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全球收支不平衡在于中国的过度储蓄
正如今年3月6日出版的《华盛顿邮报》所刊发的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Robert.B.Zoellick）和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联名文章《世界经济复苏取决“G2” 》所指出的那样：“全球收支不平衡是结构性的，根源在于美国的过度消费和中国的过度储蓄。”面对危机，虽然中美先后公布了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但与美国再次致力于“刺激消费”一样，中国也再次寄托于“投资拉动”。文章认为这只是两国对短期忧虑的习惯反应，而长远来看，美国必须着手刺激储蓄和投资，而中国则需要拉动内需。文章认为，如果美国只是一味利用国外的廉价资金来刺激国内消费，那么悲剧必将重演。同样的道理如果中国也还只是一味的扩大投资来刺激经济，并且还只是寄希望于出口，那么悲剧也必然将重演。|www.aihuau.com|32同样，为了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必须改变其收入分配。实践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证实，如果国民的工资水平没有随着GDP的增长比例而增长，社会生产力与消费水平的巨大反差会阻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反之只有国民收入增长才能解决国家经济中内需不足、产能过剩问题。正如熊彼特在他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里所论述的“开动资本主义的发动机并使它继续动作的基本推动力来自新消费、新生产或运输方法、新市场，……它不断使这个经济结构革命化,不断毁灭老的,又不断创造新的结构。这个创造性的毁灭过程就是创新。”二、社保体系的建立-------必要但不充分在外需面临严峻考验的当前，“保增长”的重任再度回归于内需。短期而言，“驾轻就熟”的投资无疑是反周期政策的首选，但从长期来看，却只有有效的启动消费才能向中国经济注入持续增长动力。消费不足事实上一直是中国经济的软肋。从2007年数据来看，居民消费在GDP中的占比仅有35%，居民消费在总消费中的占比也不过72%。而反观美国、日本居民消费在GDP中的比例大约分别在70%和60%，其居民消费在总消费中的占比则分别为81%和76%。国际对比可以发现，同样作为一个经济大国，中国居民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亟待提高。细究之，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国民收入增长过慢、城乡收入差距过大。虽然中国自建国以来，特别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得到长足发展。但由于中国长期以来过于依赖于出口，而至于内需也过多依赖投资，大量新增产能面向外需，如此则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圈，由于国民收入增长慢于经济增速和财政收入，而在政府的GDP情结主导下，政府更愿意发展出口型经济和以投资来实现，如此以来则更进一步使国民收入增长慢于经济增速和财政收入，进而进一步打击制约内需市场的建立。如我这几年一直唠叨的：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甚至于缺失，整体工资及可支配收入增长的缓慢，“未雨绸缪”“自保意识”将决定，住房、教育、医疗支出及保障性储蓄主导国人的消费、投资结构及行为。也正是这个理由决定了中国经济结构严重的失衡。正如佐利克（Robert.B.Zoellick）和林毅夫所指出的那样：“接下来，中国应该建立良好的社会安全保障系统。”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显然是必要的，但绝还不是充分的。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说，需要的是一场小泉式的结构性改革。三、中国的结构改革，培育国内市场是关键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说需要的是改变当前这种状况并开辟新的经济增长道路，而这种改变必须依靠“知识和智慧”。“知识和智慧将通过技术革新和创造性的破坏，使人力和资本由效率低下的部门向高效率、高社会需求的增长部门移动，从而带动经济增长”。“为使资源的移动通过市场和竞争实现，要铲除抑制市场发展和增长的障碍”。只有通过这种痛苦的、“创造性的破坏”过程，才能最终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即21世纪的中国要实现符合其实力的经济增长，建立一个尊重市场规则和社会正义、与自然共生且人人安居乐业、开放而对世界有魅力的社会。对于当前中国的结构改革计划，培育国内市场是关键，而国内市场的培育其重心又在于国内的消费，综合我们前面的论述，我们认为其重点则在于“经济增长为手段，国民增收是目的”、“缩小贫富差距”的国民收入增长计划的实施。对于这一提议或许有人提出若干的理由来质疑，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认为拿案例出来或许更能够说明问题。20世纪50年代可以被认为是日本6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的准备和过渡阶段。资源从生产力相对低下的部门转移到生产力更高的部门，通过国外技术的进口加快了发展的脚步。1953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了二战前的水平。但是与此同时，社会并未因为经济的长足发展而就此稳定。当时日本的实际情况是产品积压，失业增加，劳资关系紧张，整个社会极端不稳定。因日美就《共同合作和安保条约》签署的补充修订协议，于1960年引发了东京大规模的街头抗议。此外，当时日本的劳资关系也十分紧张。在南九州岛Miike矿场发生了长时间的罢工。在当时日本出现新的技术革命如电视机等家用电器已经大量生产，而另一方面又出现产品积压，失业率增加。1957年12月日本的完全失业者为49万人，1958年3月增加到92万人。正是在这样的情况和背景下，日本宣布启动为期10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该计划的主要内容有：1、充实社会资本；2、产业结构高度化，提高高生产率部门在产业中的比重；3、促进对外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4、培训人才，振兴科学技术；5、缓和二重结构，确保社会安定。这一计划的主要目的在于，使经济达到极大的增长，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及实现充分就业，消除日本经济所具有的经济结构不平衡状况。该计划的核心思想在于“经济增长为手段，国民增收是目的”、“缩小贫富差距”。在计划目的的阐述中，当时的日本政府明确指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目的必须是，迅速地把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一倍，从而谋求通过增加雇用实现完全雇用，大幅度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在这一过程中，必须致力于纠正农业与非农业之间、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地区相互之间以及收入阶层之间的生活上的收入上的差距，以期国民经济和国民生活得到均衡发展”。而达之这一目的，其中完善保障制度是关键，当时日本政府所拟订的政策包括：最低工资制度、社会保障计划、养老保险等 在这一指导思想下，日本政府制定的第一项政策，就是采取积极措施，提高工人、农民的购买力。对于工人，明确规定了进一步推行“最低工资制度”，以在“国民收入的第一阶段，就使收入差别不致扩大”。1961-1970年日本工人的工资指数增长了近1.7倍。同时扩展了社会保障计划，完善养老保险金，提高健康保险付给率。 减税：在减税方面，计划从1961年开始，每年在个人收入调节税和企业税上共减税1000亿日元。 提高农民收入：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制定《农业基本法》 对于农民，政府规定了“生产者米价”，它远高于国际市场，是美国的2.7倍。米价带动整个农产品价格上涨，结果1960-1969年，农产品价格上涨为95%左右，而农村购入的工业品价格指数仅上涨30%左右。“剪刀差”的缩小，一方面使农民积极购买生产资料，农业的全面机械化基本上是在这个时期实现；另一方面，买得起、用得起的生活资料，使一般耐用消费品得以在农村普及。这些都为工业品生产创造出了广泛的市场需求。 池田内阁1961年制定了目的为“增加从事农业者的收入，使其达到从事其他产业者的生活水平”的《农业基本法》。 正是在推行计划的十余载里，始终坚持以上两个精髓不放松，形成了日本社会将近1亿的“中产阶层”，最终实现了国民收入同步前进。1970年该计划完成之时，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增长350%，国民收入增长率340%。 日本经济学家林直道在《现代日本经济》一书中指出，日本实现“国民收入倍增”以前和以后相比，国民生活方式、社会形象、人们的思维方式，乃至日本的面貌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就“像换了个国家一样”。四、结构改革的具体内容当然特定于中国，基于特殊的国情，显然我们要比当时的日本要做的更多：其一，民营化。关于这点我们已经在前面的章节里所做的论述：“国有大企业由于其和政府间的关系以及拥有的可提供充分担保的资产，可优先获得银行贷款，而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融资经常处于困难局面，这样的结果是出现资源的变相集中和垄断，这种集中和垄断对于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发展显然是致命的。将资金过度集中于并不具竞争力的国有企业，事实上也不利于银行等金融部门收益的提高。低利率对于一些负债较高的企业，能起到使其苟且存活的作用，但是不利于淘汰效益差的边际企业，不利于经济结构的升级换代以及同国外竞争。此外，低利率首先降低的是金融机构的筹资成本。某种程度上减弱了对金融机构的约束与压力。使银行不急于处理不良债权问题，不利于金融机构提高经营效率。此外，持续低利率容易扭曲人们对资金的准确认识，使筹资者轻视利率的存在，甚至轻视资金的价值，使资金使用效率下降，引发泡沫经济和银行不良贷款上升。许多人将日本经济上世纪90年代的萧条归咎于1985年“广场协议”后的日元升值。日元升值固然对日本经济有影响，但是其出口竞争力并未因此受重大影响。问题出在信贷的失控上，由此产生严重的资产价格泡沫。央行在应对过度流动性以及资产升值上，一再延误时机，使经济活动过度转向房地产，资金涌向股市，直到最终提高了利率，使房地产、股市泡沫崩溃。实际上日本央行的政策失误才是日本走向上一轮萧条的主因。同样，美国本世纪初崩溃的股市泡沫也是低利率货币政策使然。美国经济从1991 年第二季度摆脱滞胀, 进入持续增长时期之后, 美联储实行的是以低利率为基础的中性货币政策，股市价格一升再升,不断创出史无前例的新高。最终股市泡沫破裂。因此，低利率政策蕴藏着极大的风险。低利率没有起到保护金融市场的作用，而是使它变得更为脆弱。而这些因素的集合，自然是于总体上降低了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力。”我们的这种认识，显然也是世界银行所认定的，佐利克（Robert.B.Zoellick）和林毅夫在他们联名发表的那篇文章里进一步指出：“雇佣着80%劳动力的中小企业获得金融服务的机会非常小，因为中国的金融服务基本上为四大银行主宰，而四大行是为大公司提供服务的。这意味着，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和中小企业一直通过低收入和低利率补贴了那些大公司。鉴于此，中国亟须建设一个小型的地方金融服务系统，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民营化改革计划尤其必要，这就是民间能做的尽量交给民间做的原则下，彻底改变公共金融机构的职能，发挥民间金融机构的作用并扩大其收益机会，同时大力推进民营化，把竞争原理和民间经营管理方法引进医疗、福利、教育等以往主要由公共部门承担的领域，以及进一步放宽电气通讯、能源等领域的政府限制问题。以此来激活整个社会经济的活跃度。
其二，支援挑战者计划。为发挥个人和企业的潜力，将在制度层面上促进间接金融向直接金融供给方式的转变，通过税制等制度改革，使政策上的倾斜面由以往的支持储蓄转向支持股票投资，从而构建一个韧性社会系统。同时加强公正交易委员会体制，强化其市场监督功能，保证市场在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下，按照自由竞争的原理运行。其三，知识性资产增长计划。为实现人才大国和科学技术创造立国的目标，将从加倍增长知识性资产的观点出发，于推进教育改革的同时，以能源、生命科学、信息技术、环境等几大领域为战略重点强力推进。其四，财政改革计划。为改善财政上巨额赤字的局面，政府将严格控制国债的发行，毕竟积极的财政政策所带来的庞大的财政赤字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也不可低估，一是在市场上发行巨额债券轻易造成市场利率的上升，进而抑制民间投资。二是庞大的债务使政府不堪重负，政府在财政问题上陷入两难的境地，在危机之初尚可，一旦时日过长政府也自不敢及时干预经济，阻止经济的滑坡。三是增加了国家风险，如国外评级机构基于巨额国债的考虑，降低国债的级别，这使国外投资者对中国投资持消极态度。四是进一步恶化了整个投资效益。当前的许多公共投资是靠发行国债才得以实施的。从日本的经验来看，随着时间的增长，纵然政府加大公共投资力度，但是其对经济的拉动效应却呈递减状态。这从另一方面说明政府的投资不但挤占了原可用于对其他产业投资的资金，还浪费了国家的资源和财富。我们的建议是以财政改革为契机，逐步缩减政府的行政管理费用的支出，着手建立廉洁而高效的政府。其五，地方自立的活性化计划。为发挥地方的潜力，本着行政服务权限面对当地居民的基本原则，中央政府应修改地方税收及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在提高地方行政财政权限的同时，要求地方政府承担起为本地产业发展、国民生活及社会保障服务的责任。五、土地改革是结构改革的重要部分特定于中国，如果要谈国内市场的建立，这必然就事迹到农民和土地政策的问题。毕竟中国是一个以农业生活方式及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在论述中国经济问题特别是有关于国内市场建立的问题，都不得不从这个问题出发。我们给出的政策建议是：必须进一步深化土地制度的改革，在现有的土地承包制的基础上，予以土地的私有化。虽然我们并不赞同给予农民土地的永佃权，我们认为可以考虑的政策是将农村土地与城市土地平权化，所给予的年限亦为70年为限。而同时我们基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和现实的实际需要，（在这里我们也不得不认真的对待某些民粹主义者的担忧，那就是在社会保障体现尚未建立起来的时候，农民破产而对社会可能带来的破坏），我们也并不认为上述的土地应该免费划转到农民名下。我们的建议是将全国18亿亩可耕地和其他不可耕地在现有承包制的基础上，以农民自愿认购的形式向政府购买，只有该承包人自动放弃对该土地的所有权后，政府方有权就该地块向社会公开招标拍卖。而因为全国各地所存在的地差级租的差异，我们不认为购买价可实施全国统一价，我们认为农民所购地价以第三方评估机构根据当地土地实际生产率水平予以确定。根据有关数据所显示的，中国当前土地存量资产高达33万亿这一数值。我们以市价对折的方式匡算，政府可从土地私有中得到15万亿左右的现金收入。当然对于当前中国农民的收入普遍偏低的实际情况，我们的建议是，一方面政府可对农民实施分期付款制度，农民在交付占总额30%的首付后，余下部分可以10年期分期支付。在这方面中国政府更可借鉴，企业MBO时，企业为员工提供融资的方法，而独立开设一家政策性银行，该银行成立的目的就是旨在于给那些差钱的农民提供地贷融资。考虑到城乡的差异的实际情况，对于所集合到的这笔庞大的资金，我们的建议是，其中的70%即10万亿，单独划开，成立一只单独的，有别于城市标准的，目的旨在于覆盖农村居民，符合于农村居民实际情况的涵盖养老和医疗及教育的初级社会保障基金。另外政府应将其剩余的5万亿中的2万亿成立数家农业产业化基金，扩大对农村农业的基础措施的建设，和产业扶持，旨在于引导社会资本向农业产业注入，从而将中国的农业真正意义的打造成为现代意义的农业工业。另将2.5万亿划入城市增容基金，为可能的大量农民进入城市而必然加剧的城市廉价住房提供保障。余下的0.5万亿，则划入新农村新农民教育培训基金，其中的0.3万亿作为对大量低端农民工技能的培训专项基金。该基金的使命就在于，对大量需要从农村向城市及纯粹的传统农业从业者向现代农业从业者转移的农民，提供基本的技能的培养，为现代工业（包括产业化的农业本身）提供合格的劳动力，为进一步提供生产率而服务。同时余下的0.1万亿则作为适合现代农业发展需要的高端人才的培养，这方面可借鉴当前政府对师范生培养模式，凡是愿意在今后回到农业农村岗位去的大学生签定合同，予以免费培养。同时加大与包括新西兰、澳大利亚、以色列、法国和美国等农业产业发达国家的农业方向的教育合作，为中国的农业的产业化提供包括农业科学（包括节水、基因等）、市场营销、生产管理等方面合格的领导性人才。另外的资金则成为包括农业技术、市场营销等方面的专项科研的扶持资金。六、列宁说：小生产者破产~~表明着国内市场在建立而不是在缩小在现有的土地承包制的基础上，予以土地的私有化，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制度安排里有明显的加剧小生产者破产---暨去农民化的诉求。所谓的“去农民化”,并不是“农业的终结”或“乡村生活的终结”,而是“小农的终结”。现在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观点，如果不限制，农民就会随意处置自己的土地，比如卖了或抵押给银行或他人，最终成为流民，而给社会造成很大的危害。诚如陈志武先生所指出的那样：“这是典型的因噎废食的制度。”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那里寻找到答案。列宁在他的那本伟大的经济学著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的第一章：民粹主义经济学家的理论错误的第四节里，他针对于民粹主义经济学家尼.--逊的国外市场是摆脱实现额外价值的困难的出路这一糊涂观点时指出的那样：这些民粹主义者既根本不了解资本主义社会中产品的实现（即国内市场的理论），也根本不了解国外市场的作用~~~~实现问题就是：如何为资本主义的每一部分产品按价值（不变成本、可变成本和额外价值）和按物质形式（生产资料、消费品，其中包括必需品和奢侈品）在市场上找到代替它的另一部分产品。特定于当前的中国，对于列宁的上述论点应该是具有共识的，那就是在国外市场日益萎缩的时候，中国必须从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向以建立国内市场来予以代替。关于这点，可从政府发表的谈话和学界的论述得到证明。而现在真正困扰中国的问题或许更在于国内市场建立的路径选择上，特别是在于社会分工和土地政策关系的内在联系上。如前我们所论述的，毕竟中国是一个以农业生活方式及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在论述中国经济问题特别是有关于国内市场建立的问题，都不得不从这个问题出发。在谈这个问题前，我们来回顾一下，什么是民粹主义，列宁认为：是有关可能发生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学说，民粹主义的特征是相信在某些国家可以走非资本主义道路，反对现代资本主义，主张不通过资本主义，而由这些国家的农村村社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民粹主义的土地主张事实上就是土地平均使用制。（《列宁全集》第13卷，莫斯科1940年俄文版第301页）。中国共产党对俄国民粹主义下的定义，虽然他没有直接的给予，但从他对俄国劳动派的批判还是能够体认的出来的，在《列宁选集》第二卷的注释部分第935页，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给劳动派做了如下注释：劳动派，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集团，~~~~~~~~劳动派的土地纲领是根据民粹主义的土地平均使用制的原则制定的，这个原则就是----用官地、皇族土地、寺院土地、皇室土地以及私有土地组成全民土地，只许耕者本人享有土地的使用权。这个概念我们仿佛并不陌生，是的，中国共产党从他们明确提出他的纲领的那一刻起，就一直围绕着这个中心，历史变迁，从他们对历次的农民战争的“均田”的历史的认可，到现实的，最初的“打土豪分田地”，到土改，从刘少奇的分产到户，到1980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共产党的土地纲领无一不是以是根据民粹主义的土地平均使用制的原则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从列宁那里直译过来的东西显然是对的，这种纲领这种认识，确实是民粹主义的。在学界一直有一种论调，固执的认为，对土地制度的私有化，不仅会让整个社会为之动荡，更可怕的是，如此也会让整个并不太大的国内市场，因为农民的失地破产而进一步萎缩。这也正是所有问题的症结所在，但事实上这也并不是新问题了，这只能够说明这些学者已经完全的把马克思抛弃了，或者说，他们虽然还打着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旗号，但事实上他们压根就没有认真的阅读过马克思的著作。马克思在他的那本伟大的著作《资本论》第一卷的第778页里这样论述到“一部分农村居民的被剥夺和被驱逐，不仅为工业资本家解放出工人及其生活资料和劳动材料，而且也建立了国内市场。”他的这一观点也得到了俄国人列宁的认同，他在他的那本《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里，这样与马克思的观点予以呼应：“从抽象的理论观点来看，在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正在发展的社会中，小生产者破产所表明的情况~~~表明着国内市场在建立而不是在缩小。”正如当年列宁有纠正民粹主义经济学家理论错误的必要，看来今天我们也有老调重谈的必要了。正如列宁当日在回击那些无知的民粹主义经济学家时所论述的：“市场是商品经济的范畴，而商品经济在它自身的发展中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并且只有在资本主义经济下，它才获得完全的统治和普遍的扩展。”因此，要分析国内市场的基本理论原理，我们也有从简单商品经济来聊起的必要了。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在自然经济下，社会是由许多单一的经济单位（特定于中国则是家长制的农民家庭）组成的，每一个这样的单位从事各种经济工作，从采掘各种原料开始，直到最后把这些原料制造成消费品。而在商品经济下，各种不同的经济单位建立起来，单独的经济部门的数量日益增多，执行同一经济职能的经济单位的数量日益减少。这种日益发展的社会分工就是资本主义国内市场建立过程中的主要关键。马克思说：“~~~~~在商品生产及其绝对形态，即资本主义生产中~~~~产品之所以成为商品，即成为具有必须实现（转化为货币）的交换价值的有用物品，仅仅因为有其他商品构成它们的等价物，仅仅因为有作为商品和作为价值的其他产品同它们相对立。~~~由于社会分工，这些商品的市场日益扩大；生产劳动的分工，~~~而且使它们互相成为市场。”（《资本论》第三卷第二部第177-178页）。由此可见，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全部发展过程的基础。
而当前的土地政策和学界的认识显然都是与此相矛盾的，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在于我们当前的这种政策，虽说土地的所有权归集体，农民仅仅只享有土地的使用权，这种政策也确乎使得小农经济获得了巨大的推动力。但这种制度无疑是在延续甚至强化了几千年来的小农制度，也就是马克思所指的‘小土地私有制度’，这种制度的反动就反动在于----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就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不断扩大的应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47章第5节）。虽然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政府的出发点是好的，是基于最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考虑的，但社会规律却不会以人的主观意志而转移的。因为“生产资料无止境地分散，生产者本身无止境地分离人力发生巨大的浪费。生产条件日趋恶化和生产资料日益昂贵是小块土地所有制的规律。”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将证明给我们看：小农制度破产是必然。（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47章第5节）。马克思进一步论述道：“资本主义生产（市场经济）方式由于它的本性，使农业人口同非农业人口比较起来，在不断的减少，总之，没有工商业人口的增加，农业人口的减少，商品经济或者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不能够设想的。这种情况对国内市场问题的意义同样巨大，因为它与工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也与农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工业中心的形成，其数目的增加，以及他们对人口的吸引，不能不对整个农村结构产生深远的影响。”对于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和那些为之摇扇的狗头军师---民粹主义经济学家显然忘记了如下一些事实，那就是当一部分生产者从生产资料中解放出来，也就意味着必须以这些生产资料转入他人手中、变成资本为前提；因而以下情况为前提：这些生产资料的新占有者以商品形式生产那些原先归生产者本人消费的产品，就是说扩大国内市场；这些新的占有者在扩大自己的生产时，向市场提出对新工具、原材料、运输工具等等的需求，以及对消费品的需求（这些新占有者日益富有，他们的消费就自然增多）。他们显然也忘记了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的一些教诲，譬如对市场来说重要的绝不是生产者的生活水平，而是生活水平的降低与他们手中货币资金的数目的增加完全一致，因为这种农民愈破产他们就愈加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他们就愈加必须在市场上购买自己更大部分的生活资料。马克思在他的那本伟大的著作《资本论》第一卷的第778页里这样论述到“一部分农村居民的被剥夺和被驱逐，不仅为工业资本家解放出工人及其生活资料和劳动材料，而且也建立了国内市场。”他的这一观点也得到了俄国人列宁的认同，他在他的那本《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里，这样与马克思的观点予以呼应：“从抽象的理论观点来看，在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正在发展的社会中，小生产者破产所表明的情况~~~表明着国内市场在建立而不是在缩小。”的确在原有高速增长的诸多条件逐步消失的情况下，如果中国不从结构改革上着手，还只是习惯性反应，那么就端乎没有中国经济的再生和发展。对于当前中国确乎需要以一种“不怕痛苦，不畏触及既得利益，不为老经验束缚”的“三不”精神，来推行一场轰轰烈烈的结构改革，或许惟有如此，方可使得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发起一场消费者革命，并以此成为其经济起飞的真正基础和转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