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流”，源自围棋术语，是围棋开局时的一种布局方式，20世纪60年代由中国棋手研究创制，后中国围棋代表团访日时开始使用，这种布局由于在对阵中能迅速抢占大场而震惊国际棋坛，遂被命名为“中国流”。“中国流”用在这里，寓指“中国式并购”之意，即中国企业通过有目的的海外并购，来提升中国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中国制造业目前正处于全球产业链的底端，缺乏技术、资源、品牌和渠道，这使得中国在与欧美企业的博弈中，始终处于劣势的地位格局，这与当年中国棋手在国际棋坛上所处的不利形势相类似。想要改变这种格局，就需要在对阵中出奇制胜，而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抓住天时、地利、人和的机遇出击海外，通过有选择性的“中国式并购”，迅速提升中国企业的实力。中国对外开放的30年，也是中国企业与西方发达国家企业在产业链上博弈的30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已经融入世界，进出口占GDP比重高达67%。但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位置令人堪忧。业界有一个描述产业链模型的“微笑曲线”，它的前端是核心技术及核心零部件的生产；中端是零部件的加工、组装、装配，后端是销售和品牌。在国际产业分工中，中国企业基本是集中在产业链的中端、微笑曲线的底部，而产业链前端的技术和后端的品牌、渠道，基本都掌握在以美、欧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企业手中。当不同国家的企业分别分布在同一条产业链上的不同位置时，彼此之间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博弈。一条产业链上的利润是一定的，这就意味着链条上的不同企业从中分得的利润一定会“彼多此少”，这就要博弈，看谁能在产业链上占据主动，获得更多的利润。企业之间的竞争靠的是“比较优势”——中国企业的比较优势在于廉价的劳动力和资源；欧美企业的优势在于掌握着产业链的核心技术与渠道品牌。但博弈的结果，中国却陷入了一个困局！|www.aihuau.com|1在两端欧美企业的挤压下，中国企业的利益呈现出最小化的趋势，只能在低价值的产业链中端获取简单的加工组装费用。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条“微笑曲线”越来越向下凹，这也就意味着，中国企业获得的利润越来越少。20年前的微笑曲线，两端与中间价值产出的差别还在可忍受的幅度内，可能相差一两倍，20年后却到了5~7倍！中国以无数的打工仔、打工妹的青春和汗水，以不可再生的一次性能源和原材料消耗，以过度透支的环境恶化为代价，生产了全世界大约30%左右的商品，但是却只获得了全球同类商品价值五分之一的收益，实物产出份额与价值获得份额严重分离。如今，“微笑曲线”已经深深地凹下来了，微笑是欧美企业的，留给中国的只有苦笑。诚然，中国能获得一个“制造”的机会也是幸事，尽管从事单纯的加工制造环节，其利润微薄且缺乏技术含量，但这总比30年前被排斥在全球产业分工之外要强得多。很多中国企业的要求原本就不高——只要让我制造，我就会“微笑”。但随着中国各类资源的枯竭和环境的恶化，即使如此低要求的机会也已经越来越少了。中国离不开制造业。“中国制造”是宿命，是国家命运所在，100年后的中国也必须要制造。以中国目前的国情，有如此多的劳动人口和相对较低的产业水平，显然企业不可能像欧美那样只去从事技术研发和品牌渠道开发，而把加工制造环节甩给其他国家。中国所追求的，是让要素资源能合理地分布在产业链的前中后端各个位置，争取能更多分布在有较高附加值的技术与品牌端。中国不能不切实际地、超然地脱离开制造，但也不能只停留在低端的制造，这样持续下去的结局是很可怕的。资源、环境、劳动力这些要素是中国在产业链上博弈的本钱，本钱越多，竞争起来的底气也就越足。但必须看到，中国的煤、油、水等资源，按目前的消耗程度和技术水平，大约只能坚持30~50年。中国的“人口红利”差不多快用完了，10年之后低劳动成本优势不复存在。中国的环境约束也将成为不可逾越的瓶颈：有环保组织测算，以水、气污染为代价的环保代价已经占到我们GDP的5.8%左右。这就是说，再过30年，中国的环境资源面临枯竭，到那时想停留在产业链的底端都不可能，连苦笑的机会都没有了，恐怕就只能哭了！拉美化的噩梦可能在中国重演。为了摆脱困境，多年来中国企业也曾经做过很多尝试。开始时是用合资建厂来实现技术转移、引进品牌，结果是外方一旦合资实现盈利就要独资。而市场换技术也成了一厢情愿的泡影，结局是换来了落后的技术，反而丢了自己的市场。产品贸易、原料贸易、要素贸易、投资品贸易是国际贸易发展的递进阶段，中国目前处在前两个阶段，应迅速向更高级的要素贸易和投资品贸易过渡。并购欧美企业，就是在要素和投资品方面与发达国家相互融合，如果在20年前提出并购欧美实体企业、高端企业显然不现实，中国还没有条件，而今天这个条件已经逐渐具备了。首先是宏观条件的满足：中国经过了30年的高速发展，已经积累了一定的财富，现在中国是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之一，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中国的国际形象也较以前大为改观，特别是奥运会的召开，让西方国家对中国刮目相看。其次是微观条件的成熟：一部分中国企业在经过多年的市场磨练之后，自身的发展战略、运营管理能力、对现代企业制度的理解力等方面也达到了“走出去”的要求；人才方面，以数百万留学生为代表的海外人才，成就了海外并购的人力资源条件，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最大的支持。要破解中国制造业面临的困局，“走出去”势在必行。而当前经济危机的爆发，使得欧美企业有了迫切的融资需求，这就给中国企业提供了一个百年一遇的并购机会。应该抓住这个时机，大胆地“走出去”，去并购欧美国家优秀的实体企业，成为这些高技术公司的股东！500强的股东！资源类企业的股东！我们这里强调去并购以欧美国家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实体企业，并不排斥同时去收购其他国家的企业，从要素分布和路径选择上，“走出去”先从亚洲、非洲等国家开始是可行的。但要从根本上提升中国制造业的技术和品牌能力，唯有通过并购欧美企业得以解决，因为高端技术、品牌和渠道都掌握在欧美大企业手中。这里不提并购欧美国家金融企业，是因为这轮经济危机的病变根源就是在欧美的金融体系，由于金融企业的过度创新和政府的监管不力，使得金融企业的真实经营状况和价值让人难以把握，故以暂避为宜。但从中长期考虑，中国企业肯定要并购欧美金融企业，这是毫无疑问的。并购欧美实体企业是一种市场行为，绝不是广泛号召、搞群众运动大帮哄，一定是企业自身发展已提升到一定阶段，有了“走出去”的战略发展要求后再行实施的。此外，并购应该是基于企业法人股东的独立性决策，而非政府的大包大揽。中国现在的许多行业中都有了一批具备“走出去”条件的企业，这些企业都有对外并购的需求。这种并购开始并不是简单地去收购对方股权或全盘接管，而是先投资参股，成为目标企业有投票权的、善意的、建设性的股东，然后再逐渐地去深入影响它们。需要重点强调的一点是，我们所说的并购欧美实体企业，是一种以融合、结合、学习、提升为主要目的的投资行为，而非人们热衷谈论的海外“抄底”。“抄底”是一个财务投资或投机的概念，买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往外卖。而我们这里谈的并购，是相当长时间的持有，是要把中国的要素资源配置到更能获得长久战略利益的国际产业链中去，是为了与欧美最优秀的企业进行深度的产业层面的结合，以提升中国企业的产业水平，让中国的资源分布在整个产业链的各个部分。
并购欧美实体企业主要有三大类目标，一是资源类企业，二是技术类企业，三是品牌、渠道类企业首先是资源类企业。关于并购境外的资源类企业，目前在国内已取得较为一致的意见。作为制造业大国，资源短缺已成为中国的硬性约束。中国已成全球主要原材料和能源的“大买主”。在国际商品市场上出现的“中国买什么，什么贵”的现象，令我们不堪承受。故此中国应该从源头上去掌握资源，收购一些掌握资源的海外企业。不过最近也出现了一个苗头应该引起注意：许多大型国企在出海并购国外资源类企业时，都受到了所在国政府的“特别关注”，它们会对中国企业进行更为严格的审查，延长审批时间。所以中国企业应该在加强与目标方各层面沟通的同时，采取更加灵活务实的做法。第二个并购目标是技术类企业。现代制造业建立在现代高新技术发展的基础上，西方国家在这方面具有明显的先发优势。如计算机、通信设备、精密仪器、制药业等，西方国家已经过长期积累和大量投入，在技术上遥遥领先，且修筑了知识产权等壁垒，让后来发展起来的国家很难追上(除非另起炉灶，否则基本不可能赶上)。比如，美国前100强企业的技术、专利、品牌等无形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已超过70%！而考虑到文化、机制、体制和投入等因素，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差距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如何来缩小这种差距？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去收购对方企业的股权。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是权益的自由流动，我们可以通过购买股权来进入对方企业体内，一方面去分享目标企业的利润，另一方面是引导它们转让技术，缩小彼此间差距。第三个目标是西方国家的品牌和渠道类企业。品牌和渠道是西方国家企业的又一竞争利器，欧美企业经过长期的品牌培养和渠道渗透，已在市场中赚得盆满钵满。故此，中国企业应该充分利用此次经济危机，在西方国家市场出现消费不振的时候，大力去收购欧美真正有价值的品牌和渠道企业。中国企业应该意识到，产品的品牌是一种有很高价值的市场资源，它是消费者用钞票投选出来的胜利者，销售渠道也是如此，并且它们共同影响着市场的消费趋势。过去的世界消费趋势多是由美国人引导的，今后中国人可能对消费趋势有更多的影响。国内的收购主体主要包括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混合体制企业三类。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相比，具有资金实力强、容易获得政府和银行支持等优势；但它也具有明显的缺点，如决策慢、激励约束不足、人才不足、在国外并购阻力较大等。有些国有企业如中国铝业、中钢集团等，前段时期就积极进行跨国并购，受到了全球市场的瞩目；但国内多数有实力的国企都还没有行动起来，许多国企日子过得较舒适，经营作风上偏向于稳健，即使有机会也不愿外出并购。对这类企业，政府应该出台相应措施，鼓励和激励它们出去，作为“共和国长子”，大型国企在事关国运的大事上应走在前面，这也是推动国企深化改革的重要契机。针对国企的现实状况，应充分利用好PE(Private Equity，PE)在国企并购中的作用。PE是我国一个新型的集合投资模式，它具有传统企业所不具备的制度优势，目前正逐渐成为一支极其重要的市场化投资力量。中国目前运作较好的PE都具有境外资本背景，利用好PE可以有效推动国有企业“走出去”并购。弘毅投资携手中联重科收购意大利CIFA公司(Compagnia Italiana Forme Acciaio S.P.A.)就是一个成功案例。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相比，处于资金少、受扶持也少的劣势地位。但民营企业也有明显的优势：如产权清晰、机制灵活、决策快、在国外收购的阻力小等。民营企业的嗅觉十分灵敏，早就意识到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并购契机，目前已有许多民营企业远征欧美，去寻找适合的投资对象。但民营企业有个最大劣势就是资金实力严重不足，对此政府应该积极扶持，帮助民营企业迈出“走出去”的步伐。实际运作中，要引导、组织中国的实体企业与金融企业合作，组成联合体“同船出海”。实体企业与金融企业对投资对象的关注点有所不同：前者往往注重与标的企业进行战略合作以提升自身价值，对短期财务收益看得相对较轻；而后者则恰恰相反，金融企业在投资中更注重目标企业的财务回报。因而投资中如将这两类企业结合，组成收购联合体，可以起到取长补短、规避风险、在利益上各取所需的效果。目前，中投和几大保险公司等金融企业都有合作投资的可能。要鼓励投资银行、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相应中介机构积极介入，认真研究欧美国情、企业和行业走势，特别是研究欧美法律、劳工等方面的阻力如何化解，为企业的海外并购提供必要支持。并购欧美实体企业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新阶段，是事关国运的一次大跨越，是一个重大的国家工程。需要政治家的远见、企业家的胆识和投资家的经验相结合，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整合资源，并购欧美实体企业的股权，以全面提升中国制造业的水平，使中国的要素资源能比较合理地分布在产业链的各个部分。并购欧美实体企业，使我国的巨额外汇储备多了一个操作得当可以长久受益的投资渠道。本次经济危机病因主要在欧美的金融体系上，故金融股权不确定性极大，而欧美实体企业总体是健康的，水分不大。如果未来五到十年我国有一万亿美元的外汇进入欧美实体企业，对提升我国的战略实力将产生深远影响。并购欧美实体企业是个中长期战略性操作，可能需要十至三十年，早晚要做，但眼前是最好的时机。由于欧美市场的金融系统发生瘫痪，股市正处于恐慌性抛售阶段；实体企业的资金链断裂，纷纷陷入危机，股价巨幅下跌，出海入市显现出百年一遇的时点。未来一到两年是黄金时段，故企业应抓住时机，迅速启动。中国可以承受个案的无数次失败，但无法承受战略性的贻误。当然，客观上我国很多企业目前自身的日子也很难过，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我们“走出去”的难度。但与国外企业相比，我们企业的困难少得多，优势也明显得多。这就需要政府的大力倡导与支持，帮助企业挺过难关，抓住机会，乘势一跃，通过并购迅速缩小我们与欧美领先企业的距离，大幅度提升我国制造业的水平。政府的政策支持是中国企业“走出去”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看到商务部在3月中旬发布的《境外投资管理办法》(简称《办法》)后，我感到这是中国政府支持企业海外并购的最好表态。《办法》对海外并购的支持力度之大，条款之宽松，令人振奋。相信其他配套政策也会很快出台。在危机与机遇共同来临之际，中国如能上下一心，何坚不克！何事不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