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朱演铭坐在位于上海嘉定的熙可集团总部的会议室中。这间由谷歌总部的设计公司设计的大楼不久前还是电视剧《杜拉拉升职记2》的拍摄场地，员工自豪地指指“杜拉拉”待过的地方：“上海恐怕找不出比这更漂亮的办公室了。” 与员工的自豪高调相反的是，朱演铭是个务实到犀利的人。他常常语出惊人， 那些“反传统”的思维方式来自于田野调查，真相永远不好看，有人蒙起眼，但是他会拿起放大镜去寻找改变的缝隙。 眼下，朱演铭正在以一个企业家的身份推动重庆巴南地区尝试“城中有村，村中有城”的生物圈城乡统筹的商业模式——以可持续的土地使用和农业经营系统为驱动，建立一个严格缜密的农商教育系统，以此来支撑可持续的农村发展。巴南也因此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破解“三农”问题的首个全球性实验基地，并将在3~5年后向全世界推广经验。
朱演铭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从事中美物流，其中很重要的一块业务是食品物流，但是食品中的农药残留、重金属超标等问题一直困扰着他，迫使他进入供应链最薄弱的环节——上游的农业生产，进而发现中国农业发展的症结，也迫使他去创造巴南模式，创造一条适合于中国的农业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路径。而那时，网易的丁磊还没想到养猪，“有机”也不是个时髦的词儿。 当翻译将“农民”翻译成“ F a r m e r”给美国来宾时，朱演铭当场纠正，“中国只有‘Peasant’(农民)，没有‘Farmer’(农场主)。” 农业能否成为产业，单位亩产是个关键衡量指标。当国内很多企业布局蓝莓产业时，所面对的现状是，蓝莓平均亩产只有0.3吨，而美国的平均亩产为1.2吨，亩产相差四倍，固定成本无法摊销，企业就无法营利。更有甚者，朱演铭亲眼见到一个做麻将桌生意出身的老板将五个亿投进蓝莓产业，最后连个水漂都没见到。而美国仅以2%的农业人口，不仅养活了全国，而且还成为农业大国，这无不与效率和规模化生产有关。 朱演铭出生在上海，他不是农民，但是个商人，从事农业的商人，于是他发明了一个词——“农商企业家”。自上世纪80年代到美国之后，他一直从事中美贸易，如今已经是中国最大的酸性水果出口加工商，占据了美国45%的加工柑橘的市场份额。“农商企业家最大的竞争对手是农民。”朱演铭一边说着农业的无规模，一边又将毫无规模优势的农民列为竞争对手，朱演铭算的是一笔土地的账。 若要提高产量，别无他法，科学种植需要大量的农地资源作为支撑。熙可在选择柑橘种植地时，因各地的土壤、水质、历年气候、风向等因素，需要对土壤的取样截面和取样深度都有要求，找土壤的过程就像石油勘探，竖起井架，掘地几米做土层分析，在湖南400万亩柑橘地中才精选出10万亩符合熙可要求的土地。 即使这样的土地到手，一个根本性的租金成本问题还是绕不过去，企业必须向农民租用这些承包的土地，在大片的土地中若是有农户不愿租借，企业还要绕开这一区域。“如果每亩土地每年付给农民一千元的租金，当这笔租金作为土地的固定成本发生时，就形成了营运挫败风险。”朱演铭算过这样一笔账，如果亩产因灾由1 .2吨降到0.5吨，这一千元的租金成本足够让企业倒闭，因为产量无法摊销固定成本。 朱演铭的观点一次次让那些初入这个领域的创业者惊愕。“就在昨天，我在山东种了三年，即将挂果的几千颗蓝莓树给人一夜之间挖空，而我在附近找到了这些果树。”朱演铭提到这件事的时候，语气平静，有些调侃又有些无奈，但这样的事件对农业企业来说绝非孤立事件，这是中国农业企业的独有风险。与山东自有山地相反的是，在湖南永州冷水滩，朱演铭走的是一条与当地农民的合作之路，关键是要双方建立情感和信任。熙可以年付租金的方式与农民集中签约，由公司统一进行土壤改造和基础设施建设，再分配给有种植能力的家庭。熙可为农民提供种植技术，其他如种苗、肥料和农药均采用赊账的方式，果实采摘后，熙可以市场价包收，前期的赊账在收购款中统一扣除。农户在享受这些优惠政策的同时，也必须通过熙可苛刻的质量检验。朱演铭的这一制度设计让当地的农民终于不用担心丰年和小年的价格落差，有的农户一年就有20万左右的进账，这让许多外出打工的农民又回到了家乡。 一个晚上，当朱演铭行将离开冷水滩时，农民在山上用蜡烛点亮了他的名字，看到这片烛火，朱演铭感动良久。 朱演铭知道，巴南的城乡统筹模式既需要顶层设计，也需要企业参与形成一个良好的生态圈，否则食品安全问题永远像个死循环。“作为农商企业家，总不能等到立法后再行动，在这样的环境中大家的起跑线都是一样的。” 在农业领域摸爬滚打了十数年，朱演铭已经达到了穿上西装就是教授、总裁，走在田间地头就是农业专家的自由之境，他最大的愿望是，“培养农商企业家，之后让农民生活得比城里人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