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他捧王传福用的是投资。去年9月，巴菲特斥资18亿港元以每股8港元的价格认购了2.25亿股比亚迪股份，占比亚迪股份约10%股权。而他捧李桂莲，只用了一段3分钟视频短片。
在9月份的大杨集团30周年庆典上，应李桂莲请求而摄制的该视频正式对外公布。视频中，78岁的巴菲特盛赞创世西服让自己七十多年来首次被人夸奖帅气。他甚至不无玩笑地声称自己和比尔-盖茨应该开一家专卖店去销售大杨创世的西服，并戏称自己会是一名出色的推销员。
李桂莲原本担心两国的视频制式不一样会造成在中国没法播放，没想到巴菲特特地请了一位专业人士帮助录制视频，并且多次告诉李桂莲，不行的话还可以再录。
这件事在被《华尔街日报》报道的同时，也引起了中国投资者的注意，此后，大杨创世的股价持续飙升。一些感到纳闷的证券分析师开始在媒体上警告股民，不要被巴菲特概念所迷惑，大杨创世不值那么多钱。
在此之前，大杨创世这家专做男性西服的公司在中国仍寂寂无名。而63岁的大杨集团董事长李桂莲虽然也登上过胡润女富豪榜，但都因排名靠后而无人关注。今年，她在榜上以16亿元的身家排在第46位。
身在大连总部的李桂莲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巴菲特的热情让她迷惑。“巴菲特可能有自己的想法，主动跟我说可以拿视频去宣传。”“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李桂莲似乎想暗示什么，但对于巴菲特是否在和大杨创世洽谈股权合作，她没有透露任何信息。
不仅仅是巴菲特
63岁的李桂莲和78岁的巴菲特，原本是八杆子也打不到的两个人。巴菲特是大名鼎鼎的美国股神，而李桂莲只是一个辽宁农村的前大队支书、从乡镇企业几十台缝纫机发展起来的西服公司的董事长。若非要寻找一个共同点的话，那就是巴菲特当年起家时收购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是一家纺织厂。
他们相识于两年前。巴菲特来到大连参加伊斯卡尔金属制品公司一家新工厂的开幕仪式，大杨创世的全球营销总监找到一个机会，建议巴菲特试试创世的定制西服。巴菲特与李桂莲的友谊就此开始。
今年5月，巴菲特特别邀请李桂莲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他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年度股东大会。除了她之外，中国只有中投公司董事长楼继伟和比亚迪老板王传福参加过巴菲特的年会私人聚会。巴菲特在一天时间里连续讲了八个小时，并给七百多人签名。巴菲特的过人精力让李桂莲大为感慨。回国后，她很重视锻炼身体，开始学起了打高尔夫球。
“整个讲话传递了诚信二字，不像中国的股东大会只讲好的，巴菲特是坦率地告诉股东自己做错了什么。”李桂莲开始有意识地模仿巴菲特。
巴菲特还为她拉来了很多名人客户，其中包括比尔-盖茨。现在，李桂莲的顶级名人客户有七十多个。为了服务这些名人客户，大杨集团旗下大连洋尔特服装有限公司有一条专门的生产线，内部称为“小线”，每年为高端客户生产西服。每套衣服的价格在3万-6万元。大部分人每年只能消费3-5套西服，巴菲特这样的极品大佬一年也就10-15套，但整条生产线依然盈利丰厚。小线都是手工缝制，具体到每一个扣子都精耕细作。每件西服上都有着客户的英文名字。
这七十多人的队伍里，大部分都是外国人。还有一些名字是李桂莲一直不愿意过分宣传的，这就是中国的高官群体。
1997年，李桂莲给当时的大连市市长薄熙来汇报工作，说自己看了日本的服装公司后发现差距太大，有了想“自杀”的感觉。薄熙来开玩笑说他这个市长没有当好才应该“自杀”，于是帮助大杨进到京西宾馆开店。
2005年11月份，小线经理王林接到李桂莲的电话，让她去中南海给一位中央领导量体裁衣。原来，这位中央领导在京西宾馆看到了大杨的旗舰店后，就想买一套大杨的西服，于是让工作人员到大杨来了解企业情况。
今年3月，另一位中央领导到大连调研时接见了李桂莲。李提出要给他做西服，他欣然接受，表示以后自己出国时就穿大杨的西服。
“高官们一般都是到店里买，而且都给钱。”李桂莲说。现在，大杨集团在北京有三家旗舰店，包括京西宾馆店和金融街店、新光百货店。其中，京西宾馆店专门面向国家领导人和省部委官员，不对公众营业。
30年不倒翁
李桂莲长相很普通，个子不高，卷发，喜欢戴一副茶色眼镜，因为她一只眼睛视力极差。
这个63岁的老人只读过4年书，但学习能力很强。爱看《中国青年报》和《南方周末》，每天坚持收看凤凰卫视和央视财经频道，时不时还翻翻马云的书。
有一次见巴菲特，李桂莲碰到了一位中国投资专家，他问李桂莲：“你有钱干嘛不移民，不担心政策的变化吗?”
李桂莲笑而不答。她已经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企业史上的一个不倒翁。1987年2月8日的《人民日报》报道了中国十大农民企业家的故事。李桂莲是唯一的女企业家，那十个人如今还活跃在市场上的只有她和万向集团掌门人鲁冠球。
30年前，李桂莲在自己的家乡——距大连经济开发区六十多公里外的杨树房镇，带领85名员工用几十台缝纫机开始了创业之路，那时他们只能生产桌布和围裙等简单服饰品。
1983年，全国范围内的乡镇企业出现了很多经营问题，涌现出很多行贿受贿问题。那一年，政府派驻了四十多个工作组调查李桂莲的“行贿问题”，大杨的账目被封掉，企业陷入瘫痪。当时李桂莲所在镇的镇长都抓起来了，理由是受贿——一个工程队负责人给镇长送了两瓶酒。当时大家都在说下一个被抓的就是李桂莲，认为李桂莲肯定也有请客送礼之嫌。李的丈夫甚至都做好了上访的准备。但最后，调查组没有挖出李桂莲的任何行贿问题。
不久后，《辽宁日报》发表了一篇报道——《农民企业家李桂莲》。这篇报道刚出来，李桂莲吓坏了，“那时候，企业家的名号我还不敢担”。但很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这篇文章，这等于在政治上给李桂莲平反了。
这是当时乡镇企业和企业家群体尴尬的生存状态的一个缩影。这件事之后，李桂莲的外部生存环境好了很多，但内部问题开始接踵而至，用她的话说，“农民自私自利的劣根性开始影响企业的发展”，很多员工离开公司自立山头。
“后来我就说，你要走的，我替你开大门，还送你一程，不走的，就跟着我干。”李桂莲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