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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企工作的MBA毕业生大多会有这样一种感觉：过去在课堂上所学的那些东西在平常工作中大多用不上，而真正发挥作用的大都是靠自己摸索出来的经验。比如，正规的MBA教育从来没有教过他们如何应对企业家族化,将“皇亲国戚”淘汰出局；如何面对老板干涉职业经理人的权力；如何对付企业内的“暗规则”；如何将企业虚假的管理体系废除后重新建立。这些东西在MBA教学课堂上根本学不到，只能靠自己在工作中摸索。MBA首创于美国，立足于工业革命200多年后的西方社会，教材编制及课程设置完全建立在成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基础上；而中国各大学几乎是原封不动地移植过来，却忘记了一个简单的事实——中国大部分民企的管理水平只相当于19世纪工业革命之后欧洲企业的那种状况。就像民主议会和政党政治不适用于当代中国一样，MBA的教学内容也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中国企业的发展现状，其课程设置根本没有结合中国民营企业的实际情况。此外，中国各大学教授与欧美国家的不同。欧美国家是一种开放的教学体制，MBA教授大都在大型跨国集团担任过经理人或管理顾问，经济学教授也大都有着政府经济部门或银行证券机构的实际工作经历，都是理论加实践型。比如，美国管理学之父泰勒19岁进入一家工厂当学徒，22岁进入费城一家钢铁公司当技工，后来提升为工长、总技师，28岁时担任这家钢铁公司的总工程师；美国当代著名的管理学家斯蒂芬8226;P8226;罗宾斯博士曾长期就职于美国壳牌石油公司和雷诺金属公司；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巴纳德1909年离开哈佛大学后进入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工作，后来担任美国新泽西贝尔公司总经理直到退休；法国著名管理学家法约尔1860年从矿业学校毕业之后，就进入法国一个煤炭公司当了30多年经理，到75岁时才发表了他的划时代名著——《工业管理和一般管理》。他们能够讲出企业家们最渴望了解的“企业内部业务运作程序、流程重组、管理架构变革、去家族化具体方法、ISO9000重新整改”等企业内操作应用的具体问题。而中国MBA教授大都与市场隔绝：教“市场营销”的没有在企业担任过营销总监；教“人力资源”的没有在企业担任过人事部经理；教“财务管理”的没有在企业担任过财务副总。从来没有听说过北京大学某位工商管理教授曾经在海尔集团担任过5年分公司总经理，或复旦大学某位经济学教授曾经参加过国家“八五计划”、“2004年中国农村经济政策”的制定工作。中国的大学教授总是百分之百的纯理论型。在课堂上，他们侃侃而谈一些理论和概念，却回答不了学生们提出的诸如“如何解除一个经常违反公司政策，但又掌握了大量客户资源的资深营销副总经理的职务”之类的棘手问题。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民企治理专家曾水良、李华刚认为，时下中国各大学的MBA教学中，大都讲的是一些诸如通用、松下、IBM和海尔等成功企业的案例，没有一家大学讲述过中国普通民营企业管理变革案例和变革之路。而我们不要忘了一个事实：占中国企业总数98%以上的是普通中小型民营企业，中国经济总量的一大半和国家财政税收的一大半是由它们创造的。它们还创造了中国劳动力市场90%以上的就业机会。曾有国内一些著名高校的MBA课堂专门请来哈佛商学院教授讲授国外成功的企业管理案例，往往是授者慷慨激昂，而听者昏昏欲睡。因为他们觉得所讲授的内容与中国企业的实际大相径庭。于是，这种授讲课方式如今已不再风光。不要认为国外企业的成功管理经验能够适合中国企业。2004年倒闭的中国最大民营企业——德隆集团，其内部管理人员大部分都是海归派，运作手法大、理想主义强，但企业照样破产。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民企治理专家曾水良、李华刚认为，解决中国民企的管理弊端，必须立足于企业内部实际操作，解决企业具体问题；必须立足于中国本土，用适合中国国情的办法加以处理。而现在的MBA教学不可能提供现成的答案。无论是哈佛商学院、剑桥大学院还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MBA课堂上，都无法真正提供解决普通中国中小民企存在问题的有效答案。在中国本土改革民营企业，不能像松沪会战那样采用正规战打法，必须采用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之类的土八路打法，这类打法往往让日本军队心惊胆颤、谈虎色变。国民党军队中的很多将军都是黄埔军校、西点军校和慕尼黑军事学院的高材生，言必称“克劳塞维茨”，但却打不过延安窑洞里钻出来的土八路。800万美式装备军队在土八路面前不堪一击。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民企研究中心民企治理专家曾水良、李华刚认为，在当代中国本土企业中，“土八路”战法远胜于西点军校战法，因为它紧贴中国民企的实际情况。本书所讲述的就是MBA中的“土八路”战法，讲授的是没有任何一个经济学和MBA教授能讲明白的“中国民企改革实际战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