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政惟用人,用人须选贤。这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可是具体实行起来,却并不这么简单。俗话说:试玉要烧三日满,辩才须待七年期。讲的就是识人用人之难。
要识人难,用人更难。因为人都有表象和本质的一面,大多矫作伪饰,真性情平常很难暴露出来,故而人贤奸与否,必先识之而后方能用之。自古以来,领导者的首要任务就是分贤愚、辩臧否,选才而用之。如果能知人善任,则事业有成;如果不辩奸贤,枉徇私情,随意而用,势必导致事业失败。在这方面,宋太祖赵匡胤可谓一个智者,他坚持“用贤不用谄”,这独到而高妙的用人方法,就很值得我们借鉴。
当年,赵匡胤陈桥驿黄袍加身返京以后,在众大臣的拥戴下,要举行禅让大礼。可到举行禅让仪式的时候,周恭帝却没来得及准备禅位制书。在这紧迫的关键时刻,翰林学士陶谷却不慌不忙地从怀中掏出一篇禅文,对赵匡胤极尽肉麻、尽吹捧、歌功颂德之能事。正是因为有了陶谷的雪中送炭,才使得赵匡胤的禅让大礼没有禅文的尴尬局面最终得以烟消云散。
按说,陶谷在赵匡胤开创帝业的道路上是建立了奇功一件,对此赵匡胤也是充满由衷感激的。可是通过这件事,赵匡胤也认清了陶谷善于溜须拍马、看风使舵、阿谀逢迎、谄媚取宠的小人本质,因此在这件事上,赵匡胤对陶古是既感激他,又从心理鄙视他。此人虽然有才,但德行太差,今天看到自已权势中天,他就看风使舵,对自己百般谄媚,对周恭帝落井下石,明天他是否也会对别人看风使舵,对自己落井下石呢?对这种人又怎么能放心重用呢?最后在关键时刻,赵匡胤还是理智战胜了情感,并未因私情而重用陶谷。
还有一个例子,也很能说明赵匡胤用人不同一般。当时有个护国节度使,名叫郭从义。此人善于骑驴击球,为了取悦赵匡胤,以便自己获得高升。球场上,他在击球表演时,弛骋往来,不断变换花样,使尽技巧和手段,大获赵匡胤好感。他本以为会因此得到赵匡胤提拔和擢升,不料,赵匡胤却说了这样一句话:“你的球技确实精彩绝伦,但是这件事不是将相所应干的。”郭从义谄媚投机想获取高升不成,反受其辱,顿时感到羞愧难当。
对奸谄小人,赵匡胤善识其本质,对有才无德之人,一律拒绝任用,这不能不说是赵匡胤的高明和独到之处。用人好坏,关乎事业成败,国家兴亡,宋太祖深明其理。在用人上,赵匡胤可以说称得上是一个知人善任的明君。
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都应该像宋太祖赵匡胤那样坚持“用贤不用谄”的用人原则,炼就高妙识真才的伯乐眼和火眼金睛辩谄邪的智慧眼,打开廉政门,堵死媚谄路,努力开创用人新风,促进国家繁荣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