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东汉王充在建立自己的人力资源理论时，对儒吏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他注意到汉代政府重吏轻儒的缺陷，指出儒生和文吏两类官员的不同，提出“以儒生修大道，以文吏晓簿书”的设想，并对儒学群体中的儒生、通儒、文儒、鸿儒进行区分，批评俗儒向文吏的转化，进而对官场人员结构和层级结构做了论证。他还对贤佞区别进行了辨析，归纳了佞人的各种表现，提出了识别佞人的方法，从逻辑关系上批驳了世俗的贤人标准，以或然性否定了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必然性。他提出的“以欲察佞”、“观心定贤”，具有历史性的启发意义。从《论衡》的整体倾向看，王充在自然科学和哲学上的贡献并不突出，而在人事管理的探索上达到了新的高度。 儒吏关系——人才群体的组合 《论衡》在人力资源思想上有一个特殊贡献，就是对儒吏关系的辨析。在中国古代，这一辨析开了人才群体问题研究的先河。在《程材》《量知》《谢短》《效力》《别通》《超奇》《状留》诸篇中，王充对如何考察、衡量、使用儒生与文吏两类人员，进行了独到的分析。 吏是最早进入官场的群体。它从“史”发展而来，吏、史、事，三字本为一源。所谓史，就是官府中的下层办事人员。商周有大量的史，他们最主要的活动是处理文书，执行事务。其具体工作包括制作竹简木牍，抄写公文，执行上司指令，即所谓“刀笔吏”，后来统称文吏；《水浒》中的押司宋江，就是文吏的艺术典型。这些人熟悉公文，精通法令，善于察言观色，谙熟衙门惯例。秦王朝的“以法为教”和“以吏为师”，使刀笔吏成为政坛主宰。汉初相国萧何，出身于秦吏，由于他的显赫业绩，被后代供奉为文吏的职业神。一直到明清的县衙，文吏还在他们办公地点之外设一个小龛，塑有萧何像，烧香膜拜。 汉代建立后，吸取秦王朝单一用吏的教训，开始用儒生给官吏队伍“掺沙子”。到了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儒生在官府中的比例迅速上升，历史进入了儒吏并用的时代。不过，就整个两汉而言，官吏的数量上一直是文吏占优势。从西汉到东汉，基本政策是“霸王道杂之”，所以人事上也就“儒吏兼用之”，而且文吏往往占据要职。此后，儒开始吏化，以同过去占据要津的文吏争夺地位；吏也开始儒化，以适应朝廷指导思想的转变。 王充认为，汉代人事政策的偏差是重吏轻儒。官场上多数人认为，文吏办事利便，儒生不通实务；王充决心纠正这种认知偏差。他强调，儒吏各有所长，问题出在官场的评价尺度以文吏为基准上。将（地方长官）忙于政务，事务繁多，文吏凸显其长，所以“世俗常高文吏，贱下儒生”。对文吏评价高，对儒生评价低，源自长官自身能力不足，眼界不够。如果仅仅从办事能力来看，儒生当然不如文吏。“文吏理烦，身役于职，职判功立，将尊其能。儒生栗栗，不能当剧，将有烦疑，不能效力，力无益于时，则官不及其身也。”但从决策咨询来看，文吏则远不如儒生。“夫文吏能破坚理烦，不能守身。不能守身，则亦不能辅将。儒生不习于职，长于匡救。将相倾侧，谏难不惧。案世间能建蹇蹇之节，成三谏之议，令将检身自敕，不敢邪曲者，率多儒生。阿意苟取容幸，将欲放失，低嘿不言者，率多文吏。”总之，“文吏以事胜，以忠负；儒生以节优，以职劣。二者长短，各有所宜。世之将相，各有所取。取儒生者，必轨德立化者也；取文吏者，必优事理乱者也。”（《程材》）那些事务缠身的官员往往偏向文吏，而谋虑深远的官员则往往看重儒生。王充要把当时的评价偏差颠倒过来，说，如果追求修德教化，则“文吏瓦石，儒生珠玉也”。当然，这属于矫枉过正。总体上王充认为，选拔人才，儒吏不可偏废，相比之下还要优先用儒。儒者长在价值导向，文吏长在事务处理。“以儒生修大道，以文吏晓簿书。”（《谢短》） 王充指出，儒吏两个群体的不同特点，是通过不同的培养方式形成的。儒学的传承，靠的是熟读经典。而传世的儒学五经，渗透了伦理思想和道义准则。儒生耳闻目染，培养的是一种非功利习惯，提倡的是一种箪食瓢饮的精神风貌，追求的是一种以道治天下的责任担当，颂扬的是一种“说大人则藐之”的大丈夫气概。这种训练方式，有可能形成固执甚至迂腐的做派，但通常不会见风使舵、阿谀苟且。文吏的成长，是从文字的认知写作和实际运用入手。秦汉时期要求识字九千，熟悉小篆。秦代基本教材是李斯赵高等人的文字范本和现行法律政令，东汉后则以《说文解字》为教科书，侧重于文字的书写和修改功力，以及行政运作的技能训练。他们要掌握的是文字技能，读律讽令，熟悉官场程式。文吏所习所练，处处从实用出发，提倡察言观色，追求的是精明干练的务实技巧。这种训练方式，有可能形成逢迎巴结甚至寡廉鲜耻的人格缺陷，但熟悉公务、干事利落、深文苛察，为行政所需，尤其是能够顺应“治剧”的要求（汉代的衙门按照事务难易分“剧”和“平”，“治剧”就是能够应对艰难困窘的棘手事务，汉代选官专门有“治剧”科目），其行政能力为儒生所不及。 汉代的官吏选拔有四条标准：“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悌廉公之行。”（《续汉书·百官一》注引应劭《汉官仪》）这四条中的前两条针对儒生，后两条针对文吏。由此，形成了官吏群体的两大集团。历代正史列有循吏传和酷吏传，这一分类，恰恰是两汉形成的。大体上，循吏多出于儒，而酷吏多出于吏。所谓循吏，是“奉职循理之吏”。这类人物通常都重视教化，操守出众。“上顺公法，下顺人情”，是忠厚长者。所谓酷吏，则“皆以酷烈为声”，令行禁止，以能著称。循吏往往不能“治剧”，面对严峻急迫的行政事务束手无策。而酷吏往往操守可疑，面对政治对手和下层民众刻薄寡恩。汉代的人事政策是两种人都要用，以儒生来树立并坚守朝廷倡导的价值观念，矫正酷吏的急峻；以文吏来快刀斩乱麻处理棘手事务，弥补儒生的能力不足。“儒生务忠良，文吏趋理事”，这种组合方式，对此后各个王朝的官吏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
儒和吏的信念不一，行为趋向不一。从道义上讲，后人往往会批评文吏的操守，然而在汉代，官员多从现实需要出发拔高文吏而贬低儒生。“论者以儒生不晓簿书，置之于下第。法令比例，吏断决也。文吏治事，必问法家。县官事务，莫大法令。必以吏职程高，是则法令之家宜最为上。”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汉代选人的评判标准是官场需求而不是道义优先。王充说，评价人才，一定要先看以什么为标杆。例如，以种田优劣为标杆，自然农夫胜过商贾，而以贸易流通为标杆，自然商贾胜过农夫。从衙门实务来看，文吏当然优于儒生，而从社会教化来看，儒生肯定优于文吏。所以，人力资源管理，首先要确定的是评价尺度。汉代官场的通病，是过于看重官场的操作需要，以官场的规矩（条品）和惯例（故事）作为选人标准。“五曹自有条品，簿书自有故事，勤力玩弄，成为巧吏，安足多矣？”王充认为，要矫正这种偏失，在评价人才上一定要看到儒生之长和文吏之短。“儒生之性，非能皆善也。被服圣教，日夜讽咏，得圣人之操矣。文吏幼则笔墨，手习而行，无篇章之诵，不闻仁义之语。长大成吏，舞文巧法，徇私为己，勉赴权利。考事则受赂，临民则采渔，处右则弄权，幸上则卖将。一旦在位，鲜冠利剑。一岁典职，田宅并兼。性非皆恶，所习为者违圣教矣。”王充告诫人们，即便是以法令为标准，文吏熟悉的是具体的法令条文，而儒生掌握的是法令精神渊源。五经为汉代立法，律令要体现《春秋》大义，以此推论，儒生高于文吏。“儒生所学者，道也；文吏所学者，事也。假使材同，当以道学。如比于文吏，洗泥者以水，燔腥生者用火。水火，道也，用之者，事也，事末于道。儒生治本，文吏理末，道本与事末比，定尊卑之高下，可得程矣。”（《程材》）“以儒生修大道，以文吏晓簿书，道胜于事，故谓儒生颇愈文吏也。”（《谢短》） 王充还以汉文帝时张释之的解释为例，进一步说明儒生高于文吏的道理。汉文帝曾到上林苑视察，张释之随行。在上林苑的虎圈旁边，文帝询问主管官上林尉圈养的禽兽数量情况，连续问了十几个问题，上林尉支支吾吾回答不出来，而下面的虎圈啬夫代上林尉回答，数据详实，有问必对，口齿伶俐，应答得体。文帝就发了火，说，吏就应该像这个虎圈啬夫，上林尉失职；遂让张释之草拟文件，任命虎圈啬夫为上林令。张释之抗命不从，反而对文帝解释说，单纯以口齿伶俐、应对巧辩选官，很有可能出现偏差。“秦以任刀笔之吏，吏争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无恻隐之实。以故不闻其过，陵迟而至于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啬夫口辩而超迁之，臣恐天下随风靡靡，争为口辩而无其实。且下之化上疾于景响，举错不可不审也。”（《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说服文帝收回成命。王充引用张释之事例并进一步发挥说：“将相知经学至道，而不尊经学之生，彼见经学之生，能不及治事之吏也。牛刀可以割鸡，鸡刀难以屠牛。刺绣之师能缝帷裳，纳缕之工不能织锦；儒生能为文吏之事，文吏不能立儒生之学。”（《程材》）所以，用人应该把儒生排在文吏之上。 但是，儒生是不是都像王充所言，道义在握，品行高洁，见识深远？对此，王充有相应的分类。单纯就知识和学问而言，王充把儒者分为以下几类：“夫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故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超奇》）儒生是儒家的初入门者，以五经中学通一经为标准。通人也称通儒，指学通五经，博览群书，不仅掌握儒学理论，而且兼知百家诸子。具体标准是：“通书千篇以上，万卷以下，弘畅雅闲，审定文读，而以教授为人师者，通人也。”文人也称文儒，又比通儒高一个层次，不仅学通古今，而且通而能用，可以针对现实提出对策，运用儒术解决实际问题。具体标准是：“杼其义旨，损益其文句，而以上书奏记，或兴论立说、结连篇章者，文人鸿儒也。好学勤力，博闻强识，世间多有；著书表文，论说古今，万不耐一。然则著书表文，博通所能用之者也。”最高层次是鸿儒，能够创立学说，意境深远，影响巨大，就像山丘有土石，有铜铁，有金玉。“然鸿儒，世之金玉也，奇而又奇矣。”（《超奇》）在王充眼里，司马迁、董仲舒尚未达到鸿儒水准，扬雄、桓谭庶几近之。相比而言，鸿儒是能够提出治国思想、形成原理法则的稀世之才，就像孔子做《春秋》那样，成为社会的泰山北斗。官场常用的，是较为高层的文儒和较为下层的儒生。 社会上常见的多是一般儒生。由于汉代官场看重文吏，导致儒生向文吏转化。王充认为，上之所好，下必趋之。儒生中的聪慧敏捷者，往往会放弃儒学立场，随时变化，学习吏事，把自己变为文吏，却依然顶着儒生的名号，这是俗儒。“有俗材而无雅度者，学知吏事，乱于文吏，观将所知，适时所急，转志易务，昼夜学问，无所羞耻，期于成能名文而已。”对于俗儒，王充也是看不上的。但是，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儒生，则耻于学习吏事而被官场排斥。“其高志妙操之人，耻降意损崇，以称媚取进，深疾才能之儒汨入文吏之科，坚守高志，不肯下学。”这种不肯转变为文吏的儒生，或因实际干事不够敏捷，或因直言不讳遭到忌恨，或因不谙法令而违反规制，“故世俗轻之，文吏薄之，将相贱之”（《程材》）。这是儒学的悲哀。所以，王充站在儒学的立场上，为儒生鸣不平，强调儒与吏各有所长，而且儒高于吏。他要求官场应该改变选人尺度。所谓“程材”，就是衡量人才的标尺和方法，王充以自己从事人事管理的实践总结出，只有在标尺上把儒放在吏之上，才可在实践中收到儒吏并用的效果。也就是说，在道德操行标准和办事能力标准之间，坚持道义领先，才能形成人才评价的平衡。如果认识不到道为本，事为末，就可能会以事功损害道义。 王充的这种思想，在后代被归纳为“以德为先”、“德为才之帅”。文吏的官方评价被逐渐降低。唐人刘晏认为，“士”与“吏”相比，士“名重于利”，而吏“利重于名”。到了明代，文吏的社会评价一路下滑，永乐七年，明成祖准备任命张循理等二十八名御史，后发现其中有四人出身文吏。“上曰：用人虽不专一途，然御史，国之司直，必有学识，达治体，廉正不阿，乃可任之。若刀笔吏，知利不知义，知刻薄不知大体，用之任风纪，使人轻视朝廷。”遂将这四人黜降他官，“谕：自今御史勿复用吏”（《日知录》卷十七）。可见，王充对儒吏关系的辨析，是从人力资源管理角度落实“独尊儒术”的人才评价理论分析，奠定了后代人才评价尺度的基本走向。 由于儒者可以分为不同的层次，而长官的眼界也有高低之分，所以，儒者在官场的遇与不遇就有了不同的组合。王充认为，官场的正常层级结构，应当是儒者在上而文吏在下，能不能形成这样的结构，则取决于领导人（将）的眼力和价值观（道）的导向。“将明道行，则俗吏载贤儒，贤儒乘俗吏。将暗道废，则俗吏乘贤儒，贤儒处下位。”（《状留》）王充认为，汉代人事的主要弊端，是贤儒沉滞下位，俗吏超迁居上。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领导人能否当伯乐。王充说，过去曾经有过让良骥拉盐车的事情，只有伯乐、王良这样的识者，才可解除良骥的盐车之轭，令其奔驰千里。“今贤儒怀古今之学，负荷礼义之重，内累于胸中之知，外劬于礼义之操，不敢妄进苟取，故有稽留之难。无伯乐之友，不遭王良之将，安得驰于清明之朝、立千里之迹乎？”（《状留》）二是儒者的不同类型影响其官场前程。王充指出，贤儒和俗吏相比，以木材为喻，俗吏是枫桐之类的速成树木，生长虽快却木质不坚，贤儒是檀香之类的优质树木，生长极慢却细密坚挺。快速成长者往往引人注目，随风飘扬的是鸡毛草芥，狂飙吹不动的是巨石金铁。大儒往往需要多年修炼，品行方正，方正近钝，难以脱颖而出；小儒往往浅尝辄止，粗砺尖锐，尖锐易现，能够快速见效。“由此言之，贤儒迟留，皆有状故。状故云何？学多、道重为身累也。”（《状留》）所以，对领导者而言，要当“活水”“洋风”，造就不湍沙石、不扬毛芥的情境。对儒者而言，要自我把持，锐意于道，不为功利所动。 儒与吏各有所长，当然也就各有所短。王充的思想，强调儒与吏的合理搭配，暗含着儒吏之长不可兼得的观点。但是，随着官场上儒的吏化和吏的儒化，有不少人试图把二者之长结合起来，让儒接受吏的训练，让吏接受儒的熏陶，集儒吏的优点于一身。建安名士王粲的《儒吏论》，可谓倡导儒吏合流的代表。“士同风于朝，农同业于野，虽官职务殊，地气异宜，然其致功成利，未有相害而不通者也。至乎末世，则不然矣。执法之吏，不窥先王之典；缙绅之儒，不通律令之要。彼刀笔之吏，岂生而察刻哉？起于几案之下，长于官曹之间，无温裕文雅以自润，虽欲无察刻，弗能得矣。竹帛之儒，岂生而迂缓也？起于讲堂之上，游于乡校之中，无严猛割断以自裁，虽欲不迂缓，弗能得矣。先王见其如此也，是以博陈其教，辅和民性，达其所壅，袪其所蔽，吏服训雅，儒通文法，故能宽猛相济，刚柔自克也。”（《艺文类聚》卷五二）这种想法确实很美，但现实却不尽如此。据传说，舞蹈大师邓肯曾经向文学大师萧伯纳求婚，声称：我们的后代，会有像我一样美丽的身材，像你一样聪明的脑子。萧伯纳的回答是：如果小孩的身材像我，脑子像你，那就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情。这段广为流传的轶闻是否属实且不去管它，但可说明在儒吏结合的逻辑上，王粲的思路就相当于邓肯的期待，而实际效果却如同萧伯纳的预言。王充不谈二者的结合，只谈二者的差异，正是他具有丰富人事管理经验的老到之处。后来王粲的《儒吏论》，不过是书生论政而已。但是，在历代的人力资源管理思想中，类似于王粲的观点还大有人在，对现实有相当大的消极影响。儒吏合一的结果，是儒的乡愿化和吏的虚伪化。所以，重新思考王充的论证，以和而不同的观点看待人才结构，即便在当今也是具有启迪意义的。 贤佞辨析 古代用人最重要的是区分贤佞。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应该选贤与能，但问题出在对什么是贤什么是佞的判断上。以春秋时期的齐桓公为例，易牙烹子、竖刁自宫、开方弃亲；管仲认为这三人的行径背离了人的正常情感，属于大奸大憝，而齐桓公认为这三人效忠于己，才能难得。最后，齐桓公死在这三人手里，后来历代都把这三人作为佞臣的典范。宋代苏洵在《辨奸论》中总结道：“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然而，人事管理中一直存在一个重大问题，即凡属奸佞，都在其得志时被上司看作贤能，如果君主能够事先发现奸佞，奸佞就无法得势。所以，如何在早期区分贤佞，是历代治理国家的难点。针对这一问题，王充对贤佞之辨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王充在《答佞》篇中，对奸佞现象进行了反复说明。他指出，期望高官厚禄是人之常情，贤者也追求富贵。贤佞的区别在于：贤者取之有道，佞者以欲害义。“富贵皆人所欲也，虽有君子之行，犹有饥渴之情。君子则以礼防情，以义割欲，故得循道，循道则无祸。小人纵贪利之欲，逾礼犯义，故进得苟佞，苟佞则有罪。”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就在于能不能以礼义约束自己。以道义克制情欲，就是君子；为情欲违反道义，就是小人。“存天理，灭人欲”的逻辑，在王充这里就已经萌生。 具体到小人，王充认为，小人有谗人和佞人的区别。“谗与佞，俱小人也，同道异材，俱以嫉妒为性，而施行发动之异。谗以口害人，佞以事危人；谗人以直道不违，佞人依违匿端；谗人无诈虑，佞人有术数。”正是这种区别，往往导致君主能够远谗而不能别佞。有人认为，佞人喜好毁人，王充认为这种说法不确。他指出，喜好毁人，只能算谗人，不能算佞人。佞的目的是求利，“苟利于己，曷为毁之？苟不利于己，毁之无益。”佞人危害别人的方式不是毁人，而可能是誉之赞之。特别重要的是，如果毁人，人亦毁之，以他人为敌，会使自己得不到利益，所以佞人不会做这等傻事。判断佞人有一个重要尺度，就是看他如何谋利；那种害人不利己的行为尽管可恶，但不属于佞人。还有人觉得，佞人可能不在一般场合毁人，但会在上司那里毁人，王充认为，这种观点也有问题。佞人害人的目的是要为自己谋利，所以，他们往往以赞誉对方来损毁对方，以麻痹对方来制造危机。假如佞人要害某个非常杰出的贤人，他会大力赞扬他。当众人向长官推荐时，他会轻描淡写地向长官挑明该人“志高则操与人异，望远则意不顾近”，令上司对自己能否驾驭这样的人才产生疑虑。然后佞人会站在体谅上司难处的角度建议说，对于这样的大才，“屈而用之，其心不满，不则卧病。贱而命之则伤贤，不则损威。”总之，佞人排斥他人，是顺着上司，说着好话，绝不轻易开罪于他人，表面上处处替他人着想，实际上处处为自己谋利。 王充认为，尽管人才能不能发挥作用出自偶然，但贤佞是可以察明的。“在人君位者，皆知九德之可以检行，事效可以知情，然而惑乱不能见者，则明不察之故也。人有不能行，行无不可检；人有不能考，情无不可知。”佞人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言合行违，名盛行废”，要看其行为的善恶，而不能只看言论和名声。但是，佞人为恶，同普通的恶人不一样。佞人并不做出人人都讨厌的恶行，“诸非皆恶，恶中之逆者，谓之无道；恶中之巧者，谓之佞人。”由此可见，佞人往往是讨人喜欢的，尤其是能讨上司喜欢。 以善恶区分贤佞，必须推鞫动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聪明有蔽塞，推行有谬误”。所以，判断人之善恶要看其错误是出于故意还是过失。这一点，正是《尚书·康诰》所说的那样，小罪却是故意所犯者不可不杀，大罪却是过失而犯者则可赦免。即“刑故无小，宥过无大”。另外，人的主观努力和实际功效往往不对应。张仪苏秦的纵横捭阖也可以建立奇功，而大禹皋陶也可能遇到大水大旱。所以，判断贤佞必须原心省意，查其起因，而不能只看成效。再进一步，是否采用权变之术同样不能作为贤佞的区分标准。贤人用权，是为事为国；佞人用权，是为己为家。区分贤佞的标准，要看他的动机是什么。 佞人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即不“养名作高”。佞人凡事都从利益出发，他不会为了名声而牺牲利益。那些在权势面前不屈膝阿谀者，才是真正的“养名自高”。佞人的名声，不是来自品行，而是来自权势。所以，以“高名”判断人，要看这个“高名”是君子的评价还是小人的评价。“佞人食利专权，不养名作高。贪权据凡，则高名自立矣。称于小人，不行于君子。何则？利义相伐，正邪相反。义动君子，利动小人。” 王充特别指出，佞人有大佞和小佞，一般来说，“大佞易知，小佞难知”。就像江洋大盗很好辨识，而小偷小摸难以分辨一样。才能高强的佞人，所谋者大，且多能得手，容易发现，才能拙劣的佞人，所谋者小，且往往无效，很难觉察。但是，在具体的情境下，上层和下层对佞人的判断难易是不一样的。“上知之大难小易，下知之大易小难。”对君主而言，高明的佞人道貌岸然，论说丽美，善于迎合，举止恰当，还能顺应和助长君主的威势，所以，君主往往不能发现其奸佞所在，即便发现也觉得不宜责备，或者过分喜欢而不忍排斥。而拙劣的佞人，言谈多有谬误，行事并不严密，所以能引发君主警惕。对下层乃至民众而言，佞人的危害就像屋漏，漏得厉害下面感触深，漏得轻微下面感触浅。最重要的判断尺度是利益分配上的标准，“损上益下，忠臣之说也；损下益上，佞人之义也。”搜刮民财的佞臣，君主往往看不到他们的危害，而民众会感到切身之痛。由此分辨，佞人是可以认知的。 对于辨别佞人，王充主张以出自《大戴礼记》的《文王官人法》为据，看其言行是否一致，有无特意讨好上司。“考乡里之迹，证朝庭之行，察共亲之节，明事君之操，外内不相称，名实不相副，际发会见，奸为觉露也。”只要君主保持清醒头脑，佞人不难察觉。 如何辨别贤人，王充也有自己的看法。在《定贤》篇中，王充一口气驳斥了二十多种世俗的贤人标准。这种驳斥，对于理顺人力资源管理的逻辑关系，具有重要价值。 王充认为，“仕宦得高官身富贵”，不能作为贤的尺度，因为富贵贫贱由命不由人。“事君调合寡过”，也不能作为贤的尺度，因为这往往来自揣摩上司意图，甚至以貌美献媚取悦上司，这是典型的佞幸之徒。“朝庭选举皆归善”，人人都说好话并不是贤，因为推荐选拔存在着“德高而举之少，或才下而荐之多”的现象，以此为贤，会导致“广交多徒，求索众心”；而为人正直，刚正不阿，“清直不容乡党，志洁不交非徒，失众心者，人憎而毁之”。齐威王时，治理有方的即墨大夫在朝堂没人说好话，而贪赃枉法的阿大夫却人人赞誉。“人众所归附、宾客云合者”，也不是贤，尽管战国四公子门下都有宾客数千，但汉代名将卫青霍去病门下无一宾客，并不妨碍他们的贤能。“居位治人，得民心歌咏之”，照样不是贤。得民心与得宾客实际是同样性质。越王勾践吊死扶伤深得民心，但其目的是为自己雪会稽之耻；有些领袖人物讨好民众，实际上别有用心。“居职有成功见效”，也不是贤。因为居职的成功有很多是机遇和情境造成的。时运不对，尧舜也治不了国；命尽当死，扁鹊也治不了病。农业丰收，很有可能是风调雨顺，而不是治理有方；盗贼蜂起，很有可能是社会瓦解，而不是长官非贤。“孝于父、弟于兄”，同样不是贤。只有父兄不慈，才会彰显孝悌。舜的孝行，是因为有一个为恶的瞽瞍父亲。同理，“忠于君”也不是贤。关龙逄比干之忠，正是夏桀殷纣之恶造成的。这个道理，实际上晏婴已经讲得很清楚。晏婴认为，忠臣事君要“有难不死，出亡不送”，因为“言而见用，臣奚死焉？谏而见从，终身不亡，臣奚送焉？若言不见用，有难而死，是妄死也；谏而不见从，出亡而送，是诈伪也。故忠臣者能尽善于君，不能与尽陷于难。”“全身免害，不被刑戮”，照样不是贤。能否免于受害，是命禄所致，同贤否无关。公认的圣贤人物，周文王曾被拘羑里，孔子曾厄于陈蔡，就是明证。“委国去位，弃富贵就贫贱”，更不是贤，如伯夷叔齐让国，是情势所致；而管仲与鲍叔牙经商中多拿多占，执政后追求奢华，不妨碍管仲为贤。“避世离俗，清身洁行”，也不是贤。这同放弃王位性质一样，与情境遭遇有关。长沮、桀溺避世隐居，不是他们的本意，不过是因现实所迫无法实现他们的抱负罢了。“恬憺无欲，志不在于仕，苟欲全身养性”，这种人是老聃之徒，与贤无关。所谓贤人，是忧世济民者，为此，孔子栖栖，墨子遑遑。背离孔墨，追慕黄老，正是对贤的放弃。“举义千里，师将朋友无废礼”，也不是贤，义举需要财力支撑，礼仪需要物质条件。家贫无隔夜之粮，财少无行礼之器，不见得就不是贤。“经明带徒聚众”，同样不是贤。明习经书，只能说属于儒者，如果儒者只能传教文句，没有思想，不过是一种与邮驿门人类似的职业而已。“通览古今，秘隐传记无所不记”，尚未达到贤，如司马迁和刘向，虽有博览通达之名，实为主领书记之之职。“权诈卓谲，能将兵御众”，则与贤不相关，这属于韩信之徒，“有攻强之权，无守平之智，晓将兵之计，不见已定之义，居平安之时，为反逆之谋”，显然不是贤。“辩于口，言甘辞巧”，属于子贡之徒，子贡口才超群，孔子却把他排在颜渊之后。口才胜过行为，正是张释之不以为然的虎圈啬夫之类。“敏于笔，文墨两集”，也不算贤，笔墨好等同于口才好，“口辩，才未必高；然则笔敏，知未必多也”。更有甚者，敏于官曹之事，则莫过于张汤，深文周纳，流于酷吏，与贤背道而驰。“敏于赋颂，为弘丽之文”，属于司马相如、扬雄之类，虽然文如锦绣，言辞华丽，如果不能明辨是非，推进崇实之化，依然不是贤。“清节自守，不降志辱身”，可以称为避世高人，但这类人“清其身而不辅其主，守其节而不劳其民”，无益于社会，也难以称贤。 列举了这么多，难道王充心目中就没有一个贤者？实际上，王充还有一个更严苛的标准。他以孔子评价其弟子为例，说明其中的道理。孔子认为，自己仁不如颜渊，辩不如子贡，勇不如子路。但是，孔子自有学生比不上的地方。“丘能仁且忍，辩且诎，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之道，弗为也。”也就是说，孔子知道如何适应情境。王充感慨道：“有高才洁行，无知明以设施之，则与愚而无操者同一实也。”由此再推论，人人都有不足，“夫如是，皆有非也。无一非者，可以为贤乎？”王充直截了当地说，人人都赞扬，似乎没有缺点的人，正是孔孟都深恶痛绝的“乡愿”，不但是贤，而且是“德之贼也”。 那么，如何识别贤者？如果按照世俗眼光，看到其人才高能茂，办事可以成功见效，就认定属于贤人，那么，识人也就太容易了。《尚书》称“知人则哲，惟帝难之”，世人却把辨别贤佞看得太容易，这是人事管理的一大误区。王充认为，知贤说难非常之难，说易也相当容易。会者不难，难者不会。如果掌握了识别贤人的道理，那么，普通人也可以辨析贤佞。用人不当的问题，就出在以世俗眼光判断人才上。“俗士以辩惠之能，据官爵之尊，望显盛之宠，遂专为贤之名。贤者还在闾巷之间，贫贱终老，被无验之谤。”王充给出的解决方案是，观察人的善心，作为评判贤否的终极标准。“必欲知之，观善心也。夫贤者，才能未必高也而心明，智力未必多而举是。”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以价值观评价人。那么，善心作为一种心理状态，如何观察？王充认为，价值观是通过言论和行为表现出来的。有善心就有善言，有善言就有善行。以心论言，以言察行。有善心，则“言行无非，治家亲戚有伦，治国则尊卑有序”；无善心，则“白黑不分，善恶同伦，政治错乱，法度失平”。王充断言道：“故心善，无不善也；心不善，无能善。心善则能辩然否。然否之义定，心善之效明，虽贫贱困穷，功不成而效不立，犹为贤矣。”所以，治国不谋功绩，关键在于求是，行事不求效果，关键在于务正。王充认为，孔子杀少正卯，正是遵循这一准则。 王充关于如何识别贤人的论证，在古代的人力资源认知上是划时代的。他采取的基本方法是列举出人才评价上的或然关系，并以这种或然关系打破人们的必然成见。在人力资源管理上，人们从经验总结和现实感受的角度，通常认为人员才能与组织绩效、官员廉洁与政治清明、用人得当与治国有方、君臣贤明与社会安定有着必然联系，而王充偏偏要打破这种定见，他通过自己的观察和推论，以比较极端的方式否定所谓的“必然”。有才能不见得就能做出绩效，廉洁不见得就能带来清明，贤能在位不见得就可以达到国泰民安。诚然，王充的某些话语可以找到不少漏洞，尤其是在逻辑关系上，他不承认必然却夸大了偶然。如果按照王充的逻辑推导下去，很有可能会走向极端，否定人类自身努力的积极作用。但是，王充的否定式，并非是真正的全盘否定，而是借助否定世俗标准来推导他提出的“善心”标准的合理性。至此，王充的论证就有了积极意义。他不过是用一连串的否定来说明“不一定”，从而引发对人才判别、人事管理的许多问题进行重新考虑。例如，是不是多数人赞扬的人就是好人？是不是绩效突出的人就特别能干？类似的问题，实际上一直在困扰着人们。时至今日，人们在人力资源评价上，依然存在众多误区，如可测量指标与不可测量指标的关系，大数概率与必然因果的关系等等。有很多今天仍然常见的偏差，是王充早就以否定夸张的方式曾经指出过的问题。王充不过是用古代的语言，说明了当今人嘴里“台风来了猪也会飞”的感慨。即便从人力资源管理的思路看，王充提出的“以欲察佞”、“观心定贤”，至今不失启发意义。就以企业经营而论，现代从一味强调利润和绩效，一步步走到强调文化和价值观，从以成败论英雄，一步步走到看重愿景和使命，似乎依然在验证着王充的先见之明。 王充的天道与人道 《论衡》一书，有着大量斥责虚妄的辨析。在这些辨析中，王充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贡献，就是以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论说，提供了人力研究的思路和逻辑。过去，很多研究者都重视王充在自然领域和哲学领域的贡献，例如他的“气”论，对地震的观察，关于自然灾害的陈述，关于日月星辰的记载等等，甚至有人要把王充拉到自然科学一边，称他为伟大的科学家。但如果真正读通《论衡》，不难发现，王充始终说的是人事。《论衡》字面写的是自然现象，隐含的认知是人力研究。 例如，王充关于天文、关于地理、关于日食月食、关于动植物、关于“气”等方面的论说，固然有其自然科学的价值；《九虚》《三增》诸篇，固然有其文本辨析和破除迷信的价值，然而，如果在这一方面过分拔高，反而有可能贬低其真正的思想史意义。徐复观对王充的批评，不能说没有道理。如王充对众所周知的事件文本夸大其词板起脸来严肃驳斥，被徐先生指为毫无幽默；对历史记录中的矛盾冲突简单处理（如关于武王伐纣血流漂杵和兵不血刃的冲突），被指为过于武断；以自然现象同人类现象异类比较推论，被指为幼稚可笑。就事论事而言，徐先生的批评是有道理的。确实，王充作为自然科学家是肤浅的，但是，徐先生似乎忽略了王充借自然以说人事的手法。如果还原王充本来就不是自然科学家的真实面貌，这种批评就大有商榷之处了。 平心而论，王充作为自然科学家是低档次的，与战国到秦汉的自然科学成就并不相称。王充作为哲学家也是有不足的，与先秦诸子的哲学思维相比明显欠缺开创性。论天道比不上老子，论伦理比不上孔孟，论逻辑比不上荀子韩非。但是，王充说的是人事，而对人力资源的认知，对人事管理的探索，则是先秦诸子比不上他的。 王充在论说自然时，实际上陈述的是识人用人的道理。他的自然天道和“气”论，不过是给他关于人事遭遇偶适提供依据；他对各种文本传说的纠谬，不过是给他论证人事谬误提供参照。正因为自然是自在的，所以人事才是偶然的。正因为自然没有目的性，人的努力和成就之间才没有因果性。从这一角度展开，方可看出王充思想的真正价值。 再进一步，王充疾虚妄，纠谬误，实际要矫正的，是识人上的虚妄，用人上的谬误。许多文本存在大量的夸大现象，王充正要借此指出人才评价上的晕轮效应；历史故事中有不少因众成事的记载，王充就要拿过来说明用人上的从众效应。当然，王充的时代没有晕轮效应和从众效应这些词汇，但相应的逻辑是存在的。孟姜女哭倒城墙的故事，是城墙偶崩、杞梁妻偶哭的“偶适”，官场上人的才能和功绩之间也是“偶适”。所以，王充一方面在关于自然的论述中展开识人用人之道，一方面又在关于人事的论述中用了大量自然现象做比喻，如以金银玉石喻贤人，以沙土毛芥喻俗人和小人等等。正是出于论人的需要，这位在细节上讲求逻辑辩驳谬误的奇人，却在宏观上常常犯逻辑错误。像一方面批判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一方面又高度肯定汉代的祥瑞，就是一例。理解了他是为说人事而讲逻辑，就能够看出造成这种错失的根源。至于他在《言毒》篇中说了蝮蛇蜂虿各种毒物之后，直接就讲“其在人也为小人。故小人之口，为祸天下”，更是借动物说人事的明证。 有意思的是，王充的有些论证，他自己也未曾料到，可为后代考察两汉人事提供参照。例如，他的《遭虎篇》，批评术士把猛虎食人与功曹为奸联系在一起，恰好给后代留下了汉代功曹地位重要的证据。“变复之家谓虎食人者，功曹为奸所致也。其意以为功曹众吏之率，虎亦诸禽之雄也。功曹为奸，采渔于吏，故虎食人以象其意。”王充本来要说的是老虎吃人与功曹的行为没有关联，后人从中看到的恰恰是功曹位居众吏之上，以及功曹作恶的危害之大。他的《商虫篇》，批评术士把虫害与官吏联系到一起，恰恰给后代留下了官民关系的证据。“变复之家谓虫食谷者，部吏所致也。贪则侵渔，故虫食谷。身黑头赤，则谓武官；头黑身赤，则谓文官。使加罚于虫所象类之吏，则虫灭息不复见矣。”同“遭虎”的性质一样，王充本来要说的是虫害发生与官吏没有关联，后人从中看到的恰恰是官吏凌驾于百姓之上，以及官吏侵渔百姓之烈。就事论事说王充关于虎患、关于虫害的认识多么到位，是一种研究的错位。而从中看到王充特别注重自然与人事关联的民间传说，才可发现他在潜意识里也对人事管理念念不忘。 对王充和《论衡》的研究，已经有了许多成果，但是，从对人自身的认知、人力资源评判、人事管理等角度展开，有可能会对他的管理思想发掘更深。有些问题，王充的答案不见得正确，然而，在思路上仍然对今天能带来启迪。例如，对贤能的评价，是春秋以来就困扰人们的问题。孔子曾经与子贡进行过讨论。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王充推究了孔子这段话的可行性。按照孔子的标准，人们都说贤，就不是贤；毁誉参半，则贤在其中。但随之带来的问题是，又如何判定毁誉者的善恶？如果誉者善而毁者恶，评价对象为贤；如果誉者恶而毁者善，评价对象则为佞。由此，会产生对“乡人”再评价的连锁反应。所以王充认为孔子的办法不可行，而他提出的“观心定贤”才是可行的。以后人的眼光看，“观心”难道就没有失误？观心定贤和乡人毁誉哪个失误的概率更大？王充自己当然不可能再回答这个问题，却给后人留下了可以讨论的空间。 关于个人努力与事功效果的关系，古人留下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老话。王充关于人力资源管理的论证，以偶然性和随机性对“成事在天”进行了深入的发掘，但对“谋事在人”没有展开研究。尽管他也写了一些像周长生那样以人力改变长官命运的例子，但明显分量不足。这种理论上的偏颇，我们可以理解为矫枉过正。而这种过正，正好彰显出王充在人事管理偶然性上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