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7岁，2006年毕业于剑桥大学经济学专业。先在非洲从事可持续发展项目的运作，2008年在云南创立香格里拉农场，生产纯天然的蜂蜜。香格里拉农场帮助农民安装蜂箱以及包装、销售蜂蜜，她坚信“商业是处理贫困问题的强大武器”。
创业秘笈：蜂蜜。
她喜欢蜂蜜，或者泡蜂蜜茶，或者把蜂蜜涂在面包上，有时候，她甚至直接用勺子舀着吃。这些蜂蜜要么来于自己的香格里拉农场，要么来自新西兰、伊朗等地。
“每天，我都要喝竞争对手出产的蜂蜜。”艾莉娅(Alia Malik)笑着说。她穿一身蓝色的连衣短裙，干净利落，虽然有长长的卷发，但仍然给人清凉的感觉。“对身体有好处的东西，我都感兴趣。蜂蜜不仅健康，而且美味。”
希望帮助女性致富
香格里拉农场，是艾莉娅在中国的一个项目，从去年开始，她开始跟当地的农民合作养蜂。春暖花开的时候，她就会去香格里拉和附近的地方转转，一年要去3到5次，每次呆一个月。
父亲是巴基斯坦人，母亲是美国人，在云南做可持续发展的项目。2006年，艾莉娅从剑桥大学经济学专业硕士毕业后，先是到了非洲做可持续发展的商业项目，在跟随母亲去过一次云南后，她喜欢上了那里。
“那是个天然的地方，有山，有水，有花。”艾莉娅觉得，如果在那里生产蜂蜜，品牌就比较容易推广。而在这之前，当地也有人在低海拔的地方养蜂，但并不广泛。
“他们眼神里有怀疑，也很兴奋。因为可以赚钱。”刚开始向农民们介绍养蜂项目的时候，这里的山民有些犹疑，但不像她之前想象中的那样闭塞。“他们看电视，也知道山外很多人在赚钱。他们也渴望赚钱。”
随后，她的计划得到了回应，政府机构、养蜂专家跟她一起联合，为当地山民介绍养蜂的知识。“我自己对技术的东西不了解，我跟当地大学有了合作，解决技术问题。”而她担当的角色，就是把众多的资源汇集到一起。
洲的工作经历，让她更有务实的计划。2008年，她在一个村庄中设立了20个蜂箱。收获季节，看到农民们用自己提供的材料生产出蜂蜜，她异常兴奋。“之前很多中间商，到山村收购东西都压低价格，我希望给农民很好的价钱，公平交易。”来到云南，她称自己的创业是“天时地利人和”。当地政府鼓励发展经济，同时不破坏环境，“很需要我们这样的公司，来促成与当地农民的合作”。
她特别希望能帮助当地的女性。在她过去之前，当地的女人会采蘑菇卖钱，现在做蜂蜜，不仅不用离开家，还可以很快换得现金。她没想过，女人创业难度是大了还是小了。“我觉得，女人更容易获得信任，因为做企业不是那么为了钱。”
“有盈利吗?”记者问。“呵呵，现在还没有。”目前看来最好的结果是，2010年能把投资的钱收回，2011年开始赚钱。她没有透露自己到底投入了多少钱。她只希望自己在金钱和时间上的付出能跟收入持平。“当然，我知道这是个过程。”
不会放弃创业
在一个陌生的国家，跟最底层的农民打交道，做的却是全世界的生意。她知道，有些困难她想不到，也把握不了。
比如蜂蜜的世界价格如果降低了，自己的价格必然要降低。再比如环保问题，西方曾经就出现蜂群因农药而逃散事件。还有风险问题。“我们可以发展很多的农民养蜂，他们也很努力地在做，有主人公的意识。但出现问题，谁来为他们承担风险?这都是难题。”艾莉娅说。
她的农场还处于发展阶段。她希望自己的步子迈得稳健一些。今年，她在两个村庄做蜂蜜试点，每个村庄有100个蜂箱。但当地部门希望，几年内能在100个村庄做蜂蜜。“太激进的计划不是很好的。”艾莉娅摇头说。
甚至还有一些小问题。比如蜂蜜用玻璃包装还是塑料包装?前一种环保，但易碎，后一种简便，但不够环保。“哪一种更好。我也没有定论。”
“如果坚持不下去，会不会放弃?”记者问。
“如果这些事情都发生，那就太悲惨了。但我不会放弃创业这条路。”
她的步骤是，目前最紧要的要管理好提供蜂蜜的人，要保证自然的、纯粹的蜂蜜。然后，她需要完善分销渠道。“刚开始的时候，先卖给外国人，香格里拉蜂蜜的价格比国内稍高，但比国际价格低，还是有竞争力的。之后再卖给国内的有机食品店。”
艾莉娅的目标是，2010到2011年，以向中国城市的中产阶级人群销售自己的产品。她还有个大大的梦想，想来自己都觉得很“狂妄”——希望在中国盛产蜂蜜的地区，每户人家都有她的10个蜂箱，向她的农场提供蜂蜜。
她周围的朋友评价她：有创造力，有社会责任感，有决心。记者笑着说，有这么多优点的人，“之后必成大器。”
粗通中文的她听后，头往后一仰，哈哈大笑
金百利贫民窟的“百万宝贝”
21岁，成长于菲律宾最贫穷的烟山地区，目睹了贫困、营养不良与死亡。2008年成立Alga Ventures公司，开发低成本的螺旋藻糖果和粉末，她的目标是在菲律宾战胜“长期缺乏能量和蛋白质导致的营养缺乏症”。
创业秘笈：螺旋藻。
与乔琬珊、艾莉娅截然不同，21岁的金百利(Kimberley)的梦想不是为穷人赚钱，而是为穷人省钱。
她的左手腕上，戴着一块很具男性气息的手表。红色的短上装，黄褐色的裙子，眼神里散发出几分稚气。但说话的时候，没有流露出太多的紧张。
“我是菲律宾华侨。每次放学回家，都会看到没穿衣服的小孩到处乱跑。我从小就接触过贫穷，营养不良和死亡。”她用不太熟练的普通话，努力介绍自己。她在菲律宾最好的学校读书，又到法国留学。
“我周围的很多小孩都得了蛋白质缺乏病，以及引起的并发症。我慢慢知道螺旋藻含有很多蛋白质，是同等大豆的三倍，而且容易吸收。我就有一个想法，用螺旋藻改变这种营养状况。”她解释自己创业的初衷。
同时，螺旋藻低廉的价格也让她认为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途径。“现在也有很多人制造螺旋藻，都是以药片的形式出现，价格很高，普通人根本消费不起，但恰恰他们是最需要的人。”
金百利和她的同事将螺旋藻做成了粉末添加剂，成本很低，仅仅是市场价的三分之一。她甚至希望，能把这种廉价的营养品推向全世界，因为这种病不仅存在于菲律宾。
对他们来说，目前最困难的是资金方面的问题。最初，跟她合伙的几个朋友，每个人出了几千美元，买到原料养海藻。但到了转化成食品这个环节，仍然是缺钱。他们的解决方法是，跟当地的食品公司合作，先把产品推向市场。
目前她的产品还没有开始销售，按照计划，4个月之后，她的产品就会上市。一种是糖果，一种是添加剂。他们拿到的执照，是营养品的执照，而不是药品。她并不怕别的公司来抢占这个市场。“我们是为穷人服务的，用最低的成本来做这个事情。技术可以偷，但理想与商业计划是偷不了的，因为不会有人拿钱来为穷人做事。”
金百利说，目前她的产品有两种销售模式，一种是间接的销售模式，做成螺旋藻的糖果，卖给政府，用公共计划服务穷人。另一种模式是生产以螺旋藻为主要成分的食品添加剂，这将是他们利润的主要来源。
在菲律宾，由于传统文化的原因，女孩大部分做了家庭主妇。她却比较倔强：“我不愿墨守成规，去做一份平庸的工作。”
用海藻制造营养品，是金百利一直努力的方向。上大学的时候，她就开始在自己家的后院里种海藻，为了给海藻更多的养分，她甚至买了很多动物的内脏，把自己的家搞成了一个“实验室”。
她的父母一边感到惊奇，一边默默地支持她。他们是从福建过去的移民，也是创业者，母亲早年生产内衣，现在已经与当地最大的纺织厂有了合作。她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姐姐在波士顿经营一家自己的公司。“我们家似乎有创业的血统。”
早年，金百利一家生活在菲律宾马尼拉的贫民窟。“有很多棚户区，堆积着很多垃圾，远远看去，经常冒烟，那个地方也被称为烟山。”
她看过《贫民窟里的百万富翁》，觉得很写实，里面的很多场景，比如棚户区，比如电话中心，都让她想起自己的童年。
她当然也希望成为百万富翁。“经济是衡量的一个硬指标。但更重要的是，我要跟很多庸庸碌碌的人区别开来。比如某天早上出门，你会看到很多捡垃圾的孩子。如果能改变他们的生活，那我就会觉得自己不再平庸。这就是成功。”
21岁，她不太喜欢别人提到她的年龄，“很多人觉得我太年轻，不愿意理我。年龄不就是个数字吗?年轻人有激情，也很谦虚，会去努力去学很多东西。”她说。
这次卡地亚创业大赛给冠军的创业资金仅有2万美元，但给获奖者提供的顶级专业团队的创业指导，这是金百利与乔琬珊、艾莉娅都梦寐以求的。而她们商业计划的创新性，以及对弱势群体、本土文化的关注，也正是大赛评委所看重的。
这次是金百利第三次来中国，六年前，她和父母到福建老家看望了祖父母。她讲英语，也会讲闽语，但普通话不好。“两年后，我要把螺旋藻的添加剂卖到中国。”
这个看似还稚气的女孩，野心勃勃。
乔琬珊
哈佛女孩的牦牛帝国
27岁，毕业于哈佛大学。2006年创办Shokay公司，专门利用牦牛纤维生产家用服饰、儿童服装等。她的公司从偏远地区牧民手中直接收购牦牛纤维，并雇佣农村的女编织工。她希望Shokay能引领“既具有异域风情又具有社会责任的奢侈风尚”。
创业秘笈：牦牛。
乔琬珊让阳光媒体集团主席杨澜感到惊异：你其实已经很成功了，还来参加创业比赛?
乔琬珊折叠式的名片上写着：Shokay，世界上第一家牦牛生活创意店。在美国出生，7岁回到中国台湾，然后又去美国念书，到中国大陆创业，现任Shokay公司的CEO。这是乔琬珊目前的人生足迹。
她现在最苦恼的是，一种没被世界认知的东西，如何被别人认同?很多时候，她耐心地将“牦牛绒”的来历介绍给客户。但对方听完之后，摸着手中温滑的衣服，惊奇地问：这个是从羊身上剪下来的吗?
虽然牦牛被说成“一身都是宝”，但很少有人认识到牦牛绒的价值，手感粗糙、颜色单一，这是一些人对牦牛绒衣装的印象。在国外，人们对牦牛绒几乎一无所知。
“80%的牦牛绒出产在中国，带动这个行业的也必须是中国。”乔琬珊说。这句话的另一句潜台词是，在中国领先这个行业的，正是28岁的乔琬珊。
“要做MADE IN CHINA的东西”
2006年，正在哈佛大学念公共管理与国际发展专业的乔琬珊，用了六周的时间，和同学到云南做考察。在那里，她第一次看到了牦牛。“世界上有1.4亿头牦牛，大部分在中国。”随后，她看到了联合国出版的一本书中有这样一句话：“牦牛身上的毛很软，可以与羊毛媲美。”
如果是这样，为什么市场上看不到?调查中，她发现，国内纺织厂家，并不善于产品的拓展，基本是国外市场需要什么，厂家就做什么。“但国外的设计师，不知道中国有牦牛绒这种材料，当然也不会有订单。”
乔琬珊决定试一试。
从小她就喜欢尝试。比如到餐厅点东西，很多人都爱固定点一种。但她每次都点不一样的食品，她想要尝遍各种口味。“我是双子星座，喜欢尝试。”
那次考察结束后，她逐步确定了自己的方向：用牦牛绒做衣服、做饰品，创建自己的品牌。“除了理念和品牌，我一无所有。如果卖原料，我们没有优势，我们不是贩卖者。我们也没有自己的工厂，必须跟加工厂合作。”
牦牛的英文是Yak，在英文中，这个单词还有“饶舌，废话”的意思。显然，这个单词做品牌不合适。于是，就有了Shokay。
有朋友向她建议，既然你要做奢侈品牌，那就要把最后一个制造步骤放在意大利，这样，就可以打上MADE IN ITALY的标志。“但我们就是要做MADE IN CHINA的东西。我们不会违背自己的理想。”
“牵着牦牛走出哈佛”
现在Shokay的品牌LOGO就是一头牦牛的剪影，牛背上有传统的中国结图案。
乔琬珊的尝试让朋友和父母感到担心。她的同学毕业后大部分去了银行等领域。“我父母送我去哈佛读书的时候，没想到女儿是牵着一头牦牛走出哈佛大门的。”说起这，她忍不住大笑。
本科时候，她学的是金融管理专业，到了哈佛大学后方向是国际发展，这是个跟扶贫有关的专业。“我接触了社会契约的概念，但在中国没有看到这样的商业MODEL。那我们撇开理论，试试看，能否成功?”
在藏民中间，她会被感动。“即使他们一无所有，他们也要热情地给客人倒酥油茶。”当然，怀疑也是有的。第一次收购牦牛绒的经历，就类似商鞅变法的“南门立柱”。
面对几个号称收购牦牛绒的陌生年轻人，当地藏民不知道他们的居心。第一天，没有人出售，第二天，依然没有。几天后，才有一个人试探性地拿了一袋子牛绒过来。看过后，她说：你这些毛太粗糙了，请分梳好了再拿回来。之后，这位藏民又拿着分梳好了的细牛绒过来，双方成交。
在收购的第一袋牛绒上，乔琬珊郑重写上了“Shokay”这个词。
这个过程中，很多藏民始终在看着，然后，收购的生意慢慢做起来了。信任，也一点点在累积。
那一次，乔琬珊一共收购了1吨多的牛绒。乔琬珊和伙伴们从哈佛拿到的1.5万美元的奖学金，大部分都花在这上面。当把一袋袋的牛绒扔上卡车的时候，乔琬珊心里不断地翻腾：全部家当都在这里了，我们到底能做成什么?
这是一种冒险。直到现在，冒险也一直存在，比如与纺织厂家合作。“到纺织厂订货时，如果做出来的效果不够好，跟设想的不一样，那我们就得自己把产品消化掉。”她曾经有数次失败，将牛绒跟丝、羊毛跟混纺，结果都不理想。
让她感到欣慰的是，她终于跟当地农民打成一片。去年，跟她合作的农民有3000多户，今年，规模计划扩大到1万多户。当地农民不仅为她们提供牛绒，还手工为她们编制饰品。目前，她已经有了100多家门店，产品出口10多个国家，出产纱线、家居、成人饰品、小孩玩具等产品。
乔琬珊的目标是，今年收购10吨牦牛绒。10吨，看起来不是很多，但一头牦牛每年仅能提供100克牛绒，10吨就需要从10万头牦牛身上采集。
这也决定了Shokay只能走奢侈品的路线。在她随身带的几件饰品中，一头小牛饰品市场价为220元，而一条围巾市场价为770元。“其实，这个价格也不是极奢侈。”她说。
她的梦想是：以后人们想到牦牛绒，就想到Shokay。在更远的未来，人们一想到来自中国的奢侈品牌，就会想到Shokay。 思路清晰，落落大方，一身黑白格调的衣服。面对镜头，乔琬珊一直自信地微笑。“当初做这个事情，也没做很好的风险评估。”她笑着说。“不过，如果想太多的风险，也许从来就不会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