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四、拉美陷阱与美国受到的挑战“拉美陷阱”和“拉美化”是中国经济改革中的一个热门话题。因为中国和拉美许多国家一样，都从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转型，都在搞吸引外资政策，走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也一度成为中国经济的必修课。中国也一度出现中等收入人口比例少、失业人口较多、贫困和绝对贫困人口较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通货膨胀严重、金融潜伏危机等现象。一方面是经济有所增长，另一方面是社会发展趋缓；一方面是社会有所富裕，另一方面是贫困人口反而增加；一方面是现代化有所进展，另一方面是在其总人口中有相当规模的人口却享受不到现代化的成果，这种情况，也就是经济专家们所说的“拉美陷阱”。在整个80年代，拉美的经济增长建立在外国直接投资（FDI）基础之上。据美洲开发银行统计，从1990—1994年，公共部门从694家公司的出售中获得了590亿美元收入，几乎比所有实行私有化的发展中国家该项收入1040亿美元的一半还多。如果从1990年算起，截至1996年，82417亿美元的私有化收入几乎占实行私有化国家收入的53%；1997年和1998年，该项收入为71058亿美元，占618%；1999年，该项收入为230亿美元，占54%。拉美在整个90年代的私有化收入占所有不发达国家私有化收入的56%。这些数据可以说明为什么在结构性的经济改革中，拉美是新兴市场地区中私有化和国际化比例最高的地区。|www.aihuau.com|6但是，该地区来自直接融资FDI的收入并不意味着货币流量的增加。截至1998年，超过40%的FDI是来自并购的收入，而这些并购仅仅意味着所有权的转移，并且主要还是流向跨国公司。从格兰德河到麦哲伦海峡，所有国家的真实情况是，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界限越来越多地被改变，大部分国家变得依赖私有经济和国际市场。统计资料显示，结构调整导致失业率升高，社会不安全感增大。从1980—2003年的20多年里，拉美国家失业率长期上升。债务危机中的1983年失业水平上升了84%，墨西哥比索贬值后的1996年达到了最高值79%，在亚洲金融危机时又达到了更高值89%。从同一角度来比较，平均失业率在2001年、2002年和2003年分别达到了极高的92%、93%和107%。甚至在该地区经济增速达到55%的2004年，失业率也仅仅是在经济活动人口中下降了10%。也有学者认为拉美化是伪命题，外资其实对拉美各国的发展起着良好的作用，拉美的问题只是利用外资的方式不当造成的严重后果。中国这样以吸收直接投资为主的利用外资方式，不存在这样的危险。孰是孰非姑且不论，但有一点毋庸置疑，照搬西方开出的经济改革药方，不顾本国实践的需要，拉丁美洲的改革都证明这是一种饮鸩止渴的“发展”，是必然要失败的，拉美国家也在反省中开始了21世纪的自主经济之路。对于“经济拉美化”和“拉美陷阱”， 有一点被大多数经济学家所忽视，那就是发生金融危机的拉美富国都是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危机频繁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荷兰病”的困扰。所谓“荷兰病”要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在那以前，荷兰是一个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化国家，后来，荷兰在北海开发出了新的天然气资源。当时的两次石油冲击导致油价上升，却给荷兰带来了意外的收入。但情况似乎对荷兰不利，因为荷兰越是增加天然气的生产，其生产出口产品的制造业就越是萧条。由于天然气生产的迅速发展，工资和利润大幅攀升，挤压了传统制造业的人力和资本，使得传统制造业的成本上升，传统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就逐渐丧失了。经济学家把这种现象叫做“荷兰病”，又被称为“资源诅咒”。荷兰病就是拉丁美洲不能免疫的富贵病。除了拉丁美洲的足球运动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外，拉丁美洲其实还拥有丰富的能源。目前已探明的石油储备量为1170亿桶，占世界石油总储量的12%左右，仅次于中东居世界第二位。近年来，随着勘探技术的发展，除了墨西哥和委内瑞拉，巴西的石油蕴藏量大增，哥伦比亚和玻利维亚等国又发现了油气田，拉美的资源优势倍增。 墨西哥是拉美第一大石油生产国，日产原油700多万桶，石油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40%。委内瑞拉是仅次于墨西哥的拉美第二大石油生产国，世界第五大石油出口国，石油和重油储量合计315082亿桶，包括重油在内的石油总储量已超过沙特阿拉伯，居世界第一。石油收入占委内瑞拉出口收入的80%以上。此外，石油和天然气也是秘鲁、玻利维亚等拉美国家的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 拉美国家70年代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就是得益于1973年和1976年的两次石油危机导致的石油价格上涨。但是，拉美国家由此都不同程度地患上了“荷兰病”。荷兰病导致资源产业在繁荣时期的膨胀，往往以牺牲其他行业发展为代价——高素质的劳动力和资本被吸走，出口高额赢利使货币升值，从而削弱了出口行业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货币升值就相当于在与美元投机资本的博弈中，毫无战胜的可能——升值预期造成的投机冲击最终会导致短期外债剧增，而升值造成的出口下降又会造成经常项目的平衡更加不稳定，稍有风吹草动，资本外逃，繁荣就会结束，经济增长就会崩溃。在拉美国家的对外贸易中石油出口占主导地位，随着美元操纵下的能源价格的波动，国际收支平衡失调的情况日益严峻。一旦油价下跌或者美元走强（美元升值也就意味着油价下跌），短长期的外债偿付压力就是前面讲的多次债务危机的根源。过分依赖石油收入来发展其他工业部门，使得拉美宏观经济在世界原油价格波动频繁的市场条件下变得十分脆弱。比如1981年国际市场石油价格连续下跌，墨西哥经济随之陷入困境，经济发展计划和目标全面受挫，外贸赤字和外债都难以弥补，最后引发债务危机，并出现1983年的债务危机和1994年的比索崩溃。在新自由主义的误导下，拉美国家的石油资源都由西方资本控制，能源收入的绝大部分被西方国家拿走。然而，新自由主义的式微和民心思变，促使拉美国家左派逐渐掌握政权。委内瑞拉等拉美地区的能源大国力图摆脱美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控制，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民族经济。为了收回能源所有权，玻利维亚等国宣布资源国有化，巴西等经济较发达、对外经济交往也多的国家不但卖原油，还进行精加工，赚取更多的利润。拉美国家的石油等能源产量不断增加，出口量也直线上升，这让拉美能源在全球的分量越来越重，欧洲、美国以及中国加紧了在拉美地区的石油争夺。 随着拉美国家的影响力开始加大，特别是在因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而大受影响的中南美，开始建立起平民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政权，中南美左派国家领导人的反美路线已经进入有组织的阶段。2007年，拉美10个国家大选，当选总统中有7个是“反美”的，至少是美国看不顺眼的。拉美国家还不顾美国的反对，同阿拉伯国家举行了44国领导人会议，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组织了“反美联盟”活动。2007年在智利圣地亚哥，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等左派首脑们召开“人民首脑会谈”讨论了反美和地区协助问题，而巴西、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等新兴能源强国正计划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拉开距离。中南美7个国家首脑计划还公开出台南美银行。种种迹象都说明拉美诸多国家都在力图摆脱美国的控制，要求摆脱“主从关系”或“顺从关系”，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但是美国对拉美并没有放松控制，相反对某些国家还加大了干涉力度。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就指责美国发动了针对他的未遂政变，委内瑞拉驻美国大使馆是“反查大本营”。
为了阻止卢拉当选巴西总统，美国借巴西金融市场动荡之机大肆造势，将金融风险全部归咎于卢拉的高支持率。在卢拉高票当选后，又伸出“橄榄枝”，企图将巴西拉入西方控制之内。对红色古巴，美国更是如鲠在喉，尽管前总统卡特对古巴进行了破冰之旅，但是美国对古巴的强硬封锁政策却没有根本改变。有专家指出，由于门罗主义，20世纪初期美国支援中南美的独裁者，随着左派力量重新掌权，这种影响力已经成为历史。拉丁美洲的领导人也从文人统治到军人统治再回到文人统治的循环中。美国《时代》周刊也认为，美国为了拥有中南美霸权而维持两个多世纪的“门罗主义”已经完全消失了。一言以蔽之，出于经济殖民和地缘政治的需要，美国企图打造一个“顺从的后院”仍然是其对拉美政策的核心。“拉美陷阱”出现的过分贫富分化、频繁经济危机、政权更迭和社会失范为特征的整体性危机，很大一部分应该归因于拉美的石油战略的失误而导致的荷兰病现象；政治上的频繁的军事政变和政权更迭，则是美国控制其后院的拉美战略使然，亦即是其门罗主义的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