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年满80岁的沈国舫院士是环保部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的中方顾问。今年，他向工作了一辈子的中国林业大学表达了退休的意愿，结果，党委书记和校长都不放。“他们说你怎么能退休呢，你是我们学校的旗帜，还要靠你说话呢。他们不肯放，即使我到80岁了”。同时，环保部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也硬拉着不放，理由是这个岗位既要中文行，又要外文行，还要知识面广。“找不到合适的人来顶替”。（《中国青年报》）。 其实各个地方和单位，对于院士的引进、增选和让其发光发热不能随便退休的热情，无一例外都很高。过度的热情和奖励、离不开，其实暴露出了我国科研体制的大问题。
我们的两院院士行政性、权威性的色彩太浓。两院既是科研学术机构，又是半权力机构，院士的名头自然值钱。不仅大而全，且科研、咨询、学术评价样样都做，院士实际上集行政权力和学术、科研于一身。因此，多一名院士意味着可以争取到的资源和话语权也就更多。 对科学技术上取得卓越成就的人给予尊重是正常的，这是一个社会健康、正常的激励机制。但我们的问题在于，地方政府和一些单位对于院士能否在科学技术上有什么贡献不关心，只关心是否有院士，是否可以增选和引进院士。 而这一错误的“科学GDP”导向，不能鼓励那些扎扎实实研究科学技术的人，反而使得一些科学家不惜投机取巧、腐败行贿，以获得科学上的荣誉和地位。同时，这对于院士个人的健康和生活也不是好事。就像沈国舫院士，80岁了，还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退休。 实际上，大而全的科学院除了俄罗斯等少数国家有之外，多数国家只有松散的科学学会。而且很多国家的科学学会会员(院士)往往还要自己交会费，并形成了良好健康的学术共同体。这样的会员更多的是拥有一种荣誉称号，科学学会也不直接承担科研项目，以确保学会的组织管理以及科研活动的自由度、独立性。我们的科学体制，也应该朝着类似方向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