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贷离倒闭还有多远 《晋商之死》晋人为什么走西口?(4)



那些走西口的人们,擦干离别时的眼泪,“观凶机,审国变,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货,以知其市之贾”,“服牛辂马,以周四方,料多少,求贵贱”。寒来暑往,蜿蜒而行,栉风沐雨,披星戴月。马蹄声声,压平了苍莽的雪原,铃声悠悠,敲碎了孤寂的时空。林海无言,霜雪扑面而来;时间无声,背影悄然而去。坎坎坷坷的脚印,失落在杂乱的石砾间,重重叠叠;浮浮沉沉的音容,定格在历史的画卷上,明明暗暗。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是撑托丝绸之路的天地;“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是唤醒丝绸之路的生灵。驼铃传响,踏破了荒凉;雁叫长空,拂拭着寂寞。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无悔跨鞍马,一曲唱苍凉。

这些外出谋生者,有的仅仅解决了他们的糊口问题,有的连糊口也未能很好地解决,而落得个全家长期无法团圆,甚至死在他乡异土。但是相当数量的外出谋生者却在贩卖活动中发了财,有的由贫苦人变成了小康之家,有的则爆发成为富翁。忻县人陈吉昌,生于1831年,“幼贫乏,十四岁徒步如归化,时忻人业商者多在归化。先生至,依乡戚。初习当业,继而入运货店。与人交一依笃诚,代运屯寄,事隔数年毫无少误,以故各省商贩,皆乐就之,先生业日以起,且名于时”,以后又结交地方官吏,与美、俄、法、意等国商人往来,生意发展、成为当时的名商。太谷县北恍村曹家,是清代直到民国年间的著名商业世家。其发家的始祖是明末清初的曹三喜。曹三喜因家庭生计困难,随人到了三座塔(今辽宁朝阳县),这里是明王朝的边防屯卫地。开始是租地种菜,以后与当地人合伙种大豆磨豆腐,又以豆渣养猪。精打细算,生意日渐发展,有时也做小量囤积居奇,盈利一天天增加。合伙人便提出分家各自经营。分别经营以后,当地的那位合伙人不善管理,日渐衰落,以至无法维持,而曹三喜的生意却日益发展,收购了原合伙人的破产作坊,继续经营豆腐和养猪,以后利用贱价收购高梁酿酒,开设杂货业,随着三座塔人口增加,曹家生意日兴月旺。至清光绪年间,清政府在三座塔设置了朝阳县。当地流传“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此时曹家生意已由朝阳发展到赤峰,凌源、建昌、沈阳、锦州、四平等地,经营范围由豆腐、养猪、酿酒、杂货发展到典当、日用百货等。极盛时,曹家的商号遍及东北、华北、西北及华中各大城市,并远设蒙古和俄国的西伯利亚、莫斯科。资本总额达到白银一千万两.传世二十四代,历经三百余年。祁县乔家堡“乔在中堂”,是清乾隆年间由乔贵发开始发富的。乔贵发原系一贫苦农民,因生活所迫,与盟兄弟徐沟县大常村秦某相偕于1736年(乾隆元年)离乡背井,到了内蒙古萨拉齐厅老官营村,在一家吴姓的当铺当了伙计。十余年后,多少有点积蓄,便转到包头西脑包开了一个草料输,并经营豆腐、豆芽、烧饼、切面以及零星杂货,并无商号牌子。1755年(乾隆二十年)农业丰收,粮价低落,便大量买进黄豆,准备做豆腐,恰该年豆价骤涨,他们卖豆盈利更多,便挂出了“广盛公”的牌子,以后改“复盛公”。随着包头的发展,复盛公营业旺盛,派生出了复盛西、复盛全、复盛油房、复盛菜园、复盛西店(客栈)、复盛西面店等等。其经营项目包括粮食、布匹、绸缎、烟酒、蔬菜、皮毛、铁水、洗染、旅馆、当铺、钱店、票号等等,并且还发行了纸币。以后又在归化城设立通和店、大德店、德兴店、德兴长等经营粮食;设大广顺恒、晋泉源、德中庸经营钱庄;设立通顺店经营皮毛、百货;设立大德通,经营票号。乔家商业最盛时广设于北京、太原、太谷、祁县、西安、兰州、南京、上海、杭州、汉口、广州、沈阳、哈尔滨、张家口等地,全部资产约在白银一千万两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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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综述可见,山西人远足经商,实在是面对现实的双重无奈:考学考不上,当不了官做不了仕;地穷不养人,想安逸地生活,老天不给条件。怎么办?人总是要活的。怎么活?此处不留爷,爷奔他乡去。

那些出走后历经千辛万苦而发财衣锦还乡的人,又成了乡里众族所望,正所谓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于是乎,以至“相偕出奔,亲朋引进,”正如开篇所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既然有条路可以光宗耀祖,为何不一起去?

前面提到,山西人因为考学难、生活难需要外出谋生。那么,到哪里去呢?普天下之大,何处是归宿?正所谓天无绝人之路。历史此时推出了一个人,他就是内蒙古草原阿拉坦汗。

元朝灭亡之后,以元惠宗(顺帝)妥欢帖睦尔为首的蒙古部众被迫退到上都(今多伦县西北正蓝旗东上都河北岸),史称“北元”。自此蒙古封建主和明朝在中国北方长期对峙,蒙古各部之间亦纷争不断。历经170多年的风云变幻,成吉思汗第十七代孙阿拉坦汗(俺答)占据了河套地区。

阿拉坦汗是一位贤达开明的有作为的统治者,为发展地区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他积极主张改善与明朝的关系,实现通货互市,并多次派使者与明朝谈判;可是明朝嘉靖皇帝一次一次拒绝阿拉坦汗的诚意,并杀害使者。蒙古人民不能长期忍受“鬓无釜”的艰难生活,最后导致阿拉坦汗不得不和明朝兵戎相见,率蒙古铁骑旋风般穿越草原,包围了京畿重地,迫使明朝不得不作出妥协,于隆庆五年(公元1751年),与阿拉坦汗在大同签订了“隆庆和议”,实现了北元与明朝间的通货互市,在边镇建立交易市场。蒙古以自己的马匹、皮毛换取内地的铁锅、粮食,茶叶和布匹,以满足蒙古族的生活需要,亦补充明政府的军马来源。参与当时谈判的徐渭曾赋诗道:“千里赤兔匿宛城,一只黄羊奉老营,自古著棋嫌尽杀,大家和气免输赢。”当时通关互市之处,辽东方面有:镇北关、广顺关、抚顺、义州、新安关、镇安关、大福堡、大康堡等;大同山西方面有:喜逢口、黑峪关、张家口、得胜堡、杀胡堡(即杀虎口)、新平堡、守口堡、水泉营等;延绥宁夏方面有;红山敦、清水营、平虏厂、中卫厂等等关口。”仅明代九达三军马匹数,即可想见这个市场上的交易规模。

此时,我们来聚焦一个地方,一个晋商无法忘记、现代人畅想的地方—— 西口。

西口位于山西、内蒙交界处的右玉县,它实际上是长城上的一道关隘,真正的名字叫杀虎口。

在明代时,为了防止蒙古骑兵南下,这里曾驻扎了大量军队。明朝和蒙古部族关系缓和之后,它又被开辟为双方贸易的市场。这里成为山西人进入西北地区的门户。由于来往的客商很多,甚至造成了这个地方一度的商业繁荣。长久以来,提起右玉县,没名,一提起杀虎口来,叫小北京,有名。

我们从整个中国的角度打量山西所处的地理位置与他的周围环境,就会发现,山西北依长城,与内外蒙古游牧民族地区接壤,南则与中原广大农业地区连成一体,就这样,山西成为畜牧业区和农业、手工业区的中间地带。我们知道,中原生产和生活离不开耕牛、皮毛,特别是战争中要使用大量的优质的军马,而这些是蒙古草原的“特产”。而蒙古族人民生活所需要的的衣、食、日用品,则主要依赖于内地汉民族的农业和手工业。你有我需,双方都有交流的实际需求与行动,山西,自然成了这种相互物资交流的要冲。虽然在漫长的历史中,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和中原汉民族的政权打打杀杀,一会好的要命,一会儿杀的红了眼睛,双方时分时合,对南北物资交流干扰很大,但无论在和平状态还是战争状态,双方的物资交流不论是公开合法地进行,还是隐蔽非法地进行,始终未能停止,因为无论生活与战争,都离不开物资,而部分物资只有交流才能获得。山西人,因为有它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自然成了这种南北物资交换的中介人。汉初,山西人已经与匈奴在长城脚下互市。《汉书》记载:“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汉使马邑人聂翁壹,间阑出物,与匈奴交易。”三国时,“鲜卑酋长曾至贡献,并求通市,曹操表之为王。鲜卑之人尝诣并州互市”。宋代以山西为边防,北宋与辽的关系是比较紧张的,但贸易并未中断,当时,不仅在并州有交易市场,并州西边“合河(今兴县)保德皆临河,夏人西来,辽兵南下,聚于麟(州)府(谷)二州界上,对渡之台河、保德当冲受敌,征调无时。辽夏皆利于互市,时以此为控御之道。互市以缯帛缔,易驼马牛羊、玉、毡、毯、甘草;以香药、瓷漆器、姜、桂等物,易密蜡、麝脐、毛褐原、羚角、硇沙、柴胡、徒蓉、红花、翎毛。非官市者,听其与民交易。”其间,并州知府虽曾秦诸“禁边民无得私相贸易,而私贩不能止”为什么私贩不能止?有暴利啊!和现在的走私是一个道理。后来蒙古族入主中原,建立元朝,中华一统,这种物资交流的商业活动自然更是具备了良好的政策人文环境。 直到隆庆五年(公元1751年),明政府与阿拉坦汗在大同签订了“隆庆和议”。

天时、地理、人和,历史在这里终于交汇出了一个让山西人奔向辉煌的轨迹:明代中期,由于土地兼并,赋役加重,政治腐败,再加上北部鞑靼和南部倭寇的侵扰,连年战事不断,人民群众忍受不了残酷的剥削和压迫,纷纷向外逃亡。到开顺(明英宗朱祁镇年号)末年(约1464年),从山西和河南逃到荆襄地区的流民就多达 150多万。明朝与阿拉坦汗签订协议通货互市后,无异给晋陕冀边民打通了一条生命通道。许多穷苦边民,以及一些“行事民事罪犯或犯罪嫌疑人”,为逃生或避难,纷纷越过长城,到“口外”广阔的蒙古草地上谋求生存。聪明的阿拉坦汗出于为我所用、发展地方经济的目的,便敞开胸怀接纳了他们,给他们提供土地和毡帐、耕畜和牛羊,让他们从事农牧业生产或铁匠、木匠、毛匠等手工业劳动。由此揭开了晋陕冀边民“走西口”的序幕。后来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个皇帝,先后出兵平定西北叛乱,杀虎口又成了供应大军粮草的后勤基地。所以这一带来往的客商很多,最终造成了这个地方一度的商业繁荣。一部分人走西口,就是为了适应这种要求,到口外去发展商业,发展贸易,以至于后来的票号建立。所以,西口之外的异地他乡,反倒成了晋商的发祥地。

元明通货互市的同时,通过蒙古草原的中俄商路也有大量物资交流。

 晋商贷离倒闭还有多远 《晋商之死》晋人为什么走西口?(4)
17世纪的中国朝廷心中只有“天下”,不懂外交,且拒绝贸易。1693年俄国使团到京时,对俄国知之甚少的大清政府在《大清历朝实录》中只能含糊地说俄国“过吐鲁番,即鄂罗斯之境。闻其国辽阔,有二万里。”俄国使团来京,中方将其称为“外藩朝贡”。 俄国使团在提出关于边界纠纷和在华建立东正教堂的诉求外,主要向清廷提出:请派商人到莫斯科,可带白银购买任何货物;请派中国人携带各种货物到俄罗斯进行贸易。这是国与国互利通商的邀请。1694年2月5日,清廷理藩院答复道:“……举世皆知四夷向中国上表进贡请求通商,但中国向无遣使四夷通商之必要。此举应无庸议。”第一个使团兼商队回到莫斯科,康熙皇帝的赠品引起朝野轰动,彼得大帝三次出席中国赠品展示的聚会。于是,先在尼布楚,不久就转到交通更便捷的恰克图,俄罗斯方面出资兴建客栈,打造商埠。时隔不久,边境中国一侧,中国商人自己掏钱买地,由民间盖起了与其规模相当的贸易区——“买卖城”。两国的市场毗邻,设木栅栏为界。中俄第一批边境口岸出现了。1777年一年,俄方征收进口货税超过48万卢布。1819年(嘉庆二十四年),由恰克图输往俄罗斯的茶叶价值500万~600万卢布。1839年达到800万卢布。俄国商人将茶叶转手到下诺夫哥罗德,即卖得1800万卢布。草原茶路上的第二宗商品大黄,在18世纪30年代进入恰克图的价格是1普特12~15卢布,转手到欧洲售价110卢布。这一时期俄罗斯政府垄断大黄生意,每年大黄的商业利润维持在15万卢布上下。1749年恰克图贸易总额304万卢布, 1850 年即达到1380 万卢布。1840 年~1860年,对华贸易占到了俄国对外贸易的60%。中方每年贸易顺差在100万~200万卢布上下徘徊。大约在1845-1847年以前,平均每年从这里输走茶叶四万箱左右,1852年却达175,000箱。1699年,俄国从中国进口烟草3000吨,次年为5000吨,第三年为6000吨。俄罗斯政府在西伯利亚开办了制烟厂,加工中国烟草。供需问题解决了,钱也赚了。中俄贸易前期,俄国对华出口主要是皮毛,西伯利亚农业发展起来后加上粮食。这两项占了总出口的80%~90%。19世纪俄国皮毛出口降至28%,取而代之的是轻工业产品,主要是毛呢等纺织品。19世纪新增的100多家毛纺厂的产品全部销往中国。时任莫斯科民政总督的谢尼亚温这样说:“西伯利亚的繁荣和我国工业的发展特别是莫斯科纺织业的兴盛,主要依赖于恰克图的贸易。”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丝绸和棉布进入俄国数量被削减。19世纪西伯利亚的一位总督斯波兰斯基说:“俄国需要中国丝织品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棉布差不多也要结束了,剩下的是茶叶!茶叶!还是茶叶!” 1853年,因太平天国运动截断茶产区与北方的商路,运往恰克图的茶叶仅5万箱。以后,很快恢复,运往恰克图供应1855年集市的茶叶不下112000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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