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轮船招商局要改制了，这在1873年的夏天，并不是一件值得关注的新闻。 这年的年初（1月14日，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十六），国营“轮船招商公局”刚刚成立。但是，不到半年，就搞不下去了。 李鸿章的改革思路，就是“国退民进”，一是将“轮船招商公局”改名为“轮船招商局”，“公”字号被去除，此后“所有盈亏全归商人，与官无涉”；二是延揽了买办出身的唐廷枢和徐润加入管理层，试图通过他们带入资本和管理。 一场影响深远的艰难变革开始了。 无人买账 尽管这家轮船公司打出了“官商合办”、而非“官办”的旗号，但商人们对入股仍有极大的顾虑。 公司总经理（总办）朱其昂虽然是沙船帮出身，也难以在既有资本实力，又有航运经验的沙船帮中得到支持。沙船行业的诸位大亨中，除了朱其昂自己投资之外，只有一个郁绳熙投了1万两，其余人不仅没有响应，反而“群起诧异、互相阻挠……竟至势同水火”。 另一个坐拥雄厚资本的圈子，是买办们。但是，由于经营轮船业的外商们，对这家国营轮船公司充满了警惕，买办们也裹足不前。甚至连多次表态支持的胡雪岩，也因为“畏洋商嫉忌，不肯入局”。 李鸿章多次出面协助筹资，但他的面子毕竟抵不过商人们对“里子”的担忧，半年后整个招商局仅仅筹集了18万两商股。集资困难之外，朱其昂的管理软肋也暴露出来：因为对海运并不熟悉，他所购的轮船，价格偏高，所购的上海浦东仓库也偏贵。 在这样的局面下，李鸿章不得不承认，在摸着石头过河中，该放弃招商局实行国营的这块石头。 其实，在李鸿章的最初构想中，扶持民营资本一直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 当时的中国航运业，主要被美资的旗昌公司、英资的太古公司和怡和公司三家掌控，在他们的挤压下，传统的沙船业已经举步维艰。李鸿章从商业救国的角度，认为应该尽速创办民族航运业，并大力吸纳民营资本：“倡办华商轮船，为目前海运尚小，为中国数千百年国体、商情、财源、兵势开拓地步。我辈若不破群议而为之，并世而生，后我而起者岂复有此识力？” 对于中国传统的“抑商”政策，李鸿章呼吁要给民营资本松绑：“我既不能禁华商之勿搭洋船，又何必禁华商之自购轮船？”“以中国内洋任人横行，独不令华商展足耶？”但是，“各口岸轮船生意已被洋商占尽，华商领官船另树一帜，洋人势必挟重资以倾夺”，因此“须华商自立公司，自建行栈，自筹保险”，而这些，都需要政府予以扶持。 “官商浃洽” 轮船公司的投资，需来自国有和民营两部分，对此，各方并没有大的分歧，分歧在于：朱其昂提出的方案，试图在用财政投资建立公司后，吸引那些依附在外企名下的民营资本，将它们渐渐收编到国营公司之下；而盛宣怀提出的方案，则要“先顾商情”，政府只派人主持，而管理则由商人自理。 最后被采纳的是朱其昂的建议，要点仍是“官商合办，以广招徕”。但是，在李鸿章信中，对这种“官商合办”仍不踏实。他在1872年12月23日写给中央的报告中说： “目下既无官造商船在内，自毋庸官商合办，应仍官督商办。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而听该商董等自立条议，悦服众商，冀为中土开此风气，渐收利权。将来若有洋人嫉忌，设法出头阻挠，应由中外（此处的‘中外’，是指官场中和官场外）合力维持辩论，以为华商保护。” 这是李鸿章在公开文件中第一次提出“官督商办”。李鸿章自己解释说：“先行试办招商，为官商浃洽地步。”可以说，在李鸿章的心目中，暂时采用朱其昂的方案，也只是一种尝试。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都是河里的石头，而他需要的，则是挨个摸一遍，看看哪块石头有助于过河。 “官商浃洽”，的确是李鸿章最为顾虑。中国特色的权力与资本，关系向来都不融洽，权力对资本总是打压，试图将资本变成权力的婢女。如今要指望资本站出来，一同承担救亡的重担，相互间的互信建立，自然需要过程。华商们纷纷入股外资企业，除了缺乏投资渠道之外，也是因为对本国的权力充满了疑虑。郑观应认为：“夫商之不愿者，畏官之威，与畏官之无信而已。” 实践证明，朱其昂的官办主导模式，难以维系。李鸿章能摸的石头，也就是官督商办了——此时，因为中国商业资本的先天羸弱，完全商办根本就不是选项。 温暖的手 政府的手，在大清特色的资本主义起步阶段，还是发挥了相当大的正面作用。这首先就体现在资金上。 在最初艰难融资的过程中，最早打入账上的20万串制钱（折银12.3万两）的政府财政投入，实际上就成为这家公司的启动资金，及这半年来的维持费用。这笔款项，并未作为官本投入，而是作为官方的贷款，实际上是放弃了官方原先完全可以拥有的股权。这是政府相当大力度的扶持。 即使招商局此后吸纳了不少的民间资金，以无息或者低息贷款方式进入的政府投资，至少在甲午战争之前，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海外学者黎志刚曾统计了招商局17年的投资（《轮船招商局的经营问题1872~1901》），细细分析这些数据，可以发现：官款在招商局借款中的比例，有10个年份超过50%；而官款在总资本的比例，有12个年份超过20%，其中5个年份甚至超过40%。无疑，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比例。 将这些数据制表分析，能更清晰地看到变化。 唐廷枢、徐润二人入主招商局，商股招股到位后，大约在两年的时间内（1874~1876年度），官款在招商局总资本中的比例，只有20%左右。但在1876~1877年，为收购美商旗昌轮船公司，招商局的自有资金根本难以应对，盛宣怀因此发挥巨大作用，从南洋大臣沈葆桢手中借得官款100万两。这笔借款，令并购工作顺利实现，也令官款在总资本中的比例接近50%（见表一《轮船招商局官款比例》，A点）。 官款在招商局发展的第三次“救命”作用，是1883 年上海金融风暴中，李鸿章“筹拨银36 万余两，以支危局”，这笔款再度拉高了官款在总资本中的比例（见表一《轮船招商局官款比例》，B点）。 尽管作为标志性的民族企业，招商局的自有资本在整个资本构成中的比例，直到1887年才超越了债务（见表二，《轮船招商局股本与债务占总资本比》）。这家企业一直在高负债率之下运营，而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所得到的官方贷款利息只有7%~10%，大大低于市场利率30%~50%。这种低息贷款在其债务中经常占据一半以上，大大减少了招商局的财务成本。 在大清特色的资本主义起步的阶段，国有资金在扶持工商业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还有大量远比招商局更为典型的案例。 对整个晚清改革所设厂矿的资本进行分析，能强烈地证明国资在其中的巨大作用。 对下表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年度资本投资额，纯商办要迟到甲午战争之后才开始超越官办或官商合办的投资额： 而倘若计算累计投资额——即把当年及此前各年的投资额相加，则更能清楚地看出，纯商办资本的累计投资额，直到1901年超越官办及官商合办投资，并在随后两年出现拉锯，直到1904年再度超越，并从此稳定。 更为重要的是，在商办与“官办及官商合办”的每家企业平均投资额对比中，民营资本明显地表现是“散、小”特征，单家企业投资额十分低下（见表三）。对整个统计周期内的单家企业平均投资额分析，商办企业平均只有21.1元，“官办及官商合办”平均高达66.3万元，而中外合办企业更高达75.9万元。 在晚清50年的改革开放中，出台了大量鼓励民间投资的政策，民资的投资不足，并非来自官方的阻挠和封锁，而主要是民资本身的薄弱——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并非生产力积累的结果，而首先是出于商战救国的政治扶持。这令“权力”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中成为非常重要的生产要素，这无关道义评价，而是客观史实，也是构建此后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历史框架。正因如此，盛宣怀这样的官员才有可能成为巨富——而且并非主要依靠个人腐败所得，而是政策提供的巨大空间。 国资在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引领作用，不可否认，没有这种投入，中国早期的工业基础无从建立。 冰冷的手 政府对于招商局的扶持，除了资金之外，还体现在同意、甚至鼓励其对市场实行垄断。彼时的政府，往往授予相关企业以“专利”——专享的利益，实际上就是市场垄断，并非现在的“发明专利”。 招商局的“专利”，一是政府战备粮（“漕粮”）及沿江沿海各省政府物资的垄断运输权，即便招商局的报价远远高于其他轮船公司。并且，招商局的运输业务，在税收方面能够享受外企待遇，“照洋商例，免纳筹防、落地等捐”。在运送漕粮入京后返回南方，其返程所承接的运输业务，再予以减税20%（“免税二成”）的优待…… 其二，是在划给轮船招商局的航线网络内，其他民营、甚至半官方航运公司也没有生存空间，如台湾商务局曾计划订购轮船航行长江和华北口岸，因招商局反对，航线缩短，改航香港、汕头、厦门一线；湖南小轮公司也因触碰招商局的垄断权而受阻，郭嵩焘因此感慨：“十年以前，阻难在士绅；十年以来，阻难专在官。”所谓“阻难在士绅”，是说此前思想不解放，不敢投资；而所谓“阻难专在官”，则是说政府为了保护招商局的垄断，而对其他航运公司进行限制。 显然，这种“专利”是把双刃剑，在企业起步的时候，的确需要相当力度的扶持，但这种扶持也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竞争。美国学者费维凯曾说：“1873~1914年，轮船招商局的投资收益可达5倍，而且每年另外获得15%的股息（官利），但同时很多小企业破产。” 在招商局拥有了一定规模之后，政府对其的需索也开始加大。 其一，招商局需每年从营业收入中提出赈捐和筹防捐，作为“报效”。
其二，作为政府重点扶持的骨干企业，招商局需要为政府提供特别的服务，主要是为军事运输提供义务服务，如1874年台湾危机、1882年朝鲜危机、1883年越南危机、1894年朝鲜危机（甲午战争），招商局都必须无条件地提供运力支持。 比“报效”和征用更为无规则的，是政府的挪用。主管领导们，如李鸿章，一句话、一张条子，就可以立即挪用招商局的巨额资金，如1880~1882年，为了购买西方军舰及向朝鲜提供贷款支援，招商局高达150万两的营业收入和流动资金，被挪用，这大大超过了1882年该局应向政府归还贷款的总额。 无论从出资人的权益来看——尽管政府的资金都以无息贷款的方式进入而非资本金，还是从扶持者应得的回报看，以及从作为国家战略产业的经营者角度看，招商局为政府排忧解难，亦应是分内之事。问题在于，对于大清政府而言，无论是“施”，还是“取”，都没有明确的规则，弹性极大，这至少令企业的经营者难以精确进行预测。投入和索取，本来完全可以显规则化，却无谓地潜规则化。规则的缺失，导致权力与资本、官与商之间无法建立契约。 这种无规则，吓阻了很多投资人。1876年9月23日，上海出版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评论说：“这里有许多私人资本在寻找出路，但是当一个打算进行的计划刚刚落实，政府的爪子就抓住不放，必至发起人破产而后已。这种恐惧心理，就把所有的出路都否定了”。 两年后，1878年10月3日，这家报纸又评论说：“在中国拥有巨资而有才干的人数以百计。他们都极愿把这些钱投到矿场、电报和所有能使他们富有并对国家有利的公共工程上面去，但是他们却又不得不尽一切办法隐蔽他们的财富，装成一付穷样子，否则满大人就会把他们最后的一文钱攫刮以去”。 这种现象成为大清国经济的主流，民企投资者在这类大型企业中缺乏话语权，以及对于这种企业中普遍的官场文化的不适应，成为他们不敢涉足的关键。当李鸿章试图成立“中国铁路公司”时，尽管条件极其优惠，却受到资本市场的冷遇。 权争战场 招商局成为官场权争的战场。 李鸿章虽然是直隶总督，招商局的总部虽然设立在上海，但李鸿章一直从天津牢牢控制着招商局，以及几乎所有位于上海的大型企业。可以说，大清国的国企是一个以天津为脑袋、以上海为身躯，臂膀伸向四面八方的巨型章鱼。作为这条“章鱼”的脑袋，李鸿章参与兴办了其中的绝大多数洋务企业，也因此奠定了他的领导地位。无论他的行政职务、管辖区域如何变化，他都是这些大型国企矢志不渝的董事长，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就是大清国的国资委主任。 李鸿章的麾下，实际上有三个团队，第一个是军人团队，手里握着枪杆子；第二个是官员团队，手里握着印把子；第三个是商人团队，手里握着银子。而后两个团队，经常有交叉，横跨官商两界通吃的人，不在少数。有趣的是，这些“官商两栖动物”，绝大多数都曾经在李鸿章的幕府中服务过。大清国最显赫的干部预备队，就是李鸿章的“秘书帮”。这种格局，到了一定规模之后，就具备了强大的自我繁殖能力及排他性，“非李派”人马实际上很难涉足大清国的这些垄断行业。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这正是李鸿章实力的真正源泉，其威力丝毫不弱于作为国防军主力的淮军和北洋水师。 当然，这也是李鸿章的竞争对手们所急于挑战的。当刘坤一正式出任两江总督后，他发起了针对轮船招商局的争夺。这是李鸿章继太平天国战争后，又一次艰难的“战上海”。 一切都起因于光绪五年（1879年）十一月十四，两江总督沈葆桢的去世。沈去世的次日，中央就宣布了由刘坤一接任两江总督。 刘坤一接任后，立即发难。他的枪手、御史董俊翰向中央举报，矛头直指李鸿章最为得意的招商局并购美资企业旗昌轮船公司（Shanghai Steam Navigation Co.）。这一并购案，完成于1877年3月1日，被李鸿章乃至后世的诸多学者解释为中国企业对抗外资企业的一大胜利。 但是，董俊翰指出，收购旗昌其实是一个败笔，固定资产添置过多过快，看似红火，但不仅前期耗资巨大，而且维护费用惊人，船多货少，导致每月亏损五六万两。他更是指责，各级领导干部在招商局内大肆安插私人，推荐信“函牍盈尺”，造成大量冗员，“求其能谙练办公者，十不获一”，甚至官员中也有人在公司内兼职，不干活只拿钱。 不久，刘坤一的另一枪手、翰林院侍讲王先谦发起了更为猛烈的一击。他在《招商局关系紧要议加整顿折》中，尖锐指出：并购旗昌轮船公司，并非什么国企收购外企的成功商战，而只是招商局高管层欺上瞒下，损公肥私的一个阴谋。 王先谦指出，李鸿章近期已经上奏中央，计划将投资在招商局的国有资金190多万两，分5年提还，然后招商局将彻底改制为私营企业，“归商而不归官”。王先谦警告，这将使招商局这一最大的国企更为失控，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 王先谦提出了解决方案，其核心就是停止招商局的私有化进程，并且将其由北洋转到南洋监管，从李鸿章之手转到刘坤一之手。王的指控，有理有据，上纲上线，立即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恭亲王、慈禧太后亲自批转刘坤一严肃查处。 刘坤一则采取了拉一派、打一派的分化策略，对商人出身、有望收归自己麾下的唐廷枢，他多方开脱，并评价为“招商局必不可少之人”，但对于李鸿章的亲信盛宣怀采取了痛打落水狗的姿态，请旨将盛宣怀即予革职，并不准其干预招商局务。 李鸿章则对王先谦的指控，几乎全部否定，并且一口咬定王先谦是被人收买了当枪使，“明系有人贿属”。 经过几番回合，此事最后以盛宣怀调任别处而了结，其中所涉及的挪用公款进行股票内幕交易、蒙蔽沈葆桢出资及收受巨额“中金”等，都不了了之。李鸿章取得了最后的胜利，盛宣怀则因此成为替罪羔羊。 “官场病” 更令投资者裹足的，是招商局长期在政府的手搂抱之下，患上了严重的“官场病”。 同为招商局的高管，郑观应在写给盛宣怀的信中，看得极为透彻：“招商局腐败极矣，弊端极多，买煤有弊；买船有弊；揽载水脚，短报有弊；轮船栈房，出入客货有弊；用物有弊；修码头，不开标有弊；分局上下浮开有弊；种种弊端不胜枚举！”“腐败极矣，六总办，三董事，一顾问，无一非分肥之辈。”“我国创一厂，设一局，动称官办，既有督，又有总，更有会办、提调诸名目，岁用正款以数百万计，其中浮支冒领供挥霍者不少，肥私囊者尤多，所以制成一物价比外洋昂贵过半。” 从唐廷枢、徐润开始，挪用公款几乎是高管们的垄断利益。在收购美资旗昌轮船公司的过程中，唐、徐二人利用内幕消息操纵股市，并且挪用公款为个人进行股票交易；而徐润更是因为挪用公款在上海炒房地产，被盛宣怀抓住七寸，在中法战争时期上海房地产短暂的大暴跌中，逼迫徐润归还，导致徐润资金链断裂，彻底破产。 对于招商局中的腐败游戏，主管财政的户部，在奏折中有诛心之论：“稽之案牍，证之人言，知所谓利权，上不在国，下不在商，尽归于中饱之员绅。”这份文件罗列了政府如何向轮船招商局实行政策倾斜，扶上马后，不只是“送一程”，而是“送一路”。 至于任人唯贤、冗员充斥，则更是招商局常见的“官场病”。盛宣怀姻亲施紫卿自1893年担任汉口分局总办，“汉局不啻施氏世袭之私业。兄授其弟，父传其子，恬不为怪”。与李鸿章、袁世凯关系密切的麦佐之及其儿子，控制天津分局达数十年之久；烟台分局被陈氏把持，香港分局归卢氏控制，广州分局听陈姓世袭等等。 尽管招商局的确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尽管大清国政府不遗余力地将其包装成明星企业，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中国的市场上，这家凝聚了政府巨大投入（不仅仅是资金）的企业，却依然难以与外资抗衡。 到民国初年的1914年，招商局总共有30艘船，总吨位54367毛吨，在全国总共75艘船、89237毛吨中，占据半壁河山，但是中国市场的所有海外贸易均由外资轮船公司完成，沿海与内河贸易中，也仅仅只有13%的业务由中国货船运输；在1912年，中国轮船所停泊的5个主要港口（天津、上海、汉口、汕头、广州），内资公司所占的平均货船比例只有10.9%。 在权力被当作第一生产力的大清国，政府的手，既是温暖的手，没有它，就没有大清特色资本主义的起步和发展；也是冰凉的手，因为它，而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管理问题，“公权力”对“商权利”实施了粗暴的侵犯。 但是，与其说这种侵犯是权力的原罪、是政府的原罪，不如更为确切地说，这是制度落后、且不注重“技术”细节的必然结果。 政府的手究竟是温暖的、还是冰凉的，甚至干脆是只猥琐的“咸猪手”，不在于看其究竟有多长或者多短，而是要靠有无规则确定了它可以触摸的边界。没有规则与法制的“笼子”约束，这只手无论短长，既可以为善，更可以作恶，而且，往往是为善的时候少，作恶的时候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