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身为橡树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主席与共同创始人，霍华德·马克斯投身顶级投资管理行业40年，以对市场机会与风险的深刻见解而享有盛誉。他的《投资备忘录》充满了富有洞察力的评论与久经考验的基本投资理念，是投资大师沃伦·巴菲特最期待的邮件内容，也早已经成为华尔街金融人士的必读物。 通常来讲，信心是指人们基于自身能力选择行动方案，并据之行动的信念。尽管这并非我要说的信心，不过我认为，至少对投资者而言，信心也意味着乐观以及一定的确定性——除了对未来有乐观看法之外，信心还意味着确信自己的观点正确。总而言之，在我的理解里，信心这个词包含信念、乐观和笃信不疑这诸多要素，它们共同催生人们的幸福感，而一个充满信心的投资者，会确信高额回报即将到来。 实实在在的信心有什么用 信心在经济中的作用是怎样的，长期以来一直是个让我挂心的话题。我在过去的文章中曾稍显夸张地写过，甚至还认为，相比其他经济要素信心最重要——信心有普遍且重要的影响，它能自我强化还能自我实现。 现在我意识到，信心对经济的主要影响并不复杂。如果人们看好经济前景，他们就会消费、投资……从而，经济发展就会蒸蒸日上。
消费者的乐观情绪会转变成为增长的商品需求，从而增加GDP。大量购买会让企业确信，要想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就得投资扩大产能、招募新员工。企业对工厂和员工的投资会增加GDP。刚刚找到工作的员工会有钱花，他们的购买行为也会为这一循环推波助澜。 媒体对GDP和经济形势的积极动向的报道和表述增加，这也会提振多方信心。良性循环又会回到第一步。所以，信心对行为的影响与财富效应很相似。在经济运行中，所谓的“财富效应”扮演者重要角色，而且它也是个广为人知的角色。简而言之，财富效应是指当资产升值时，资产的所有者会把增加的财富转变成消费，进而形成增长的消费。初看起来这种现象并不奇怪，但是令人不得不说费解的是，即便升值尚未实现——也就是增长的财富不过纸上数据时——情形也是如此。财富和消费两者之间的关系，基本可以简述为：人们越富有，花钱就越多。而信心和经济运行之间的关系，可以简述为：不断增强的信心会让人们和企业支出更多，这些支出又会转而回到经济运行中——信心让人们花钱，而花钱则会增强经济实力，经济实力转而支撑人们的信心。 这个循环同时还是个可自我实现的“预言”，因为信心还能推动市场走势。投资者应该注意到，当你确信某种资产价格会上涨，人们就会购买这种资产，从而使其价格不断上涨。这是信心自我实现的另一个途径。当然，作为经济收益和价格上涨基础的信心，只有实实在在存在才会产生影响，一旦信心丧失，上述效应便会消退。 不确定性销蚀着投资信心 高度不确定性是当今投资环境的突出特点之一，它阻碍了人们对未来的乐观预期，削弱了投资者认为未来是可知、可控的信心。换句话说，它销蚀了人们的信心。我很想搞清楚那些不确定性都有什么。 大约一年前，我曾写过一篇题为《站在不稳定的地面》(On Uncertain Ground)的备忘录，那篇文章的开头是：“这个世界比我生活中的任何时期似乎都更不稳定。” 随后，我检视了导致不稳定的诸多因素。如今回望一番检视后的成果，然后将诸多因素稍作更新，我不知道这个名单竟然也如此之长，但它们的确都是我一直被问及的因素：美国：2008年开始的经济衰退持续至今，依然呈现为盘桓不去而且复苏无常的迹象。复苏到底什么时候到来?实际情形是，我们似乎正在经历“前进两步后退一步”的复苏，正面报道也常夹杂着令人沮丧的消息。即便是就业机会、消费者信心以及制造业产出等像有所改善，但还是有些不温不火，更不足以让人振奋。这种局面与美国最近数十年的情形大相径庭。在此背景下，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包括： 要求增加税收和削减预算的“减赤计划”，会从多大程度上损害经济复苏?销售增长什么时候能让企业打败抵触情绪，不再抵触为工厂建设和员工增加做支出? 美联储的低利率还会保持多久?三个月、三年还是永远?如果低利率不再会怎么样?利率会上升多少?更高的利率造成的影响，是不是足以让经济增长放缓?政府的财政赤字会受此波及吗? 美联储3万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表又意味着什么呢?美国能源有可能自给自足吗?如果可以，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和石油价格又将怎样?美国经济增长是还会回到20世纪末期的水平，还是会陷于缓慢增长模式? 经济增长缓慢、失业率高企，以及不断加大的收入差距，带来的社会后果有哪些?比如，增长缓慢会导致日本式的通货紧缩吗?为应对过多国债，美国会采用美元贬值策略吗?至于为更容易清偿债务而大量印钞，是不是又会导致长期通货膨胀? 将来的“结构性失业”水平，会一直盘桓在过去几十年来5%以上吗?利润率呢，会不会从目前的创纪录水平下降?如果是，企业的利润又会受到什么影响? 从长期来看，美国在削减预算赤字、本来就缺乏资金支持的福利计划上有进步吗?欧洲：如今给人负债累累印象的欧洲各国，情形甚至比美国还要复杂。比如：欧盟有没有可能负债减少?长期赤字又能否通过紧缩政策得到削减? 更富裕的国家有没有可能无条件支持较贫穷的国家，比如不要求它们执行令人痛苦的紧缩政策? 如果继续实施紧缩政策，那经济衰退、苦难和动荡又是否不可避免?提供其他方案的当选领导人，难道就不会被赶下台吗? 为了让欧洲能与其他国家平等竞争，有没有可能给严苛的规章和劳动法松绑?从长期来看，欧洲国家会赋予某个核心机构监管权力，以确保经济联盟高效运作吗? 英国的选民呢，会为英国是否留在欧盟举行公投?欧盟能保持完整吗? 欧盟是不是一个需要得到一致支持才能付诸行动的政治同盟?它的治理和协调会得到改善吗? 关于领袖：这么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在销蚀全球人的信心，很容易让人寄希望于“领袖们”。但即便是领袖们，也无法忽视这些质疑：全球的领导人有让我们度过艰难时光的才干吗?试图连任的领导人能首先直面挑战，并非为帮助银行而推行不受欢迎的解决方案，或者权宜之计吗?比如，税收、监管和医疗保健费用等方面的不确性现状，能不能解决掉，使其不再阻碍企业在工厂和人力上投资? 这样的质疑句式，确实显得我像是打开了“不确定性”追问的闸门。我甚至还发散想到了中国、日本等更多国家的情形，比如：靠信贷支撑的中国经济会硬着陆呢，还是软着陆?如果中国发展增速放缓，像巴西、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靠为中国供应大宗商品而保持繁荣的国家，会受到什么影响?大宗商品的价格有会是什么走向?日本经济什么时候可能从昏睡中醒来?中东、伊朗和朝鲜等热点地区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当然，所有情形和2008年危机爆发之前的年代，有显著差别。让我们回顾一下2007年年中的情形吧：那时候大部分人都百分之百地确信，自己对这些知识都很清楚：全球经济运转的机制，经济状况和工商界五年或十年以后的状况，以及怎样修正错误。并且，人们确信基于前述认知，基本可消除未来的不确定性，进而更加高度自信。 今天，已经没人这么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