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对于中国人来说，自由与他们的生存环境并没有直接关系，”清华大学中国企业家思想研究中心主任、前富布赖特项目（Fulbright Scholar）中国研究学者王育琨解释说。“我是在山东莱州长大的，当时我们家里的条件很差。母亲出生于1920年，有时比男人还能干。父亲挣钱很少，刚刚够他一个人生活，因此养活我们兄妹6个的担子就压在了母亲肩上。虽然家里条件非常艰苦，母亲精神上的自由却从未受到影响。母亲没有文化，但是坚持让自己的儿女接受良好的教育。在那些困顿的岁月里，母亲为了自己的这一信念付出了不懈的努力。按照老家习俗，长子不能继续上学，而是应该留在家里务农，但是母亲没有要求哥哥这样做。她还坚持让姐姐读大学，虽然农村的传统思想认为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在女儿身上投资再多也是白费。母亲的所有决定都来自自己的心灵，没有任何人能够限制她精神上的自由。她经常对我们说，‘出水才看两腿泥。’”“我们都已经走出了泥泞，”王育琨说，“我们的国家也是如此。”邓小平鼓励全中国“出水才看两腿泥”实际上，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就是号召大家摘掉意识形态上的有色眼镜看待中国的现实。号召解放思想，以及“实事求是”不仅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个新纪元的开始，对中国领导人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相信民众和摈弃教条主义的禁锢必然会使社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十多亿人民的能量绝对不亚于原子弹，它可以建设一个新中国，也可以毁灭一个新中国。如果没有足够的信心和坚定的信念，邓小平是不会启动这项伟大工程的，那么接下来的事情也就不会发生了。1978年，165,000名年轻人大学毕业；2007年，大学毕业生的数量已经增长到了450万。早在1977年，当时任副总理、主管教育工作的邓小平再次打开通向高等教育的大门时，王巍、王育琨、陈凯歌和其他数千名年轻人抓住了这个机会，充分展现了他们的才能。对知识的渴求很快席卷了全中国，缩小了人们社会地位和文化的差距。随着大学陆续恢复了日常教学、工程师和技术人员重新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特别是邓小平把科学技术称为“第一生产力”，人们对于不同出版物的需求也飞速增长。“每个人都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平等权利，”中国对于信息和知识的渴求很快释放出来。期刊的种类从1978年的区区几百种发展到了2007年的上万种。在改革开放之前，每年出版的书籍只有大约1000种，现在这一数字已经达到了25万多种。现在，据官方数据统计，中国的出版物数量已经居世界之首，每年的杂志发行量超过了30亿份，书籍更是超过了60亿册。
几年前，漫步于上海最大的书店（一共有7层楼，每一层都有足球场大小）时，我们几乎被一排排书籍与杂志所淹没。各个年龄段的中国人在选购图书，还有许多人干脆坐在台阶或地板上，从他们买不起的书中摘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