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聊斋》韩方故事的启示 每当食品、药品等商品的生产和销售丑闻曝光后，总有人会归咎于产品标准不严谨、检验手段不完善。这固然有利于亡羊补牢；然而当新的标准推出，新的检验手段形成之后，新的丑闻还是被频频曝光，猫捉老鼠的不合规行为总会使之相形见绌；由此可见，问题的关键在于后者行为方式的转型，不能以不合规的方式求“合规”。在《聊斋》韩方的故事里，作者这种做派称之为“祟人而往，以求不作邪祟之用”。 走出合规的目标悖论 “祟人”就是作祟、害人。在韩方的故事里，作祟的是郡城一拨被无端迫害而死的鬼魂。他们得知泰山神东岳大帝准备在被枉死者中，选拔那些“有功人民，或正直不作邪祟者”，担任鬼世界的城隍、土地等官职。于是他们就结队赶往鬼都参加遴选。但是路途遥远，缺少盘缠，他们就沿途散布邪疫，迫使人们为他们烧一些纸钱，以解决他们的口食之需。郡城之鬼本来是想以“正直不作邪祟”自荐，但是在路上偏偏要作祟，无异于南辕北辙。 这虽然是一个鬼故事，却以发生在康熙三十三年至三十四年（1694年至1695年）的实事为背景，显然表达的是作者对现实问题的看法。而且作者同时对类似的沽名钓誉行为进行了嘲讽：唐德宗曾经下达过一道求贤旨意，要求各地官员“搜访怀才抱器不求闻达者”，准备委以重任。京郊一个县的书生听说后按捺不住，等不得官员下基层“搜访”，立即吩咐家人备马，准备奔驰入京。有人问他为啥这么着急进京，他说，我是奔着那个“不求闻达”而去的。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位书生应当是“怀才抱器不求闻达”才算合规，而他对“闻达”如此急迫，可以称之为目标悖论。看上去只是这位书生个人热衷功名，名实相背、言行乖违；但是把唐德宗求贤举措的虚伪性也衬托了出来。 无论是正直不作邪祟，还是怀才抱器不求闻达，应当说其中选拔的标准还是明确的。人们本来没有事实证明郡城之鬼或者唐代书生不合规；可惜他们都急于求成，以至于在试图超常规发展中利令智昏，反而可以由此认定他们不合规。他们明知道合规有一个认定的流程或者程序，却根本就没有考虑把其中的规则搞清楚。与其说他们等不及规则的进一步明确或者完善，不如说就没有把流程或者程序当回事。在他们看来，规则总是由人来拿捏的，而拿捏规则的人也相当的变通空间，难免心存先入为主的侥幸，反倒把真正合规撇到一边。而他们为谋得一官半职既缺少定力、缺少自信，又自以为是，所以急不可耐。 如果说郡城之鬼与唐代书生的行为可笑，颇似掩耳盗铃，那同时也是他们过于看重结果而没有在过程中较真。只不过他们所“掩”之“耳”不是自己的，而是要糊弄主宰合规的帝王们；他们自以为天高皇帝远，“祟人而往”的信息不会被传到上庭。在现代企业生产中，这种行为叫做利用信息的不对称在合规中做手脚。产品的合规的确需要一定的形式，比如获得什么样的数据，列入一定的名录，取得什么样的资质等等。数据、名录、资质等等究竟怎样获得，外人确实难以问津。而这恰恰容易被用来掩人耳目，比如三鹿集团曾经以自己拥有1100道检测手段证明奶粉没有问题。三鹿集团的原有精英们如果能够预料后来走向破产的命运，就不会陷入这种目标悖论而自欺欺人。 博弈难以博得信任 将“有功人民或正直不作邪祟者”；“怀才抱器不求闻达者”选上来做官，或许机会不常有；然而，要达到这个标准无疑需要经过相当的修炼。否则，自荐就成了投机或者博弈。如果说仕途的投机在一定时期属于一次性博弈，那么在产品的不断升级换代中多次投机就是重复博弈。管理者如果在前期的博弈中以“祟人”的方式偶然求得“不作邪祟”的合规，那么在新的博弈中，往往不惮于继续“祟人”，原因更为复杂。 管理者往往会绑架监管智慧，使其在执行中走样。提出合规标准的监管者一方无疑具有让追求合规一方就范的强势手段，但追求合规的一方往往认为监管者未必会动真格的。比如政地方府需要GDP，怕影响就业等等。韩方故事中的韩方，是一个老实农民。在郡城之鬼“祟人”的过程中，其父母都染上了邪疫，无计可施。一个好心人愿意帮他，韩方将信将疑，盘问他在哪里任职。好心人说，我帮你又没有想从你这里得到什么好处，你就相信我吧。韩方一定要请他到自己家里去，好心人还是没答应。本来应当有病乱投医的韩方，对药方是否“合规”如此理智，可见他大约被人忽悠过。在重复博弈中，企业管理者更会揣摩监管者的心理，不相信他们是“真神”，所以很难放弃在“中国式过马路”中蒙混过关的努力。 管理者更相信资本运作的神力，缺乏转型创新的牺牲准备。故事中的东岳大帝选任官员的标准也有逻辑上的缺陷：既然知道枉死者中有不少“有功人民或正直不作邪祟者”，要体现公正，那么为什么要让这些人“枉死”呢？枉死就是屈死，即清兵在入主中原时，无辜老百姓的被滥杀。假如东岳大帝神明无比，应该能够及时制止此类惨剧的发生。如果东岳大帝也只能采取一些补救措施，那就说明既成事实最重要。企业管理者当然知道这种成王败寇的道理，更相信资本强势的作用。产品质量标准提升，合规经营当然需要经过转型创新的修炼。而创新不仅需要一定的成本，还有失败的风险。管理者如果没有付出必要牺牲的准备，那就好死不如赖活着，按照老套路争取“合规”则是不言而喻的。 管理者更习惯于坐享人口红利，管理机制的惰性难以消除。在韩方的故事里，蒲松龄提到了一种“乐输”的税赋：在平乱战争中，有地方官员为了讨皇上欢心，在交纳正税之外又威逼老百姓另捐一份粮食，称之为“乐输”，说是乐意输纳。统治者顺水推舟，干脆把它作为一个新的税种，横征暴敛，让老百姓苦不堪言。这种情况现在是没有了，但是在企业里却有一种员工喜欢加班之说。由于基本工资难以保证生活之需，员工只好通过加班获得多一些的收入。管理者就将其拿来应对加班时间超过法律规定的责难，继续与监管者博弈。在坐享人口红利中日子还能过得去，按照潜规则继续进行产品的生产、推广、包装，于是总有丑闻被曝光。 转型从敬畏规则开始
在我们今天看来，“祟人而往，以求不作邪祟之用”，以不合规的方式力图在形式上合规，不仅荒谬，而且有极大的风险，现代企业将其称之为合规风险。当企业力图从粗放、草莽阶段走出来，成长为受人尊敬的企业，从中国制造迈入中国创造的行列，转型迫在眉睫之际，就不能再把合规当做猫捉老鼠的游戏，必须从敬畏规则开始做起。以此为基础，逐步完成合规文化的规划，加强相关的规章和制度建设是非常必要的。 首先，合规文化的核心应当是建立合规信仰，在接受合规监管的过程中合作而不是亵渎规则。蒲松龄对于韩方故事里涉及的种种名实相背、言行乖违的行为虽然予以无情地揭露，对于如何解决却无能为力，只好寄希望于鬼神的惩罚。不过这从反面告诉我们，信仰是必不可少的。从迷信的角度讲，敬畏报应那是最低的要求；从科学的角度讲，信仰则是一种崇高的境界。产品的合规与否固然需要取决于一线员工或者开发、营销人员的行为，但根子还是在于高管的信仰，主动把企业的模式和体系作脱胎换骨的改变。因为合规不是监管者要我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为了对消费者负责，必须自觉去做。否则今天的业绩可能就是明天的包袱、明天的隐患，甚至是明天的案件。只有具备这样的信仰，才能产生对合规风险的敬畏。 其次，对不合规的行为敢于承担责任，放弃在公关中过关的侥幸心理。应当承认，合规存在的审批、额度限制之类，难免会产生腐败；但个别的腐败毕竟不能挑战合规主旋律，总会有仗义执言的声音。在韩方的故事里，“祟人而往，以求不作邪祟之用”的行径就是被一个小“乡神”发现的，他给韩方的“药方”也很简单，就是大声告诉那些“祟人而往”的枉死鬼：一定要到东岳大帝那里举报。这一招还很灵，“无不验者”。在今天的商品市场上也是一样，虽然合规一直都被药企以各种形式挂在嘴边，但真正触动他们神经还是从司法部门对于众多知名跨国药企既往违规行为开出的天价罚单开始。这对于那些习惯于在遭遇投诉后，努力公关，撇清关系的企业来说，必须更弦改辙，切实负起自己的责任。 再次，注意合规的信息建设，在合辙中提高合规的效能。在韩方的故事里，韩方在没有遇到那个仗义执言的小“乡神”之前，曾经“哭祷于孤石大夫之庙”，烧了不少纸钱，但是没起作用。小“乡神”告诉他，那个死后成仙的孤石大夫根本不在这里，而且这种事也不属于他管，你哭祷没有用。在实践中，企业在合规的努力中也会产生“烧错香”的情况。这就说明，合规管理中的信息建设非常重要。合格信息建设当然需要弄清对产品合格进行监管的各项要求、各项流程，更主要的是对内部合规活动情况的梳理，使其合辙，少走弯路。比如药企支付给具体专家的讲课费和咨询费情况的查询，一方面要加强信息披露，提高透明度，另一方面有利于资源共享，促使销售人员从拉关系提供物质利益转变为真正向临床提供信息和学术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