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记者：有分析认为，三中全会公报传达出的信息有四个超预期，其中“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有关国企改革的内容超预期。十七大报告里曾经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十八大报告中删除，这次再度出现，而且多了两个字“积极”。紧接着又提到“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您能分析解读一下这其中的含义吗？ 高连奎：混合所有制经济和混合所有制企业是两码事，中国经济既有国企，又有民企，本身就是混合所有制经济，本次报告中的“混合所有制”应该有特指“混合所有制企业”，那就是“国企股权多元化”也就是民企参股国有企业，以及国企参股民企，最核心的是为民企参股国企打开了大门，但对垄断企业无效，很多人认为这样是“打破垄断”，但其实是“合伙垄断”，很多民营企业将从垄断企业中分得一杯羹，但从本质上与打破垄断无关，因为自然垄断企业根本就无法打破垄断。 记者：全会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但目前为止，部分国企依然饱受诟病，而且在利用资源等方面占据优势，在市场上处于一种竞争相对有利的地位。以公有制为主体是否会对市场起决定资源配置的作用造成障碍？如果不是，请说出原因或者解决办法？ 高连奎：中国虽然一直强调公有制企业的主体地位，但是公有制企业在中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一直下降却是基本事实，不仅营业收入的比重在下降，仅仅从数量上根本就无法跟民营企业相比，中国每年有几十万家的民营企业建立，但是公有制企业基本上是只减不增，因此没必要担心国企与民营企业之间的竞争，中国的央企数量非常有限，而且大多从事的是民营企业干不了的事情，而地方国企规模都比较小，很难形成优势，而且如果双方都是是竞争性企业，面对的都是市场，都是消费者，谁也没有竞争优势，其实大型民营企业在融资方面跟国企一样方便，关键看企业的发展前景。
记者：“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可否解读为国有企业的发展方向是继续做大、做强？ 高连奎：可以这样理解，国企做大做强一直是改革目标，这一提法一直没有变化。 记者：从本次三中全会的公告来看，能看出国企改革将被激活吗，从哪些方面可以看出来，您对之是否有信心，原因是什么？ 高连奎：我认为目前的国企改革并没有太大的突破，首先国企改革的重点早就做完 ，而如果新的理念出现的话，很难有更大的改革动作，中国下一步改革的重点还应该是分类改革，分类完善。 记者：今天有香港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三中全会将通过国企改革方案，决定向国企征收盈利的30%。倘若此消息属实，您认为此举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比如说上市国企的股价等等）？ 高连奎：我认为这一比例主要是针对竞争性国企，竞争性国企将成中国的“第二财政”，这有利于优化中国的财政收入结构，也有利于将税收保持在适度的水平上，以后中国的财政将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是税收，一方面是国企利润上缴。 垄断与去行政化的问题。 如果仔细观察的话，就会发现，中国民众对垄断的怒火主要指向石油企业，而且基本上是从2008年开始的，而且是每次成品油调价达到一个高峰，而今年这方面的声音基本上突然不见了。 其实这从根本上来说，与垄断不垄断根本没什么关系，而是定价机制不合理所致，2008年开始出现反垄断的声音是因为当时改变了成品油定价机制，也就是大家熟悉的22个工作日的调价机制，而从2013年3月份后，新机制将调价周期由22个工作日缩短至10个工作日，取消4%的调价幅度限制，这样每次调价的幅度就非常小，居民也就没必要赶在调价时间点上集中加油，因此也就不会出现每次调价都会演变成社会事件的现象，大家也就不再议论油价了，而由油价所衍生的垄断批判自然也就消失了，因此这不是垄断不垄断的问题，而是去行政化的问题，企业的经营权，下放给企业，各种关系自然就理顺了。 记者：上海国资是仅次于央企的第二大国资系统，之前坊间流传的一份上海市国资委高层内部发言纪要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据了解，新一轮上海国资国企改革的核心是下放权力、推行股权激励、修缮考核机制，推动相关企业及产业更好发展。而在全国有可能成为试点的有上海、天津、珠海等地，就您了解的情况，上海是否会率先奏响最新一轮国企改革的先声？上海国企与全国范围尤其是北京国企相比，改革方向是否有其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具体是什么？而上海即将公布的国资国企改革路径对全国范围内的国企改革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高连奎：国企改革去行政化，主要是公司内部经营管理的去行政化，而非经理人的任命问题，比如成品油价格的调控权下放给企业就是典型的去行政化。任命经理人是大股东的基本权利，国资委作为国家股东的代表具备这个权利，这也是其主要职责，官员和国企管理者双向流动，问题不大。 股权激励”应该是“股票期权激励”，而不是，也不应该是给股权，直接给股权是全世界都极少的，现在有的也只是股票期权，是赋予经理人员在一定的时间以事先约定的价格购买公司一定数量股票的权利，只是给权利，经理人有了这个权利，购买股票还是要自己掏钱的，只是价格会比市场上更低。 股票期权激励带有极大的道德风险，因为经理人购买的股票来源是公司内部，而不是二级市场，而公司内部的股票从哪里来就是个更大的问题，如果是通过国有股的稀释来搞股票期权激励，就是变相的管理层收购，就是国有资产流失，而如果是公司先从二级市场回购一部分股份，再卖给经理人，也应该规定好，那就是经理人的行权价格不能低于激励计划制定时的市场价格，至少不能低于股票购入价格，而且行权条件不能太简单。 股票期权激励本身也不科学，因为股票价格高低不完全取决于公司业绩，而是取决于经济周期，这里面存在着非常大的巧合性，另外这一措施主要是用于高科技，高成长企业，中国的国企不符合这些行业特点，本身其实不太适合搞股票期权激励。 中国的国企经理人，很少是外部人员，大多是内部管理人员提拔，或是国家任命，彼此之间非常熟悉，或是对公司情况非常了解，因此在制定相关激励计划时，很难保障客观，这都是问题。 国企经理人的薪酬与市场接轨是正确的，但市场并非就是正确，美国的股权激励计划也是问题多多，现在全世界都存在着对经理人过度激励的问题，而经理人承担的责任则太少，过度激励下经理人就会出现弄虚作假，过度冒险的情况，这也是华尔街金融危机的根源之一，目前美国也在反思这些问题，总体来说，股票期权计划不太适合国企，中国不应盲目引入。 记者： 自1978年始，从对国企的放权让利到之后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抓大放小，以及从2003年开展的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经历多轮改革。时至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历史转向的又一次机遇来到。对于广受瞩目的国企改革，您认为此次改革的首要的任务是什么，或者说首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高连奎：我认为以后国企改革的重点不再是像以前那样统一性的大变革，而是分类改革，对国企进行分类，不同类别的国企实行不同的管理方法，这样更科学，比如国企可以分为竞争性国企，自然垄断型国企，政策型国企，公益性国企，国防性国企等，不同的国企实行不同的管理方法。 现在社会上对国企的看法大多流于民粹，或是泛政治化，泛意识形态化的看待国企，这都违背科学，比如竞争性国企的主要目的就是赚钱，可以看做是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现在世界各国最大的问题就是财政问题，如果国企能分担一部分财政压力，可以从总体上降低税负，以达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目的，比如中国很多白酒企业都是地方的国企，都是竞争性企业，这些企业的利润和税收都是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柱，在中央层面比如华润、招商、中信、光大这些企业，在房地产、零售、啤酒等竞争领域都做得非常好，比如在珠三角地区，华润的零售非常厉害，这些在竞争领域的国企可以用他们的利润充实财政，而且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因为这些领域本身就是竞争非常激烈的，国企没有特殊优势，因此可以大力发展竞争性国企，特别是地方政府。 而自然垄断型行业则应该实行严格的管理，防止其通过垄断高价伤害社会利益，中国现在所谓垄断企业，大部分是经济学中的自然垄断行业，这些行业是没有办法打破垄断的，只能在国家垄断和私人垄断之间进行选择，一般国家垄断经营显然比私人垄断经营效果 更好。因为首先，国家垄断经营的话，企业决策更能从国家利益，特别是国家的长远利益出发，中国现在娿的石油，天然气，电力等能源大通道建设，海外能源布局 都是国企的功劳，私人企业不会做这些的，也根本做不到，这些都保障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现在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电力不足的问题，关键就是缺乏国有企业。如果中国没有这些大国企在海外征战的话，中国现在很会像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样，可能连电都不够用。其次，自然垄断型国家经营更能维护社会利益，私人垄断必然出现恶意涨价情况，比如中国被外资控制的自来水行业就是个明显案例，而且很多行业私有化后，其安全状况也很难保证，比如在西方，很多航空公司私有化后出 现客机频繁坠落现象，英国的铁路私有化后是世界上铁路事故最多的国家之一，日本核电私有化后出现了巨大的核泄漏，美国铁路放松管制后，价格飙升，如果是国有经营就不会出现这些情况。 而政策性国企，也应该有规范的运行机制，比如中储粮，国家猪肉收储等在平抑物价方面都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也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这些企业也应该有一套章法，另外也应该扩大范围，将更多的农产品纳入其中，以防止价格波动伤农，大家知道，西方的期货制度最早就诞生于农业领域，但期货制度从个体上看可以规避风险，但是总体上则是助涨助跌的，是彻底失败的，而中国这些国家收储的做法其实比西方实行的期货制度更优越，中国在股市方面也可以建立这样的平衡基金性企业。 而公益性性国企，军工国企等也应该有独特的运行方式，这些都有待探索，比如政府可以在各社区建立公益菜市场等，都可以降低民众的生存成本，保障民生，而军工企业可以更多的放活，走向世界做军火商。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确实有一股起源于英国的国企私有化风潮，但大多都失败了，而失败最严重的就是英国，以前英国是高端汽车品牌最多的国家，现在几乎都成了其他国家的，而且英国在市政设施的供电，供水方面都成了国外的资产，中国李嘉诚就是最大的赢家，近年国企已经出现全面战胜私企的局面，比如在法国国有的雷诺汽车的业绩远远强于私有的标志雪铁龙，近日雪铁龙由于经营不善，都到了变卖的地步，在德国国有的大众汽车也就远远强于私有的奔驰汽车和奥迪汽车，在铁路方面国有的法铁，德铁都远远强于私有的英铁，美铁，英铁以事故频繁著称，美国则是唯一没有高铁的发达国家，而且铁路还频频涨价，在医疗方面，实行国家保障的欧洲远远强于私有化的美国，美国的市场化医疗成本极高，而人均寿命却远低于欧洲。 其实国企只要产权清晰了，竞争力更强，近年在世界各国都表现的非常鲜明。总之中国的国企改革应该走向科学改革，而非意识形态主导。 记者：之前有评论人士认为383方案提倡“参照新加坡资产管理公司模式，建立一批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基金。”这种对淡马锡模式的推崇，只是拖延国企改革的借口。其谈到淡马锡的运作成功，离不开新加坡法治的社会环境、政企的高度分离、政府透明度、明智的政治家等诸多因素，对复杂的中国并无太多借鉴价值。您是如何看待这种观点的，以及您是怎么看淡马锡管理模式在中国国企改革方面的作用？任何一个外来事物想要得到认可，都需要一个过程，其中不乏有水土不服。如果淡马锡模式在中国运行，您能想到的困难会是什么，有何对应策略？ 高连奎：淡马锡模式是主权基金的模式，不是国有资本的模式，跟国企改革基本上没关系，国企成立基金的话，也应该成立产业发展基金，促进创新，这在地方政府有成功案例，比如很多开发区成立基金为园区小企业提供贷款担保，效果都很好，中国也可以成立更多的这种投资基金促进产业发展。 主权基金跟国有资本是两码事，任何国家的外汇都不是财政收入的一部分，都是临时性拥有，淡马锡属于新加坡这样的小国，资本有限，投资上适合“精耕细作”，而中投公司资金量巨大，必须形成符合自身特性的投资策略。 而中国目前倡建的金砖国家发展银行，亚洲基础建设银行等都是很好的主权基金运作模式。今年2013年10月2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雅加达同印度尼西亚总统苏西洛举行会谈时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愿向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本地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将同域外现有多边开发银行合作，相互补充，共同促进亚洲经济持续稳定发展，这是非常好的思路，比淡马锡模式，中投模式都好。这才是应该发展的方向。（南方都市报采访完整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