汇集于此，吸引他们的，是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花艺，还有来自台湾的花艺教授、浣花草堂的创办者操瑞芸。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乾坤”，如果没有亲眼见识操瑞芸老师的花艺课程和作品，可能很难领略这句话里所体现的意境。通过她的一双巧手，花枝、树皮，甚至蔬菜，那些看似单薄、独立的植物经过神奇的组合，突然有了生命和意义。 陪读妈妈变花艺老师 “2000年来大陆并不是为了教授花艺，而是为了陪孩子读书”。说起当时的情形，操瑞芸连称这是机缘巧合，当时她有位同窗好友祖籍是重庆人，并且到成都已十多年了，对成都的文化风情非常喜爱，极力地说服我带着孩子来成都读书与生活。因为这个单纯的意念，她决定来到成都，来到了这个“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 孩子如愿以偿地入学，在成都中医药大学学习传统和博大精深的中医疗法。由于陪读没有什么事可做，2002年操瑞芸在成都开了一家“格林咖啡店”，可没有想到开张不久就赶上“非典”，生意一直很萧条。因咖啡店生意不景气，下午时段趁着没人，便随手插摆了几件花艺，可没想到却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每每有人看到，赞叹一番过后便询问可否教授花艺，操瑞芸没想太多就答应了，“免费教学，自带花材”，并在咖啡店门外贴了个招生小启事。让她又一次没想到的是，教授花艺的小启事贴出去不到3天，呼啦啦来了60人报名，她赶紧让服务员把启事撕下来，怕咖啡店小小的空间容不了人们学习的热情。 就这样，每周总有个下午，格林咖啡店的时光充满了温馨的艺术氛围，几十个人有说有笑，在操瑞芸的指引下开始了与传统花艺结缘的过程。可是，咖啡店的生意却并不如花艺学习那样红火，眼看经营日益困难，2003年，操瑞芸决定结束经营。当她说出自己的决定时，一帮学生不答应了。 自家客厅变花艺学校 “如果你们真的想学，就到我家里来吧。”盛情难却，操瑞芸向学生们发出邀请，随即跑到家具市场买了两个大桌子和若干椅子，把自家客厅当成了教室。一传十，十传百。慢慢的，学生的规模越来越大，客厅坐不下了。操瑞芸索性在芳邻路买了栋房子，办起了专业的花艺培训班，即现在的浣花草堂。 1000多元的学费在成都还是很有市场，操瑞芸的学生从企业老总、花店老板到普通白领、建筑师、职业妇女……授课的地点也从成都逐步扩展到北京、深圳、重庆等地，几年下来学生已近千人。“还是很小众，大部分人只当花艺是门生活艺术，家用而已”，操瑞芸说，作为一种普及的文化，早在20多年前台湾就开始推广花艺学习，要想真正的从事花艺教学须通过七年的学习才能拿到教授证照，“跟读博士差不多了”。为什么要用这么长时间学习？操瑞芸解释，中华传统的插花艺术不但讲究花艺技巧，还要求所学者对美学、建筑学、唐诗宋词等都有所涉猎，“是一门积累的艺术”。 许多她的学生后来都成了朋友。在插花之余，操瑞芸常组织学生开展读书会，比如过年前就设计了一些主题春盘和花束课程，然后让学生们在课余收集年俗风情的文章，每人再带一道菜，在享用美味的同时分享读书会的心情，团队的相处因此显得和谐而融洽，许多人成为了好朋友。 众多学生里，操瑞芸印象最深的是一对母女。母亲是西南交大的花艺教授，偶然间听了操瑞芸的讲课后，决定动员自己女儿来学习。她认为，花艺的博大精深可以拓宽女儿的思路，让女儿在广告设计专业里能有更多的创新。这一学，女儿爱上了这门艺术，不愿意回去了，于是，有了今天常伴操瑞芸身边的助理，也成了操瑞芸未来重点培养的花艺教授。 平常心做平常事 “源远流长的花艺不是起源于日本，而是我们中国”，操瑞芸对于日本的花道冲击东方市场的现状很是无奈，同时也无形中激发了她弘扬中华传统插花艺术的使命感。 “中华插花艺术起源于1500年前的六朝时代，是我国重要的古典艺术之一。当时插花被用在节庆与宗教的供花上，其他方面不论是宫廷的摆饰或文人鉴赏力的表现，都巧妙地运用了花艺之美，艺术风气发展之大盛，人们甚至把农历二月十五日订为‘花朝’（百花生日）而大肆庆祝。到了唐宋时代，这种修养且与‘焚香’、‘点茶’、‘挂画’同称四艺，成了当时人们最普遍、最基本的生活素养。”顺着历史的脉络，操瑞芸娓娓道来，明代的著名文学家袁宏道写的《瓶史》，用最简洁的语言阐明了中国传统插花的真谛：“插花不可太繁，亦不可太瘦。多不过二种三种，高低疏密，如画苑布置方妙。”这是400多年来，我国惟一一部详尽地论述插花艺术的专著。由此可见，插花艺术并不是新时尚，它在中国有千年的衍生和深化。 “花木有情，通过其传达的是一种境界，可以从中感受到创作者的喜怒哀乐”，在成都生活的日子里，操瑞芸一点一滴感受着生活给予自己的力量，用一己之力传承着中华传统插花的推广。“目前正在运营的花艺学校，可以当它是一份事业，更应该看成一种生活方式。”退休后的操瑞芸夫妇，一如往常用平常心做平常事，去承受一切事务，追求自在，做好当下每一件事，把握当下每一善缘，积极面对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