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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通览和了解西方管理思想的发展史演进，有两本书常常被提及：一本是丹尼尔·A·雷恩和阿瑟·G·贝德安合著的《西方管理思想史》，还有就是斯图尔特·克雷纳的这本《管理百年》了。 英国人斯图尔特·克雷纳，是著名的管理史学家，曾任记者，常年从事商业新闻报道。作为《时代》杂志的专栏撰搞人，其作品还屡见于《金融时报》和《战略与企业管理》杂志(Strategy & Business)。他还是全球首个管理思想者排行榜Thinkers 50的创始人，该榜已创立12年，每两年评选一次(一般在11月发榜)，被誉为管理界的“奥斯卡”、全球最先进管理思想的风向标。 在《管理百年》中，克雷纳试图凭借自己对管理思想演变的熟稔，将历史横跨百年、人物多达50位的管理族谱给梳理清楚。他以10年为单位，按年代顺序组织内容，并且把每个年代管理思想的特征、主张予以归纳。从最早的亨利·法约尔到玛丽·福列特再到道格拉斯·麦格雷戈，还有为人们熟知的彼得·德鲁克、西奥多·莱维特、菲利普·科特勒，一直到相对比较新的詹姆斯·钱皮、迈克尔·哈默、查尔斯·汉迪等。《管理百年》在书写恢弘的管理思想演发展、演变的同时，也顺带展示了一个世纪以来商业的进步与繁荣。 观念改变世界 “观念很重要。”斯图尔特·克雷纳在《管理百年》中文版序言中写道。 克雷纳说得没错， 观念真得很重要——它帮助我们对自认为已经知道的东西进行了重新评估，更是美好未来的催化剂。管理思想不光跟商业有关，还能改变更广阔的世界。 试想，弗雷德里克·泰勒——这位“科学管理之父”，如果他对工人们经常“磨洋工”的现象视而不见，也不考虑如何使雇主和雇员的财富最大化，他就不会拿着秒表去测量每个工作环节所需的时间，更不会“创造性”地用“日标准作业量”这个指标去衡量每个工人的生产效率并支付相应的报酬。在一个平庸者辈出的年代，泰勒以其解决问题的超级能力担当起了复兴的大业。或许，没有泰勒，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和科学的管理登上历史舞台还得晚些年。 想想哥白尼、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牛顿、伽利略，或是爱因斯坦、达·芬奇、爱迪生，再想想达尔文、古腾堡、富兰克林，这些天文哲学物理生物等领域的极具颠覆性的创新家，他们除了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外，也塑造了我们如何思考、如何看待自身在宇宙中位置的方式。在商业和管理的世界中，观念何尝不是如此。 亨利·福特，福特公司的创始人。他是大规模生产的最初倡导者，虽然他并不是生产流水线系统的首创者。在他的不懈努力和改进下，T型车装配线正式运行了。福特围绕它创造了一系列复杂的生产系统，确保零件、组件和装配能在合适的时间运送到装配线上，从而尽可能地杜绝浪费、延时，提高生产效率。据统计，装配线把生产一台发动机的时间从9个小时54分钟缩短到了5小时56分钟，另外，当一般厂里生产底盘要花12个小时以上时，装配线竟可以把时间缩短至1小时33分钟。福特要设计出任何人都能开、属于大众消费品的汽车，这是他的狂热愿景，而福特公司曾宣传“除了社交场所，福特汽车能带你去任何地方”。有了这样的理念，再加上正确的方法(即借由装配线控制生产成本，投入先进技术提高产能)，在20世纪前期的一二十年里，福特占据世界企业工业绝对的领导地位。“地球上一半的汽车是T型车”，这既是对福特当初伟大构想的肯定，亦是那个时代由领先观念奏响的凯歌。 不过作为历史的产物，观念难免有局限性。这意味着，它们虽然有效用，但都是一时的，任何观念的提出者都不可避免地被遗忘、遭淘汰。譬如前面提到的弗雷德里克·泰勒、亨利·福特，他们都对科学管理、生产效率推崇备至，认定完美的任务带来完美的流程，而完美的流程基本上能够带来让公司蓬勃发展的必要结构了，所以组织性质及其未来不那么重要。事实证明，这显然是落后的、错误的。差不多同一时期，社会科学的巨擘、德国人马克斯·韦伯，在他的《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理论》一书中关注到了官僚体制的缺陷和有可能未来产生的弊端。而切斯特·巴纳德在《经理人员的职能》著作中拓宽了管理的任务——它不但是测量、控制和监督，也要关心诸如价值观和组织等更为抽象、模糊的概念。到了小艾尔弗雷德·普里查德·斯隆这里，他明白做什么和怎么做才算优秀的“经理人”。自他加盟到通用汽车后，他一改创始人杜兰特喜怒无常的独裁式领导，而创造了一支高度专业化、冷静和精明的全新管理团队，他们根据信息作决策，而不光是凭借直觉。同时，斯隆引入了“事业部”机制，从此确立了分权经营和集中政策控制相结合的管理模式。它的结果是：1927年，通用汽车的销量首次超过了福特。 铁打的发展，流水的观念 其实类似的颠覆与超越一直发生着，从未改变。在《管理百年》中，斯图尔特·克雷纳这样写道：“观念发挥不了作用，很快就会淹没在历史长河里。管理观念层出不穷的原因就在于此。它们来来去去，速度越来越快。”不妨想想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情况吧。借由斯图尔特·克雷纳的归纳，先是有汤姆·彼得斯和罗伯特·沃特曼合著的畅销书《追求卓越》催生出了“卓越”这个宽泛的概念。卓越概念带来了20世纪80年代的质量运动。W·爱德华兹·戴明、约瑟夫·朱兰和菲利普·克劳士比等人为企业界引入了质量圈、全面质量管理和实时生产及其他一些技术。紧接着，在彼得·圣吉的《第五项修炼》的影响下，学习型组织的概念进入公众视线。然而，很快被“企业再造”替代，再之后是知识管理和智力资本……一个时常被拿来当笑话讲的是，由吉姆·柯林斯和杰里·波勒斯合著的《基业长青》，里面提到引以为标杆的18家企业，现在多半都销声匿迹，有些甚至濒临破产了。那么，究竟是他们总结的方法错了，还是它本身就有相对性、时效性? 回头想来，正是因为有这些精彩纷呈、不断更新的管理思想和学说，构成了被斯图尔特·克雷纳称为“管理世纪”的20世纪。也因为将这些思想源流汇集起来，将其主要发展脉络做一番简明而深刻的指引，这才有了经典的管理思想史论著《管理百年》。 不对“管理”下任何定义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整一部《管理百年》，通篇在谈管理，却并未对“管理”二字下任何的定义。按照克雷纳的说法，定义管理实在太困难，它是一门专业、一种职业，它是衡量企业卓越与否的尺度，但它又超越商业，无所不包。实际上，克雷纳暧昧不明的态度并非为了逃避，如果硬要给“管理”下定义，他完全可以选择其中某一个他认可的管理大师所下的定义。他之所以这么做，恰恰佐证了他的发现——“理论家们总想着把管理学引入某个角落，让它尘埃落定，但管理学却总是不断挑衅，让他们美梦落空。它一次次地从理论家手里逃脱，一次次地从人们的指缝中溜走。”归根到底，管理是一门面向实践和现实问题的学问，它没有最终的答案，只有永恒的追问。 就像几年前，我写的《伟大CEO必读的50本书》。如果说克雷纳的《管理百年》是“以史为鉴”，那我的这本书则是“以书为媒”，都是在介绍管理思想。但我当时说了，这注定会是一本“遗憾之书”。因为没过多久，所谓经典理论、必读书目不免会被新的经典、新的必读给取代革新。诚如克雷纳所讲，“对于成功的精髓，我们注定只能惊鸿一瞥。”在观念史上，任何学说都有保鲜期，这是规律，亦是宿命。 《领导者的质量思维》 (美)约瑟夫·M·朱兰、约瑟夫·A·迪菲奥/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13年9月 出生于1904年的朱兰是举世公认的现代质量管理的领军人物，他提出了质量即“适用性”的概念，强调了顾客导向在管理中的重要性。如同质量管理领域中的另一位大师戴明一样，朱兰在日本经济复兴和质量革命中的作用也受到了高度的评价。本书是著名的《朱兰质量手册》第一部分内容，也是专门写给组织领导者的。出版方把它从1000多页的“手册”中剥离出来，旨在为领导者去繁取精。 《第一大亨：美国商业巨擘范德比尔特的伟大人生》 (美)T·J·斯泰尔斯/湛庐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8月 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一个18世纪的孩子，依靠自身努力和能力白手起家，从最初一名经营帆驳船轮渡的小船夫，逐渐成长为世界著名的航运大王、铁路大亨和金融巨头。他自力更生地打造了自己的王国，像是乔治·华盛顿和成吉思汗的综合体。19世纪50年代，他在中美洲的个人影响力甚至超过了白宫。金融家拉塞尔·塞奇评论道：“范德比尔特之于金融，正如同莎士比亚之于诗歌，米开朗基罗之于绘画。” 《破解“窝火”的绩效管理》 罗元福/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年9月 众多企业对于绩效管理的感受往往是“一言难尽”，不做，是等死!做，是找死!就像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绩效管理成为让企业最窝火、最头疼的管理问题。其实在实际操作中，绩效管理首先面临的问题是企业对待绩效管理的观念出了问题。本书跳出人力资源经理传统的绩效管理思维，从战略绩效管理的高度，帮助企业中高层管理者摆脱形式大于内容、制度大于实效的困境，发挥绩效管理的系统化优势。 《美国海豹突击队生存手册》 (美)唐·曼、拉尔夫·培祖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年8月 海豹突击队队员是精英中的精英，他们可以短时间内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完成部署，并且可以在几乎没有任何后勤补给的情况下在荒野中生存下来并完成任务。本书既可以当做一本工具书，去掌握里面每一个技巧和细节，也可以把它当做一本奇观逸闻，从欣赏到让人惊叹，进而爱上户外探险。户外运动的魅力之一在于可以唤醒身体里沉睡的某种潜能，你可以通过本书得到专业的指导。 《亚洲并购：激流勇进》 (新加坡)蔡纯毅、(印度)查唯冠/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年7月 这是一本专门针对亚洲企业的并购实战指南。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转攻海外，在开始并购前阅读此书，定会有所收获。亚洲是一个复杂的经商地点，但几乎每个跨国企业都将“亚洲扩张”列入其最高优先计划。两位作者对亚洲并购态势的发展了如指掌。基于并购的基本原理，以及亚洲企业的特殊性，本书以渐进方式分解并购技巧，为亚洲并购如何运作提供了众多宝贵信息和最新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