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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4月，我在上海位于松江大学城的上海外国语学院作职业演讲，当时来的同学真的是多，里三层外三层，最后我让一些同学索性坐在前面的讲台上。我知道很多同学来听我的讲座，不见得是我多么有名，不见得是大家知道我多么有水平，简单的原因是现在类似于松江这样的大学城，来一个稍微像样一点的演讲者太不容易了，而大学生能找到的可以去的场所也太少了，因此偶然如我的到来就享受了熊猫般的待遇。而这不只是上外，在我去的上海、广州、武汉、北京、成都等拥有大学城的地方，这种地方的学生的封闭与隔绝特性是共同的。不幸的是，我的母校南京大学、西南政法大学甚至北京大学都不能免俗。独生子女一代的大学生本来就已经在家庭中很少承担社会任务，家长很少让他们做事情，大学如果在城市，那么出门上街与兼职工作实习还比较容易，接触真实社会还容易一点，到了郊区则几乎完全隔绝，城外的社区也基本不是农田就是稀疏的农户，很难再与外界沟通往来。在大学城，不要说外面的讲员与活动组织者不容易去，就是他们自己学校的老师也不愿意在这个地方久留，很多人都是讲完课赶紧溜，如果说在城里的校区还有老师拖堂现象，那么很多大学城里的学生想让老师拖堂都难，要得老师辅导更难。大学城里的学生被隔绝着培养到毕业，再突然投入社会，其不适应性自然可以想见。世界上说到大学城，大多是一个大学与一个大小不等的城市自然交错而成，而如我们这样隔绝化的大学城真正就和大规模圈养猪的养猪场一般。再者大学城原来的构想与在扩招的同时加强资源共享的设计有关，实际的结果是扩也扩了，但是图书馆、实验室、食堂、文体活动资源的共享基本没有实现，还是各自为政。而教育部门对学校评估的时候把体量、建筑面积作为考评重要指标，加剧了占地办校的理念，实际上对于大多数学校来说，这样的大学城校区越大，把有限的教育资源分散得越严重，学生中低社会化学生的比重越大，可能恰恰意味着它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学生的能力越弱。我们本为成龙成凤之想而来，而这样的方法恰恰增加了成鸡成猪的现实。话是难听，不幸的是现实就是那么残酷。到今天这个地步，我的意见是要在大学城周围充分地发展功能错置不一的社区，因为大学城的吸引力，发展出这样的社区的条件还是有的，可千万别再继续不断地把那么年轻有为的大学生关在封闭的大学城里圈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